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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向敌方冲锋的骑兵发现自己被一排排长枪或壕堑或路障碍挡住了，并受到了滑膛枪手逐个瞄准射击。这样，骑兵又从冲锋工具转变为能移动的火力。最初是骑兵在后鞍上带一名火绳枪手。后来发展到骑兵自己带一枝已上好膛的火器。有一个时期，骑兵扔掉了大砍刀，情愿用手枪。但当时的手枪只能在五步以内的距离内射击方有效。为使这些武器有效地发挥作用，必须用“马回转”的办法：一组组骑兵连续不断地奔向敌阵，在有效距离内不管瞄准瞄不准，开火后立即向左或向右逸去，……周而复始，轮番上前。但没有什么记载证明这种战术能收到很大效果。
所有这些为我们已讨论到的现象提供了进一步的解释，即从1534年米尔伯格之役到1631年布雷顿菲尔德之役之间的一百年间，欧洲战场上见不到重大的战役。只有1600年荷兰纽波特一场不大的战役，再就是1621年白山之战是唯一的例外，经过这场战争，波希米亚作为一个独立角色已从欧洲舞台上消失了。我们已见到的，以及将要见到的另一个一百年，处在一个长期对峙的局面，即使有战争也仅仅是对包围要塞，解救要塞这样的大事的配合行动而已。
这并不新奇，城堡的确主宰着中世纪的战事。围攻城堡常用的方法都是那些经典的老古董：石弩，撞墙锤，云梯，以及最有效的手段——饥饿。大炮结束了这些东西。土耳其人的大炮轰坍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对结束一个西方历史时期具有象征意义。城墙筑得很高，使云梯够不着；并筑起比城墙更高的瞭望台，以便指挥城堡四周的军队，但只要炮弹击中它们的底部，便可怜地坍下。1494年查理八世几次围攻意大利的几座要塞，使用了大炮才使意大利人屈服。
解决问题的答案很快找到。火只有用火来对抗。最初，防御一方只有临时凑合。他们通过墙垛的枪眼用火枪向外射击，不让敌人靠近。又在被大炮轰开的缺口筑起土方工程，派人把守。后来，他们放弃宝贵的“可见性”优势，但求防御的实际性。如马基雅维里所写：“我们主要的考虑，在使城墙曲折、迂回，有几处地窖与藏身之处，敌人敢于前来，便会正面与侧面受阻”Machiavelli；The Art of War；Book VII；Chapter I。。这又导致修筑“棱堡通道”，使城墙突击部分的棱堡可相互支援，并可从两翼或后面射击入侵之敌。城墙筑矮些以免目标过大便于敌人轰击；墙内则用土方工程加以填实。城堡外围挖一条护城河，河面受到火力掩护，或由河外的武装力量加以保护；碉堡前方筑一光秃秃的斜坡，使进攻者处于明显暴露的地位，便于防御者集中火力。
这样的城堡最初是意大利城邦于15世纪的后十年内逐步添加凑成的；接下来的五十年内，推广到全欧洲，不仅为军事所必需，而且也为了炫耀城市的显赫，尤其是能请到桑米歇尔（Sanmichele）或圣加罗（Sangallo）这样的意大利专家来设计的话。本来是为了当地城市的防御，到了17世纪，沃邦（Vauban）在法国，科霍恩（Coehorn）在荷兰，把它发展为连续的防御工事。法国的国王们把梅斯（Metz）变成一个大堡垒，挡住德国通往法国心脏地带的大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就是马奇诺防线的祖先。“联合行时今荷兰。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战胜西班牙人以后，承认了“联合行时（后即演变为荷兰）的独立。在梅斯的后面修筑了碉堡与河道，阻挡了西班牙的入侵长达八年之久，无疑起到了像英吉利海峡那样的防御作用。这些堡垒是攻不破的，军队想从它们旁边溜过去也办不到，因为军队的辎重、供应无法躲避要塞内驻军的出击。企图绕过去的军队必须掩蔽起来，即把军队拆散，或伪装、改扮，但这样做即使未被守军消灭，也要耗费大量时间，而在16世纪，军队的时间就是金钱，金钱就是军队。
529年意大利战争结束时，佩特罗·纳瓦罗（P。Navarro）与普罗斯佩罗·科罗纳（P。 Colonna）等专家创立了“攻城术”的大概轮廓。攻城者用铁锹来对付守城者的火力。首先，他们在要塞四围挖壕沟，距离正好在炮火射程之外。由这些宽可容人的壕沟朝要塞方向挖成直角锯齿形的壕沟，其宽度刚好避开要塞方向来的纵向火力，并沿线有间隔地安置隐蔽的炮组。一旦挖到要塞前的斜坡边缘，工兵将地雷埋到碉堡下面，连上引火装置，这样，守城军士一出来就会自己引爆地雷。到了关键时刻，攻城方撤去炮组的伪装，集中火力轰击他们选定的突破口，引发埋好的地雷，发动全面进攻。这种高潮的到来，也许从开始掘壕起计算，只需数周。特里斯特拉姆·尚迪（T。 Shandy）在佛兰德的“托比叔叔”的经历，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线”士兵的经历，同16世纪在意大利、17世纪在低地国家佛兰德包括现比利时的东佛兰德省与西佛兰德省，以及法国北部部分地区。低地国家即指荷兰、比利时。打仗的士兵的经历不无相似之处，这种挖壕作业冗长乏味，并且危险，有害健康，但成为欧洲士兵的重要经历，长达二百多年。
所有这些，——要塞的推广，防御方占尽优势，雇佣军代价昂贵，以及领导人常有的谨慎，说明了为什么一百多年来欧洲的战争拖拖沓沓、零零星星，好像湿木头在闷烧，或者是受慢性病拆磨的病人，只好自我调侃；战争已不能像催比剂那样起作用，动辄建立什么新的政治秩序。“三十年战争”在野蛮性方面降到最低点，卡路特的蚀刻画里与格里默肖森的散文中对此只作过乏味的描画。雇佣军为着生存，必须依靠城市居民。而城市居民的房屋被焚，家人被杀，自己也变成了雇佣军。一个兵士必须以自己的死亡换取别人的生存。雇佣军的境况不比被他们折磨的农夫更好些。军队处于不断的瓦解之中，因死亡、受伤、患并掉队、遗弃而不断消失，指挥他们行动的，不是战略性的谋划，而是无休止地领土掠夺。这个时期，战争似乎已失去理性控制，不再是政治原因动武的“战争”本意，而是成为普遍的、无政府状态的、自我扩张的暴力。
在西欧，唯一的例外是“联合行时的军队，这支军队有稳定的供应与酬金。如果一个人能整年供养一支军队，而不是一阵子启用一阵子解雇，他就能约束军队，训练军队，锻炼军队，把军队变为职业化的军队。但是，这需要不断地、充足地供应金钱。必要数量的金钱只能来自贸易。因此，在军队成为职业化之前，还必须打仗，世界各地都在打，这就是凶残毫不逊色的商人之间的战争。
迈克尔·霍华德
欧洲历史上的战争
阿修比
ronin21
阿修比
第三章 商人的战争
上一章我们己指出欧洲如何以及为何在16世纪，财富与军事力量是携手共同前进的。“Pecunia nervus belli．”（拉丁成语：“钱财搞活战争。”）或如法国人要言不烦地说的：“pas d' argent；pas de Suisses。”（“没有银币不是瑞士的。”）但是，到了17世纪初，诸侯们发现，蓄养一支瑞士军队或者继承瑞士军队的多语种混合军队，是越来越费钱了。殷勤讨好的银行家们如福吉家族、韦尔泽家族、霍克斯泰特家族，都曾供应查理五世与法兰西斯一世打仗，如今已被皇家欠债拖垮，彻底破产了See R。Ehrenberg；Capital and Financein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A Study of The Fuggersand their Connections；London；1938；passim。。诸侯们还未建立起官僚财政制度来压榨他们的子民。他们的子民也未积累起足够的财富去支持16世纪持久的小战争。因此，17世纪欧洲各国政府支持战争以及维持政治权力都要越来越有赖于获得财富，不是从欧洲以外去获得，就是从各国间的贸易中去获得。
事实上，开拓欧洲的海外事业。同欧洲人自己相互残杀，有相互影响。对外扩张进一步提供了打仗的经费。最初，欧洲的扩张起源于更古老、更根本的基督教势力与穆斯林世界在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即今西班牙、葡萄牙所在的半岛。的对抗，这一对抗塞满了中世纪的后期；实际上还沿袭下来到15世纪，奥托曼土耳其（Ottoman Turks）在东地中海蹂躏拜占庭基督教徒，并穿越巴尔干诸国直达欧洲心脏。当我们专注于西欧事务时，务必不要忘记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徒之间的冲突，这两种伟大的好斗的文明在东欧直至18世纪才停止相斗。
在西地中海．15世纪早期，作为同摩尔人（Moors）摩尔人泛指公元8－13世纪进入并统治西班牙等地的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也是近代欧洲人对非洲西北部地中海沿岸城市中的伊斯兰教徒的泛称。的战争的一部分，葡萄牙人在北非建立统治，并获教皇布尔斯（Pulls）的批准，去攻击与征服撒拉逊人（Saracens）希腊人与罗马人对十字军东侵时的阿拉伯人或伊斯兰教徒的称呼、异教徒以及其他对基督怀有敌意的人，掠夺他们的物品与领土，把当地的人民降为永久性的奴隶。这里涉及到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长期纠葛：“航海者亨利”Henry the Navigater，葡萄牙亲王（1394－1460年）；酷爱航海。派遣探险队沿非洲海岸探寻人口资源、奴隶、黄金（使他能“供养本国的高等人”）。非洲传说中的基督教徒国王、撒拉逊人普赖斯特·约翰（P．John）把探险队看作是反对异教徒的神秘同盟军；也许国王在他同蛮族的斗争中需要他们的援助；探险队有需要时，国王也一定会（至少经常如此）向他们提供援助。
作为基督教徒同穆斯林斗争的继续，西班牙的扩张比起葡萄牙来，只能算是一个影子。伊比利亚半岛争夺战中，出现了卡斯蒂利亚战士特权阶级（Castilian）。对卡斯蒂利亚骑士来说，战争乃是一种生活方式；在13与14世纪的西班牙光复战争时期，他们把西班牙的穆斯林推挤到更南部的地区，让他们在那里定居下来。到15世纪末，欧洲摩尔人文明最后的优美村落格兰纳达遭到蹂躏，此后七百年，整个西班牙处于基督教徒的征服下。几乎同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 Columbus）及其继承者的新发现，又在大洋彼岸提供了一个新世界供卡斯蒂利亚人用剑去占领，并用基督教十字架去改变当地人民的宗教信仰。打了五百年的宗教战争，可不是能够那么容易地从卡斯蒂利亚贵族的头脑中抹去的。
利益、冒险、荣耀、灵魂得救，更重要的是“土地”——所有这些仍在召唤“征服者”去海外开拓他们的领域。而一旦他们抵达新世界，就立即征服了这个地方，倒不是因为他们的武器比土生土长的居民的优越，而是因为他们狂妄的自信心，骑马带来的机动性，他们的坚毅性以及狂热性。他们是—千年前闯入西欧的游牧战士最末的后裔，这些游牧民族如今已皈依了十字架，并且学会了航海。
地中海区域则存在着世俗的对立集团：一方是黎凡特（Levant）与意大利的商人，他们舒舒服服地垄断了获利甚丰的同东方的丝绸与香料交易；另一方则是西地中海人，他们随时等待机会打破前者的垄断。最初由“航海者亨利”委派的葡萄牙探险队沿着非洲海岸去拓展基督教世界，1480年时的明确意图是找到另一条去东方的路，以便叩开印度洋的贸易大门；到了15世纪的最后一年，瓦斯科·达·迦马（Vasco da Gamma）成功实现了这一目的。这个组织得很严密的贸易系统长期以来由阿拉伯人与印度人垄断，不愿旁人插手。如果不是装备着那些令人遗憾的压迫人的工具——“最终算账”与抢掠——的话，葡萄牙人是不大可能在印度西海岸建立起—个据点来的，更不用说（随后二十年内以惊人的速度完成）在马来半岛与印度尼西亚生产香料的小岛上得手了。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陆上战争中，炮只是其中的一种武器，还不是最重要的武器。但在海上战争的发展过程，大炮便成为主要的了。直到15世纪，海上战争仅仅是陆上战争的延长。战斗的目标是设法靠拢敌船，登上敌船，制服船员。效率最高的战船（可从古董中见到），那种由奴隶划桨的单层甲板大帆船，因有推进器可以不顾风向与海潮，运载着武装士兵去登上敌船，打败并俘虏敌人。商船须有大容积的船舱，使用风帆，比较不易掌握，因此不适于战斗，除非对方也是商船。为了防备相互间的遭遇战，14世纪时，商船开始装备小炮，后来普遍推广开了。但这种炮是后膛装填火药的，只能把一颗石弹射出一百码，对机弩手起到一点辅助作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