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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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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些小人物怎么活着和怎么死的,来说明那些年代的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看了《茶馆》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幸福的,应当鼓起革命干劲,在一切的事业上工作上争取跃进,大跃进!138他当时这样写,可能一是怕有人看了《茶馆》挑眼找茬,二是怕因此给自己惹出不必要的麻烦是非。尽管老舍事先做足了舆论铺垫,但随着大跃进的火热程度不断上升,流露了“今不如昔”和“怀旧”情绪,“影射公私合营”、“反对社会主义”的《茶馆》,就显得不合时宜了。1958年7月10日,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越级跑到“人艺”召开党组会,说话很严厉,整整批了一上午。他说:“《茶馆》第一幕为什么搞得那么红火热闹?第二幕逮学生为什么不让群众多一些并显示出反抗的力量?”并提出警告,“一个剧院的风格首先是政治风格,其次才是艺术风格,离开政治风格讲艺术风格就要犯错误。”139

  心灵的困惑与艺术的挣扎(1957—1966)(5)

  好友罗常培病逝,老舍在悲痛之余写了《悼念罗常培先生》一文。他在文中仍不忘检讨自己的思想,他以为他们所重视的独立不倚的精神,在旧社会的好处是能使他们“不至于利欲熏心,去趟混水。”可它也有“孤高自赏,轻视政治”的毛玻这个代价就是因为不关心政治而带来的“在革命时代里,我们犯了错误——只有些爱国心,而不认识革命道路。细想起来,我们的独立不倚不过是独善其身,但求无过而已。我们的四面不靠,来自黑白不完全分明。我们总想远远躲开黑暗势力,而躲不开,可又不敢亲近革命。直到革命成功,我们才明白救了我们的是革命,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独立不倚!此时的老舍,不知是真的有点搞明白有什么是政治了,还是在由衷感叹自己“多年来养成的思想习惯”依然根深蒂固地“阻碍着我们的思想跃进。”140反正,等到1964年,老舍对悲剧的思想认识已经“进步”到干脆表明,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就是不能有悲剧发生。他直截了否定了自己,“在我们的社会里,对于人民内部矛盾,……要通过批评、通过思想改造,达到团结,使它不成为悲剧。”141事实上,就“鸣放”时期老舍的思想而言,也是有理由被人当成引出洞的“蛇”抓住的。除了有《猫城记》的“前科”,有《茶馆》的“现行”,更有“祸由口出”142的言论。而且,论资格其言其行绝不比哪个后来他所批判的右派差。只是至今仍弄不清楚,老舍何以能躲过“反右”。可能在那个时候,“上面”就有人干预了。坊间的口传版本是,周恩来在“反右”中点名保住了老舍,可惜没有任何文献史料可以提供证据。
  1957年1月,老舍在《人民中国》用英文发表《自由和作家》,这是他自由的文艺思想在建国后难得一见的“大暴露”。他提出“一个作家应该在他想写的内容上有充分的自由。……应该允许一位作家用他选择的方式写他爱写的东西。……作为作家自己的组织的作协有义务帮助作家解决困难;但是没有权力干涉作家的自由。”而且,老舍对于某些领导干部,开始不留情面地抨击:“有些政府干部热情有余却成事不足,他们只想让创作服从命令。行政干预无论动机多么好,都必然会妨碍创作真正的艺术。”“文学要遵从其自身的规律。没人肯读那种说是文学,其实满是政治词句的作品。”“在过去几年里,文学领域中一直存在着公式化和概念化的毛玻”143另外,老舍对于中国作协的工作,也公开提出批评。他说:“一个作家的团体理当首先注意研究创作上的问题,从而组织创作,鼓励创作。作家协会是作家之家,不是一个衙门。有衙门就有官僚主义。”并再次重申、强调,“实践百花齐放,首先就要取消以行政命令方式干涉创作。文艺创作有它本身的规律,这个规律必须受到尊重。”144到1957年6月3日,“反右”已是黑云压城、迫在眉睫,文艺界一些政治触觉异常灵敏的大干部早隐身二线,隔岸观火的时候,6月号的《剧本》发表了老舍接受记者采访的报道《老舍谈剧本的百花齐放》,无形中等于把老舍推上了前台一线。他说:“人民内部矛盾是不少的,应该号召作家大胆去描写。”“应该放胆写讽刺剧,讽刺官僚主义和旧的思想作风。悲剧问题也是过去没有注意到的。”“清规戒律是一般的历史规律,许多国家在革命胜利后都产生过这种现象。”“创作中的清规戒律去掉以后,作品一定会写得尖锐一些、活泼一些。”“现在剧本创作还应该大胆的放,对于那些思想不发动、艺术性强的剧本应该发表出来。”145以上作为右派言论一点不为过,至少并不比后来他所批判的吴祖光差。另外,像被打成右派的作家萧乾,获罪的两篇文章,其中一篇就是批评他所工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衙门作风,题为《“人民”的出版社为什么会成了衙门?》。所以,“反右”刚一开始,应该是对自己的“祸由口出”有所意识,老舍赶紧在“反右”斗争中,积极表明自己的立场,“斗争右派,检查自己”。他在《创作的自由》一文中,明确而坚决地回击了自己,并同时为自己开脱:“有人说,创作必须自由,不受任何干涉。这似乎是说,作家宜有绝对的自由,否则碍难创作。可是世界上从古至今有没有绝对自由呢?没有。”“领导为的是明确方向,不是干涉自由。以行政命令方式干涉创作是不好的,但不能因此而排斥文艺事业的社会主义领导。……在反右派斗争中,我们要锻炼自己,教育自己,克服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全心全意走社会主义的创作道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逐渐地变为社会主义的文艺战士。”146“反右”开始以后,老舍的心不会有一天平静,每每想到《自由和作家》里及其他白纸黑字的言论,可能就会心有余悸。作为一个有着半个多世纪沧桑阅历的作家,他其实心里非常清楚,“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有一些鬼,时常出来做崇。……我们脑中那些鬼,封建思想的鬼、资产阶级思想的鬼、个人主义的鬼,都会时时拖拉我们走向与社会主义相反的路上去。我们若能经常警惕,跟群鬼作斗争,我们便会少犯些错误。反之,我们每逢一骄傲自满,以为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可以及格,那些小鬼便会在我们得意忘形之际,把我们抓了去。右派分子是有形的鬼,可以看得见;我们心中的鬼却是无形的,所以更可怕。任凭这些鬼在我们脑中安家落户,有那么一天,我们的思想便会支配我们的行动,这就会成为政治问题。”147这应该是“反右”开始以后老舍真实的自我心境写照。
  尽管他坚决表示要“斗争吧!斗争右派分子(同时也斗争我们自己心中的群鬼),不许旁观,不许有温情主义!这样锻炼自己,才能逐渐坚强,成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战士!社会主义万岁!148眼睛无比雪亮的“革命群众”,还是宛如钻入老舍腹中的蛔虫,对他心中的“群鬼”竟像他自己一样心知肚明。他们时刻警惕着要去抓住在“反右”中漏网的“老舍们”“得意忘形之际”释放出来的思想小鬼。从1959年初开始,他们才不顾老舍在“反右”斗争中是否表现积极投入,是否拼命歌颂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开始向他发难了。他们认为《茶馆》明显带有“怀旧”色彩,宣扬“今不如昔”,“没有揭示出惊天动地的时代巨浪,”“没有指出人民的必然胜利和远大的理想。”归根结底,这“还是跟作家的世界观、阶级立场和创作方法密切联系着的。”149难道老舍会是在这种情形下头脑中闪过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念头?认为只有加入到共产党的组织中去,才能真正得到党的绝对信任?不得而知。
  关纪新在《老舍评传》中做过这样的描述:“50年代后期,老舍甚至动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念头。那段时间,郭沫若、茅盾等一些历史上中断了组织关系的老作家恢复了中共党员身份,程砚秋、梅兰芳等文艺界的名人刚刚被接纳为新党员。老舍受到了激励,他也向中共的组织部门表达了希望成为一名共产党人的愿望。1959年的某个下午,周恩来亲自来到老舍家。他与老舍两个人关起门来,做了一次长时间的交谈。事后,老舍遂再未向任何人重新提起他的入党要求。老舍是怎么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不再追求这一政治身份了呢?没有任何一位第三者能够知晓其中的秘密。”150老舍与周恩来的这次会见,与他最后的投湖自杀,有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呢?这实在又是一个永远无法破解的历史谜团。即我无法凭借“事后诸葛亮”的主观臆测,来推断老舍当时的入党动机,更无法推断周恩来是如何说服老舍打消了这个念头。不过,我还是想做这样一种假设,如果老舍把自己所遇到的在党外种种不被信任的事情,向周恩来和盘托出,周恩来会向老舍做出作为一国总理所能做出的什么承诺吗?而许多年以后,当老舍在“文革”风暴中受尽凌辱,遥想当年,会觉那不过是南柯一梦,一切已经付之东流吗?这会是导致他最后绝望的诸多因素之一吗?
  当然,这也许全然是我凭空捏造出来的历史推理小说中的一节。但我觉得,还是有理由认为,1960年3月北京市委文化部准备对老舍进行批判,只是这次已明显带有意识形态性质的“文学批评”的延续。同样有理由认为,1960年3月是老舍人生最后岁月的分水岭。

  心灵的困惑与艺术的挣扎(1957—1966)(6)

  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针对文学艺术作过二个批示,第一个批示说得还相对含糊,称社会主义改造在文艺界的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第二个批示就已经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151之后,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历史剧《海瑞罢官》相继受到批判,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及相关的文艺机构,都需要整风,作自我检讨。《戏剧报》曾在检讨中说:“多年来一贯对社会主义的革命现代戏采取了冷淡、挑剔的态度。而对于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统剧、历史剧则一味叫好,大力宣传。”152
  没有理由认为老舍不是由衷地表示过,“要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主席走!因为“听从毛主席的话是光荣的!“要在毛主席的指示里,找到自己的新文艺生命。”153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他“五十而知使命。”因为,《讲话》使他的“心中爽朗,眼界开阔,好像久住在城圈儿之内,忽然出了城门,上了阳关大道,看见了绿水青山与沃野千里。”所以,他能忘了年岁,“要和年轻的小伙子们作笔墨劳动的竞赛。”154他始终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感激”,无论怎样努力工作,总觉得不够。“这种无限感激像一种什么新的血液,新的生力,叫我感到应当永远高高兴兴,永远年轻,永远积极工作。”155因而,此时的他,一如既往,放下了不为外人道的《正红旗下》的创作,不再写反映现实的话剧,而是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深入生活,大胆创作”,“以最大的热情向工农兵学习,改造自己。”156以求能将“脑中那些鬼”剔除。在毛泽东的这个批示以后,老舍又似乎拿出了当年写《龙须沟》时的劲头,像一个劳动模范似的,不顾腰腿病的折磨,深入农村,体验生活。同年夏,老舍即赴北京密云县当时的檀营大队深入生活约三个月。10月中旬,又到北京海淀区四季青人民公社门头村体验生活。1966年1月,已步入67岁的老舍,在跟日本友人的交谈中,还“只希望今后身体能够好一些,真正到农民、工人那里,一块住一个时期,一个长时期,能够写出一点新的东西来。”157这一年春天,他在“血压高,头晕,写字困难”158的情形下,还坚持到北京顺义县木林公社陈各庄大队体验生活,留下了他平生最后一篇创作——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喂养猪,也是闹革命,/毛主席的著作活学又活用。/思想红,不利己,/贫下中农的高尚风格,全心为集体。……”159
  这是老舍的绝笔之作。老舍为写好这篇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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