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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应该当指导员。而当副指导员，意味着降职使用。基层生活苦，当副指导员就是一个干活儿的命。他于是泡病号，闹着复员，整党时他险些被开除党籍。多亏他自己看出大事不妙，来个思想急转弯，猛写检查，这才算过了关。但他万没想到，**军区组建守备师，老部队还是把他甩了出来，让他在荒无人烟的大兴安岭里吃苦。
赵春来虽然与我表面上不见外，还颇坦诚、有啥说啥，但我还是不大喜欢他。我虽然没跟任何人提起过不喜欢他的原因，但我心里清楚，这和我少年时代的记忆有关。那时我有个姑舅表哥，是农村唱二人转的。每来到我家，父亲都毫不留情地咒骂他，说他是游手好闲的二流子。表哥是父亲养大的。因为有着这个情分，对于父亲（他的舅舅）的骂，他诺诺连声。可是过后依然不改。农村高级合作化以后，他照样四处游荡，弄的媳妇跟人跑了，四个孩子没收没管。我那时不知二人转是怎么回事，心里很有一种神秘感。加之表哥与我们比较随和，所以同情之余，颇想见识见识。恰巧邻居多是旧时人，总想重温久违多时的民间艺术。表哥在他们的多次请求下，终于在一个夏天把它搬到了城里。演艺场就设在对面屋，表哥扮男装，他请来的同伴扮女装。两个人穿的全是缎子袍，一个大蓝大紫，一个大红大绿。屋里屋外挤的水泄不通。因为是我家亲戚表演，我们自然站到了前面的位置。可是段子亮出不久，我的心里直要呕吐。两个人蛇一般的扭来摆去，互相挑逗，就跟发情的动物一样。低级、下流、粗野，我脑海里所能留下的印象就是这几个字。我迅速挤了出去，从此再也不同情表哥，并耻于和他来往。五九年下乡支农，正好来到表哥所在的村子。可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从未登过他的家门，他来找我吃饭都遭到了我的拒绝。或许是城门失火、殃及鱼池，我把对表哥的偏见移到了赵春来的身上。不过赵春来和我表哥之间确实有相像的地方。他们走路都有点跳沓，借父亲的话说是轻飘。说话无遮拦，比较夸张。表现欲都很强，不管什么人什么事都敢评论。他们身上没有权威观念，但自身同样浪荡无形，我总觉得用“下作”来形容他们比较合适。
我没把赵春来当朋友，自然还有我的谨慎。作为被考验的人，我最需要维持的是自身形象的圆满，露不得一点差池。任何人奏我一本，都属于神鞭。天庭不会接纳我的状纸，我只能下地狱。人说官大一级压死人，我发现，民主最缺氧的地方就是部队。而且这里的干部多是小知识分子出身；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文化比他们高的知识分子。赵春来也露出了这种情绪。他怕人瞧不起他，总是班门弄斧、滔滔不绝地讲述写作的艰辛和奥妙，向你显示他是个行家里手。他还特别强调部队写作的特殊性，多次直言不讳地说，会写一般文章不一定会写部队的讲用稿。那显然是说给我听的，揭我的伤疤。赵春来对我的去向特殊地感兴趣。团政治处几次想抽调我，每有动静，他总是借机跑到连队探听我的反应。我含糊地流露出另有所属的意思，赵春来听后极力附和，劝我不要留下。他说：“这个倒霉的地方，连鬼都不想呆。”令我纳闷的是，他的每次进言之后，抽调我的信息便都中断了。我猜测他肯定在暗中说了什么话。我当然希望团里不再打我的主意，但事情的巧合把我心中狐疑的种子泡得越来越大，我断定赵春来的转述羼了水加了醋。由此我对他的答话越来越少、应话越来越多。俗话说，坏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赵春来对职务的危机感那样强，难保他不恐惧我挤掉他。而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难保他不在背地里下脚。何况他常常借着不外的口吻引逗我说话，我必须严守言多有失的古训。
今天，我更是反复告诫自己，什么也不要跟他说。但赵春来是个“话痨”，在厌倦了独自发表一些议论之后，突然一本正经地说：
“施大学，我想请教点问题。”
对一个工农兵如此谦恭的态度，知识分子是不能安之若素的。我于是抬起身，靠在行李上聆听问话。他放下笔，转过身来。我们面对面，我脸冲南，他脸冲北。
“你说连队的工作好做不？”
是工作，要想做好，没有容易的。我于是回答道：
“当然不好做。”
“连队工作真难，它是军队的细胞核。不管上边下个什么命令，最终都得落实到连队上，都得由连队去做。尤其指导员最难当。百十号人，来自四面八方，各有各的思想，要找每一个人谈心，得付出多大精力。我说指导员胜过一个将军。将军无非做做指示，下下命令，让将军下连队当个指导员，也不见得能把连队搞上去。”赵春来很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喜悦，他的脸上放着光，兴奋得坐了起来。
应当说他的这番议论确实新，新得像天界的语言，让我惊异、让我愕然。我甚至要对他表示敬佩了。然而稍一思索之后我发现这种无限拔高的语言明显地荒谬。好像他没见过战争，没见过将军是干什么大事的；更不知将军是怎么从士兵、从下级军官一点点升上去的，哪管在电影里、书籍中。我想起老父亲。初高中时代，他一见我写了篇得奖的作文、考了个榜首的名次，就和人夸口：“我儿子全省第一、世界第一。”他一辈子没走出三十里方圆，他的省、他的世界就是三十里方圆以内。父亲每一夸我，都让我无地自容。但他毕竟是没见过世面的老人，怎么说都可以理解。赵春来作为一个有点现代知识的军人，怎么能说出这等没有见识的蠢话。或许是出于对这种夸大其词说法的本能厌恶，我迅速作出了反应：
“指导员不好当是真话。”我本来在下一句话里用“但是”，可为了不让他感到我是在反驳他，故意把“但是”剪掉了，声调还特别平和：“各层领导有各层领导的职责。各个不同性质的工作有不同能力的要求。将军胸藏千军万马，要能运筹帏幄，善于调度和使用各种将才，特别要有大智大勇，甚至在一瞬间赢得战争的胜利。将军是军事家，没有相当的军事素质，乃至多方面的知识，很难立于不败之地。诸葛亮如果不懂天文地理、不懂战争心理学，不可能草船借箭、击败曹操，不可能设空城计吓退司马懿。”
这时二班的五个战士都已回来。他们听的津津有味。有的一个劲儿地追问草船借箭、空城计是怎么回事。作为团干事的赵春来觉得很没面子，他如坐针毡，跳下床，站在地上高声分辩道：
“施大学，你只记住了军事化，忘记了革命化。我们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就是用革命化打败了美蒋反动派的机械化。毛主席说过，我们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用坦克、大炮武装到牙齿的的反动派。革命化的思想是精神上的原子弹，它比一切单纯的技术都厉害。有好的思想才有大智大勇。四个第一说的很明白，人的因素第一，人的思想第一，政治工作第一。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战无不胜的。这样的人靠谁培养？连队被称为部队的刀尖子，这样的刀尖子靠谁培养？指导员。你说那玩艺儿不对。”他紧了一下鼻子，撇了下嘴，接着说：“那是早就被批倒的单纯军事观点。再说诸葛亮终于还不是失败了。因此没有一个统一的革命化思想是不行的，单靠军事技术可以打一两场胜仗，但却不会赢得全局的胜利。”
赵干事的话是精神万能论，是这个时代最典型的唯心主义，我向来怀疑它的正确性。当子弹向人打来的时候并不问被袭击的是革命者的脑袋还是反革命者的脑袋，而以同样的速度穿透它。革命者的脑袋不会那样坚硬，会使飞来的子弹失灵或掉转方向。因而对我们来说要学会在他的子弹没打过来时先打中他，或想办法叫他打过来的子弹滑落。这虽然是军事技术，但绝对不可放弃。不过赵春来说的话是时代的经典，它们是革命、不革命乃至反革命的试金石，我怎么敢明确地表示反对呢！我起身坐在床边上，向他解释：
“赵干事，坐下说，坐下说。我没否认精神的作用，也没否认指导员的作用。我只是就各自所负的责任来说，将军的担子更大些，指导员的工作范围要小些。而且我们的将军大都是从兵里撸出来的，一级一级升上来的。有些当过指导员，有些当过连长。”
“施大学，不管怎么说，你太小瞧指导员了。当指导员不在文化高低，而在你有无思想水平。有文化，不等于能当指导员，没文化，也可能当好指导员。”
“赵干事，我没有瞧不起指导员的意思，没这意思。但指导员不是哪路神仙，凡是人都不可以做。有个营长说得好：有的人像手里的馒头，扔掉了可惜，吃到肚里怕装不下，只好拿着。”
“我不明白你说的意思。”赵干事好像只听了后一句话，没琢磨出味儿来，脸变成了蒸熟了的螃蟹壳，但他忽然又像明白了什么，带着阴险的口吻反问道：“这么说，你能当指导员了？”
“赵干事，我没这么说。”我的声调也高了起来。
“别看你们大学生有文化，见过世面，要是真让你们当指导员，恐怕还拿不起。这不是我轻看了你。”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我。
正常的论辩不可把当事人牵扯进去，不可进行人身攻击，这是起码的常识。我没想到赵春来竟会如此无礼。歧视知识分子虽然是一种时代病，但对于一个并没有丧失自由、而且取得了一些社会承认的知识分子，毕竟应该讲究一点。指着鼻子进行公开的贬低，只有势力小人才能干得出来。士可杀而不可辱，三年多来从军队农场到正规连队，我每天都得压抑自己的灵魂。我每天提心吊胆、战战兢兢，惟恐拂逆教育者的一点尊容而引出一连串可怕的后果。然而即便如此仍不能让他们满意。他们还想骑在知识分子的脖颈上拉屎。我终于按捺不住自己，开始爆炸了。就是领不到他们签发的合格证书也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要是真被他们迅速地扫地出门，还完全合乎我的心愿。我以强硬的口吻回他道：
“你别吓唬人！我告诉你，人就看你用不用。用他，他就可能干好。不用，他永远是个未知数。毛主席不说‘实践出真知’吗？实践也可以出人才。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指导员也不是天生就能当的。”
“用？”他带着嘲弄的口吻说：“那可不是自己想的事。思想是人的灵魂。没有好的思想，到哪里都出问题。不是我泼你的冷水，你们从旧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只有经过长期的思想改造，才能得到使用。这可不是我说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还有报纸上说的：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赵干事一说话嘴边就堆积唾沫。由于越说越激动，唾沫竟然喷到我的鼻子上。
我气炸了肺。一方面是他的唾沫，一方面是他的那些话。它们在农场锻炼期间就广泛流行，曾不止一次地激怒过我。今天，经过一次次洗礼，我仍然被挡在门外接受污辱，实在忍无可忍。我的心里产生了强烈的反驳欲望：
“赵干事，你对我们这拨知识分子的看法是偏见。我们是在解放后上的学，你也上过。我们上学时，没听说是资产阶级学校，只听说是党和人民办的。当时党和政府号召我们上学，我们从小学到大学一个经常性的主题就是感谢党和毛主席，叫我们穷人家的孩子上了学。要是那时有人说，这是资产阶级学校，我们就不上了。而且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一直接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怎么资产阶级了？我们怎么洋了？洋得起吗？直到大学毕业，我们都得靠父母供养，怎么叫不认爹和娘了？纯粹是诬蔑！你也念书了，你洋了，你忘了爹娘了？”
我越来越激动，越来越胶着我的思想。我要为知识分子申诉，为自己申诉。我恐惧，但更想占有胜利的快感。我迅速抓取时代容许的每一个词语和表达格式，并巧妙地批判时代的谬误。
“操，”赵春来被逼得恼羞成怒，开始带上粗俗的语言，“照你这么说，知识分子就不用改造了？你就是个红彤彤的知识分子了？”他歪着嘴，冷笑着。
“我没说知识分子不用进行思想改造。但思想改造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事，它是一切革命者都应当注意的事。”我咄咄逼人，由守势变成攻势。
“毛主席可没说工农也要进行思想改造。”他继续冷笑着说，而且带有煽动性地问旁边的几个战士：“你们听说过吗？”
想不到他会来这一着。他这一着很灵，战士们虽然没吱声，但眼神和表情明显地倾向于他。人都是势利动物、自私动物。当处在旁观状态时，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