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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充分发挥了它们的作用。拿破仑的侵略战争在德国召唤出一个武力国家，但因这个国家尚未通过某个国家作媒介来表现自己的力量，因此嗣后出现一个大问题。
拿破仑在滑铁卢“求饶”，是普鲁士军队与英国军队联合的杰作。普军由布吕歇尔元帅指挥，英军由威灵顿公爵指挥，后者同前者一样，也是一个新生的军事人才。英国的岛国位置与海军力量，使她在18世纪可以只保持—支编制小到边缘的陆军，为维持住这么一支陆军，多疑的国会每年绷着面孔只肯拨给一点点经费。平时，军队主要用来保护海外财产，包括麻烦最多的爱尔兰。有了战事就再征募兵士，战事停止便予解散。用18世纪最杰出的法学家布莱克斯通（B1ackstone）的话来说．皇家正规军“被看作是国家害病长出来的暂时的赘瘤，而不是依据任何王国永久性法律组成的。”William Blackstone； mentary on the Lawsof England； Book I。ch。13；（4th edn。； London； 1777；Vol。I； P412）。在保卫领土方面，英国统治阶层首先看重皇家海军，其次是民兵——士绅阶级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拥护宪法的力量”。各种迹象说明，1688年皇室误认为可以利用现有的陆军来延长自己的权力，结果无疑是慢性死亡。只有发生革命才需要扩充陆军，1793年不足四万人，180l年也才扩大到不足十五万人，还是在有嫉妒心的国会一步一步细心监视下完成的。在此时期，皇家总司令约克公爵试图把军队建成可同欧洲大陆军队并驾齐驱的军队，遭到辉格党人与激进党人的一致反对。—批先觉者企图建立一所皇家军事学院来教育军官，却被认为是专制主义的苗头。事实上，军队尽管在原则上效忠于皇室，但士绅阶级对它仍能有效地加以控制，其渠道一是用金钱向皇室购到任职令，一是维持一种组织制度，即确保一个人的财富（即使是中等程度）与社会认可的“自我挑驯，成为征募军官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军队仍停留在18世纪水平，忠实地反映了社会阶级结构的稳定状态。军官大部分来自小贵族与士绅阶级，极少来自各种职业的、经商的中产阶级。其他级别的军士则用补贴从社会上勉强够格的人中募来。这两种属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在军中依靠“非由政府任命的”军官从中沟通。曾经有几位出色的军人，其中最有名的有约翰·摩尔（John Moore）爵士与拉尔夫·阿伯克龙比（Ralph Abercrombie）爵士，企图打破这种模型，引进法国式的、较灵活、较独立的制度，但掌权的阿瑟·韦尔斯利·威灵顿公爵是个刻板维持18世纪传统的人物，他把旧传统一直带进19世纪下半叶。威灵顿认为无需改变。他对18世纪的战争十分精通，实际上也没有多少仗要他去打，因此对他来说，无需乎考虑变动。据说当时一位法国将领曾说过，英国的步兵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而好就好在他们的数量是如此之少。精确地说，英国步兵之所以优秀，正因为他们是如此之少。如果英国把军队发展至大陆规模，他们一定会采取比大陆国家更严格得多的模式，而实际上这又是他们自己的社会结构所做不到的。
英国人无需建立一支大陆规模的陆军，是因为从18世纪末以来，始终保持了皇家海军的优势，这支专业化的武装力量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比得上。18世纪，法国曾向英国的这一优势挑过战。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英国皇家海军大胜，法国被排除出局，只能在北美与印度等殖民地做英国的对手。法国海军接受了犯错误的教训，二十年后，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又能够一连串击败英国，迫使英国在北美殖民地上放弃了镇压造反的试图。
但是，革命摧毁了法国海军强大所依赖的专业干部，革命的热忱也已证明在航海过程无益于提高效率。法国海军的指挥系统与供应系统脱了节。至于英国，则在深刻反省1778－1783年间的耻辱。国会对海军比对陆军大方，缔结和平后的最初两年内，即1784－1785年，在国家总支出五千万英镑中，用于重建海军的经费占到两千万英镑。海军部管理机构这个奥吉斯王牛厩相传奥吉斯王养有三千头牛，三十年未打扫，后为赫克里士用河水在一日之内冲刷干净。
由一位新的审计员查尔斯·米德尔顿爵士打扫干净。海军上将查尔斯·道格拉斯爵士引进了炮火革新，就像格里博瓦曾在法国所做的那样，使舰上炮火机动灵活，又快又准，英国海军战士得以在近距离内接近敌舰摧毁敌舰，而无需拉开距离，排列阵形。
这种新的非凡体系给了海军司令官们大得多的主动性、机动性与控制力，使近距离战斗未出现混战局面。18世纪时，海上作战同陆上作战一样，也是把战舰僵硬、刻板地列成横队，直到美国独立战争才开始打破。如今，英国的海军上将们便可以无限灵活地运用战术与计谋，且有一个有远见的海军部鼓励他们这样作。罗德尼，豪，贾维斯，尤其是高出众人的纳尔逊（Nelson），出色地把新的专业技术同迷惑敌人的战略战术结合起来，接连不断地摧毁了所有传统敌人——西班牙、荷兰与法国——的舰队，建立起称霸全球的海上统治地位，直至20世纪。
正是这一海上统治地位，尤其是经过1805年特拉法加之役Battle of Trafalgar；特拉法加角在西班牙西南海岸。1805年10月21日，英国舰队在霍拉肖·纳尔逊指挥下，大败法国与西班牙联合舰队。此役使法国海军一蹶不振，无力再入侵英国。伦敦市中心有纪念性的特拉法加广常，使英国对击败拿破仑作出了更大贡献，打破了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此时的欧洲各国大都实行粮食自足的经济政策，英国同法国相互封锁，同后来在20世纪中发生世界大战一样，并不是要饿死对方，而是上述“商人战争”的继续，复归到重商主义的思想，企图用垄断贸易的手段，从财政上击败对手。1802年英法在亚眠缔结和约为何如此短命的原因之一，正是拿破仑在法国商界的充分支持下，决定复活科尔贝尔的重商主义，对英再次进行1786年英法“伊顿和约”签订后短暂停止了的贸易战（当时和约签订时，威廉·皮持＇William Pitt＇曾堂而皇之地引用了亚当·斯密关于自由贸易的原则）。法国摆脱了旧时代的关税壁垒，又因兼并了几个比利时的省份而获得了煤和铁，现已成为英国危险的竞争者。第一次与第二次“联合战争”，相互贸易封锁是一个主要的起因。法国像在1780—1783年间那样，通过“武装中立盟约”把欧洲北部的几个重商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对付英国。这一既定政策一直延续下来，1806年特拉法加战役之后，英国获得了海上的控制，奥斯特里茨与耶拿等陆地则由法国控制，拿破仑颁布了“柏林法令”，在所有法国控制的土地上禁止英国人来贸易（还包括英国控制的商品）。
英国人的反应是也搞封锁，但目的不是摧毁法国贸易而是去控制它。正如当时一位英国政治家所说的；“法国通过法令取消了所有同英国的贸易。英国回答说，法国除了同英国不得同别国贸易。”E。 F。 Heckscher； TheContinental System； London； 1922； P。120。中立国的船只只有经英国批准，履行英国的条件，才被允许同法帝国进行贸易，这一限制性规定很快引起摩擦，最终于1812年同美国开了战。由于欧洲市场不但渴求英国的商品如服装、金属，而且需要各殖民地的商品：棉花、染料、白糖、咖啡，这些现都由英国垄断，英国封锁大陆几乎可以使大陆的困难达到无法忍受的地步而不得不求助于走私，走私规模如此庞大，以致法国政府不仅不得不予以默许而且自己也参加了进去。
其结果，欧洲人民对法国革命的影响带来的政治上的好处渐渐淡忘，而对这这种不适宜的统制经济所产生的腐败与压迫却感受极深。拿破仑为了这种自我制约的封锁，不得不更加加强控制。1808年，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都被迫采用他的“大陆制度”，这样，反倒造成地中海区域对英国的普遍支持。1809年，荷兰与德国北部参加进来，1810年又有瑞典加入。拿破仑绞着两手抱怨说，如果不是英国，他就可以遣散军队，过和平生活了。到1812年，如果说全欧洲大陆，包括法国，到处都酝酿着不满情绪，那么，这主要归功于英国皇家海军耐心的、表面不张扬的封锁的结果，早期的一系列胜利使皇家海军己完全可以做到这点。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五年前自蒂尔西特协议（Tilsit）奉行“大陆制度”，到了这一年也认为他同英国的木材、谷物交易受到干预是不可容忍的，便挑战性地恢复了同英国的贸易关系。拿破仑认为已无选择余地，只有用武力使俄国服从。
但是，还必须看到另外的一面。英国的经济也不能毫无损伤。战争己不再是一百年前那样是贸易与获利的同义词。
英国商人把法国殖民地贸易夺到手固然不坏，但目前更重要的问题是布匹与金属制品的厂家无法轻易地把货物私运进一个市场限制很严的欧洲大陆。1808年，拿破仑入侵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王国与葡萄牙王国便对英国开放了贸易市场，才使货品积压的危机稍得缓解。向南美洲的出口额从1805年的八百万英镑增加到1809年的近两千万英镑！这一贸易模式一直沿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但这是一桩祸福参半的买卖。这种狂热的投机活动导致1810年的市场崩溃。与此同时，由于对英国封锁大陆进行报复，开始扼制英国商品，英国对欧洲的出口额也从1810年的七百七十万英镑降为1811年的一百五十万英镑。英国的仓库内积压着大量卖不出去的商品，工人闲置起来，开始发生暴动与捣毁机器事件；更加雪上加霜的是，粮食歉收使英国的面包价格飞涨。
英国军队被召来担负此后四十年一直担负的比任何国外战争走得更远的任务：压制英国人民的不满。
所以说，在革命的拿破仑时代的辉煌军事事件的背后，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经济制度的斗争，对发动战争起着决定性作用，越往后，其作用越显著。战争成为全面的了，不单是军队的冲突，而且是全体民众的冲突。这种倾向由于技术的发展而更加强化，在维也纳会议闭幕后数年内，欧洲大陆开始了这种变化。
迈克尔·霍华德
欧洲历史上的战争
阿修比
ronin21
tracy
第六章 国家间的战争
1814年后，鉴于二十年来的革命与入侵几乎要把欧洲各国的统治阶级赶下台来，因此他们颇不轻松地重新坐稳马鞍，确认拿破仑的经验不值得重现，欧洲还是应该恢复并维持18世纪时的政治平衡、社会稳定的局面。重建这样的平衡，被认为比开发由法国革命引起的处于欧洲社会表面下的政治与军事潜力更重要得多。拿破仑的强大军事力量系依赖整个社会的革命化转变，而主张复旧的其他各国君主是不愿付出这种代价的。拿破仑战争于试图推翻欧洲现有的国家制度也许具有威力，但不管对此如何评价，欧洲的政治家们并不想保留这种威力。
因此；在半个世纪内，欧洲各国的军队已恢复到18世纪的模式：军官由贵族担任，士兵均长期服役，军队与社会其他群体相隔离。为抵抗拿破仑挑战曾对本国军事结构稍作调整的国家——英国、俄国、哈布斯堡帝国（Habsburg Empire），都毫无障碍地回到了传统方式。普鲁士由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与其同事引进并由“1814年军队法”建立起来的征兵制（三年服现役，两年预备役，从有钱人中选举预备役军官）尚未全部废除，但改革者已湮没不显或已退休，预备役制逐渐衰变为乡村俱乐部，征兵制也尽量少用或尽可能偶一为之；贵族阶级已在军官团内重新确立了统治地位。但法国完全回到“旧时代”已不可能。拿破仑从前的军事助手古维翁·圣西尔（Gouvion St。 Cyr）于1818年，苏尔特（Soult）于1832年，已把法国军队的体制建在拿破仑军队的框架上。法国的军事法规保留了征兵制的原则，但实际上只运用于买不起免税权的贫困阶级。这一征兵制度又维持了七年，以便刷新一支完全不同于革命时期“全民皆兵”模式的长期服役的专业化军队。军官不再一律由贵族担任而改用有专业的人才，下级军官大都从列兵中提拔，他们同民间保持一定联系，他们从本世纪上半叶法国政治动荡中认识到，最明智的做法是不提问题，无条件地服从上级。法国军队同英国、普鲁士、奥地利与俄国的军队一样，也是保卫国内社会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