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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争执了半天，李雪华执意让我去连部报告。我一进屋，还没来得及报告，连长便指着一个小老头向我介绍，这是团长。要是脑子里堆满了等级观念、还会来事的，碰到这种场面和机会，一定要打个军礼，声音宏亮地叫声团长。记得在农场锻炼期间，我们连的副指导员每到场部，总是一边打着军礼，一边高叫：“报告！政委，小兵倪纪友向您报告！”他的“小兵”报告方式传到连队一直成为大学生们的笑料。可是那个眼镜政委却极喜欢他，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给他升了正连级。可能是讪笑媚态的意识在我的脑海里沉淀太深，也可能是思想盯着大炮的问题、没转过弯来，还可能是不知军队在此种场合的礼数，我竟然不知怎么说。而且经过一阵犹豫之后再行军礼，肯定叫人感到不自然。我一声没吱，只尊敬地点点头，尴尬地立在那里。
“老施，你坐下，正要找你听团长讲‘九大’精神。你这么着急，有事吧？”连长连忙问我，内中显然也有为我的失礼作点开脱的意思。
我嗫嚅着说出我的所见，惟恐会给连队带来不利的影响。
出乎我的意料，连长不气不急，对团长说：
“炮膛里絮鸟窝，团长，我们给你增添了第四条新闻。再不搞军训，我看野鸡也会到里边抱蛋。”连长所说“第四条”是因为前边还有三个连队，不是炮栓锈死了，就是炮腿的两个轴锈死了。传说团长曾大发雷霆。
我精心地观察团长的动静。先前我的脑袋肯定有点充血、眼睛长了艨状物，所以竟没看清团长的尊容。此时恢复了常态，我才看的一清二楚。团长五短身材，长着太极仙翁的脑袋，双眼下陷，嘴往里扣着。听说他四五年参加革命，因为骄横抗上，所以升的不快。比他晚一年入伍的副师长已经十三级了，他还在十六级上蹲着。他总想利用自己的资格改变上下级关系。师里向他布置任务从来都用商量的口气。他有时自作主张，师里也奈何不得。他已近五十，没多大蹦蹬头儿了——转业在即，所以师里对他多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十分认真。
眼前，他背靠着行李，正襟危坐，慢慢地啜着茶。茶杯是个玻璃罐头瓶，外面罩着紫红色的塑料套。这种茶具是当年的时尚，正像军帽军装是当年的时尚一样。所不同者，军帽军装在庶民中流行，而这种茶具在相当一层干部中流行。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吃得起罐头，只有团一级以上的干部才有这等福分，作为茶具的罐头玻璃瓶也就成了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并显得高贵和威严。这就像西方的老贵族遛马、新贵族打台球和高尔夫球。缘此，有些营级干部也开始模仿使用。
对于连长的牢骚话，他好像并不十分在意，不紧不慢地说：
“军训要搞，营建更不能耽误。入冬前进不了营房，我这个团长更没法当。师里和军区就这么布置的。”语气里透露出不可更改的威慑力。
屋子里一片静默，只能听见他的啜饮声。
后来听说我是来部队锻炼的大学生，他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我在老部队见过几批大学生。”他扣上茶杯的铁盖，抬起脸，并不瞅任何人。
“那您肯定有带他们的经验了！”指导员赶忙接过话茬儿，眯缝着眼睛，满脸堆出微笑。
“他们这些人并不怎么好摆弄。”团长说着，照样不看任何人，只盯着茶盖，把它揭开，吸了一口茶。
“怎么，还不服您管？”指导员堆着同样的微笑，满含着对团长权威的崇敬，还有对反权威者的愤愤然。其间对我不乏敲山震虎的意味儿。
“他们这些人很骄傲，凡事总要有点自己的看法。”团长接着说，依旧谁也不看一眼。说完后再啜一口茶。
我的脸大概已经涨得通红了，我明显地感到周身发热。团长表面上是在说别人，实际上就是在说我。让我极不自在的是，我正好坐在团长的对面。我如坐针毡、却又一动也不能动。就像一个被剥光了衣服的人，我无法维持自己的自尊；又如一个受审者，我天然地失去了维护自己的权力；还像一条狗，虽然被打，但又不能叫唤。不过，休姆说得好，人的思想是最自由的。团长不会知道我在“垂听”的背后生长着什么意识。我明白他为什么借题发挥、杀鸡给猴看。当我没行军礼的一刹那，我已经预感到了事情的不妙：他不会对我产生好印象。可我想不到他的报复来得这么快。在我的想像中，一个领导的超常地方就在于他不计较小事，不根据一个人的一时举动来判断他的好坏；越是地位高的首长越是虚怀若谷。而且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矬子面前不说短话”。当着大厅广众的面对一个知识分子羞辱知识分子，似乎缺少起码的做人德行。就因为没行军礼而依势对一个位卑者指桑骂槐地攻击，纯系小人之所为。现在我可以假装不知，但我期待日后。
太极仙翁沉默一会儿。接着说：
“有个什么军事院校毕业的大学生，他把理论当饭吃，无论指导员还是连长都不放在眼里。”他一会儿吹吹水，一会举起杯左端右详，像是自言自语、一句一句地说着。
“正好赶上一天我来到这个连队。我给他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叫他指挥人把炮放到阵地上。他指挥的倒挺麻利，把炮放到了指定的位置上。我一看笑了，问他‘什么叫固定炮位？’他毫不犹豫地说‘那还不简单，叫炮不动呗！’我说‘你固定好了吗？’他说‘副团长，你要不信，自己搬搬看。’我没理他，问‘炮弹放出后，炮有无后坐力？’他说‘有啊。’不过声音不那么理直气壮了，好像明白味儿了。我于是说‘那么像你这样放着，不把两腿固定在坑里，炮打出一颗向后移动一些位置，你的炮弹有几颗能击中到目标上？’他哑然无语。我没听他回答，转身就走了。后来他老实了。”
“团长，你要不抓住他的小尾巴，还不容易制服他呢！”指导员甜笑着说。
“那是。”团长应承着道：“你们要记住，知识分子的弊病就是理论和实际脱节。今天早晨播的张春桥写的那篇文章很好。文章叫什么了的？是《革命大批判还在继续》吧？那里面说，知识分子理论脱离实际，化学家不认识大鹅，把它说成是鸭。学文的不会写文章，满腹酸气。对吧？”
“对对！团长记忆力真好，是这么说的。”指导员在需要迎合的时候，送去的总是那么快。
“还有更可笑的事情呢！”团长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势说：“那是我在一份沈阳军区的简报上看的。据一个大学生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讲用会上说的，一个大学物理学教授跟学生一起下乡铲地。正铲着，突然乌云四合，雷声滚滚。一个炸雷响过，万里长空扯出一道道电光，把整个大地照得亮如白昼。教授慌了，他想起尖端放电的原理，而自己鹤立鸡群地站在平坦的土地上，岂不是要被击毙吗？他急忙坐下去。可是看看周围，他觉得还是自己突出，只有趴下才能解除危险。可是卧倒之后，与地面一比，还是自己高。他以为只有卧到坑里才会躲过雷电的威胁。材料上写着，雷声越来越响，整个世界都像要爆炸了；闪电越来越猛，像无数根烧红的铁丝张牙舞爪地触向人的头顶。教授觉得，这回可完了。不过他马上又用手扣土，用脚踹土。心里想的是，只要委出个坑来，让身子低于大地，老天爷就不会在他身上放电。大约有半个多小时的光景，他把自己放到一个浅坑里。他在里面喘着气，浑身流着汗水和雨水。忽然他觉着好半天听不到雷声了。他万分纳闷。他不敢起来，待把身子翻过来一望，原来雨停了，雷停了，自己白白受了一场惊吓。你们说这个教授愚到什么程度？”
团长讲完后，得意地笑了笑。可是连队干部没人跟着笑。可能是这个故事太恶毒，讲故事者要糟踏的不光是教授，更是我，他们不好以笑声来得罪一个平日里与他们无冤无仇的无辜者。
团长转述的不错。我是这个讲用会的参加者。一九六九年的夏天正好是大学生接受再教育一周年。为了向上面请功，**部队召开了大学生学毛著改造思想的讲用会。参加者大都是在各农场表现突出的所谓先进人物。我以秘书身份成为某省军区代表团的成员，主要任务是帮助修改讲用材料。正是在那次大会上一个重点大学的理工科学生以漫画的方式描画了他老师的卑怯形象，十分为组织者赏识。但是他以出卖老师、丑化知识分子的方式向当权者讨好，却为所有良心未灭的大学生们所不耻。会后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咒骂他，恨不能将他撕成八瓣。
今天重新听到这个故事，我的心里同样窜起无名夜火。我无法求证故事的准确性。在这个荒唐的世界里什么荒唐的事情都能编造出来，只要能毁掉被攻击的目标。而像蛆虫一般苟活的人群，一看到诱耳，一看机会来到自己身边，就总是愿意上钩，并使尽浑身解数往上爬。为此他们不惜做伤天害理的事。但这个世界只给了少数人说话的权力，我的身分决定我只有一条道路可以选择：就是无论有权说话的人怎样贬损、压抑、践踏我，我都必须洗耳恭听；任何质疑、不驯、反抗必遭灭顶之灾。我知道团长是想借这个故事把我打到地缝里，但我无法把这个太极仙翁的脑袋捶碎，尽管我恨不能让它一下子搬家。中国有句古话，在形容欺负人欺负到家时，说是“骑在脖颈上拉屎”。团长今天对我，就是利用他的权势、利用我的不敢反抗在我的头顶拉屎。我日它娘，这个世界让我活的肮脏、憋气，我的身体真要炸了。
多亏世界还有好人，他们给了我们活下去的理由。就在团长继续做着吹茶动作（想来茶已不热）的时候，连长插上了一句：
“团长，大学生是不也有好的？我在老部队遇到的几个还可以。”
“我们连施大学也不错。”出乎意料之外，指导员也出来解围。他脸对着团长，嘴角仍是甜甜的笑。
“恩，要一分为二地看。”团长想把话拉回来：“有些好的。不过刀不磨不快，鼓不敲不响。响鼓需要重锤，要叫他们转变思想，必须给点重的捶打。”
午睡的起床号吹响，有关大学生的话题告一段落。队伍由副连长带到山里干活。剩下的干部听团长辅导新党章，重点讲解毛主席亲自选定的、写在党章里的接班人林彪的业绩。
有关林彪如何是“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如何是毛泽东最理想的接班人，早在农场接受再教育期间，已经听过辅导报告了。报告的底本是周恩来制作的。记得，那次我和上千名大学生席地而坐。我不惯于盘腿，坐不了几分钟，骨节就酸的要命。加之我对谎言从来缺乏耐力，我一会盘起，一会伸直，折腾了一个上午。
团长的辅导从开头就能听出，是来自同一个版本。对于这种公然篡改历史、伪造林彪历史的肉麻吹捧，我不屑一顾。我表面上装作在那里记录，其实一句完整的话都没写下。
而前此的场景却顽固地挂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化学家不认识大鹅、物理学家委坑避雷的喊叫不断敲击我的耳鼓、刺激我的神经。愤怒使我亢奋得简直不能自已。我憋闷，自己怎么会降生到如此一个邪恶的时代，它竟然被各种愚知妄说所牵引，让你求生不不能，求死不得。什么“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什么“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什么“脚上有牛屎，思想却是香的；身上有香水，脑子里却是臭的”，什么“劳动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它们有如泰山压顶，却又没有一句能够经得住理性常识的的诘问。
就说人的认知能力吧。当团长复述张春桥那篇恶毒的文章时，我的思想就在脑海里翻腾，折着个儿反抗。我想大声地告诉说：
“团长！在大千世界里，人的认识都是有限的。他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也不必什么都知道。他的价值不能由别人的所知、自己的未知所决定，而要以他在自己活动领域里的水平为准绳。一个化学家可以不认识大鹅，一个物理学家可以不懂种庄稼，可这绝不能淹没他们的伟大功绩。正是靠着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分解及对各种物质功能的细微洞察，我们人才能游刃有余地利用自然界的一切，为自己创造较为舒适自在的生活。要是依照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