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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如果我是过路难民偶然来一碗喝喝，未尝不是解渴佳饮；但好端端坐着的三个人要一口气把整缸东西喝完，那就很需要有一点愚公移山的精神了。乐平兄还问我们：
“味道哪能？崭？”
颜式这人狡猾，连忙说：
“一齐来！一齐来嘛！叫阿嫂、孩子都来喝……”
陆志庠不知天高地厚：
“侬叫我伲光喝液体，也唔俾点硬点实在物事吃吃，——残忍！”
后来听说这缸东西真倒进街边沟里去了。其实早就该倒，免得一半装在我们肚子里。
不久乐平兄一家搭便车走了。记不得是去梅县还是长汀。总是这样居无定所，像大篷车生涯浮浪四方。我们送车，他在卡车后头操着蹩脚京片子叫着：
“黄牛黄牛！年节弗好过，你赶到××找我伲！”（我混名叫“黄牛”。）
车子太快，偏偏××两个字没听清楚……
再见面是一九四七年的春天了。
三毛在《大公报》连载，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那时天气冷，三毛穿的还是单衣，女孩子们寄来给三毛打的小毛裤毛衣，而在画上，三毛真的就穿上这些深情的衣物。这些衣物也温暖着病中的乐平兄。
他住在几马路卖回力鞋之类铺子的二楼，在吐血。与人喝酒闹出来的。雏音嫂和孩子在嘉兴。不晓得知不知道。
有时碰碰头，陪他吃小馆子，喝酒。在那段时候，我没见到雏音嫂和孩子。听说他俩添了许许多多儿女，并且又收养了许许多多儿女，一个又一个，形成张冯兵团的伟大阵容。设想生儿养女的艰难，便明白这一对父母心胸之博大，他们情感落脚处之为凡人所不及。
一九四八年我离开上海经台湾到香港去了。再见乐平兄是在一九五三年的北京。他到北京开会，当然我们会在一起聚一聚，吃一点东西，喝喝茶。“相濡以沫”嘛！等到一搞运动，便又“不若其”，这么往来回荡，轻率地把几十年时光度过了。
人死如远游，他归来在活人心上。
我有不少尊敬的前辈和兄长，一生成就总有点文不对题。学问渊博、人格高尚的绀弩先生最后以新式旧诗传世，简直是笑话。沈从文表叔生前最后一部作品是服饰史图录，让人哭笑不得；但都是绝上精品。乐平兄一生牵着三毛的小手奔波国土六十多年，遍洒爱心，广结善缘，根深蒂固，增添祖国文化历史光彩，也耗尽了移山心力。
我是千百万人中乐平兄的受益者之一。从崇拜他到与他为友半个多世纪，感惜他还有许多聪明才智没有使用出来。他的长处，恰好是目下艺坛忽略缺少之处。古人所谓“传神写照”，他运用最是生动流畅。不拘泥于照片式的“形似”，夸张中见蕴藉，繁复间出条理。……要是有心人做一些他与同行闲谈交往和艺术创作时的纪录，积少成多，可能对广大自学者如我辈是一部有用自学恩物。
乐平兄有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精彩到家的巧思和本领。
一次在北京张正宇家吃饭，席上吃螃蟹他留下了壳，饭后他在壳盖纹路上稍加三两笔，活脱一副张正宇胖面孔出现眼前，令人惊叹！
熟朋友都知道他能不打稿一口气剪出两大红白喜事队伍，剪出连人带景的九曲桥看乌龟图。他的确太忙，这一辈子没有真正地到哪里玩过。去外国也不多，随的是代表团，难得尽兴。要是他健在多好！让我陪着他和雏音嫂、绀弩、沈表叔、郑可诸位老人在我意大利家里住住，院子坐坐，开着车子四处看看、走走多好！这明明是办得到的，唉！都错过了。年轻人是时常错过老人的。
一梦醒来，我竟然也七十多了！他妈的，谁把我的时光偷了？把我的熟人的时光偷了？让我们辜负许多没来得及做完的工作，辜负许多感情！
1997年7月22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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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雅宝胡同甲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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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献给可染先生、佩珠夫人
可染先生逝世了。离开他那么远，我很想念他，为他守几个钟头的灵，和他告别，看一眼他最后的容颜，不枉我们友谊一场。唉！可惜办不到了。
他比我大十六岁，也就是说，我回北京二十八岁那一年，他才四十四岁。那算什
么年龄呢？太年轻了。往昔如梦，几乎不信我们曾经在那时已开始的友谊，那一段温暖时光。
一九五三年，我，带着七个月大的黑蛮，从香港回到北京，先住在北京北新桥大头条沈从文表叔家。按年代算，那时表叔也才四十五岁，真了不起，他那些辉煌的文学作品都是在四十五岁以前完成的。
在他家里住了不久，学校就已经给我安排好住处。那就是我将安居十年左右的。
第一个到新家来探望我们的就是可染夫妇。
一群孩子——二三十个大小不同的脸孔扒在窗口参观这次的探望。他们知道，有一个从香港搬来的小家庭从今天起将和他们共享以后的几十年的命运。
可染夫妇给我的印象那么好！
“欢迎你们来，太好了！太好了！没有想到两位这么年轻！太好了！太好了！刚来，有什么缺的，先拿我们的用用！——你们广东人，北京话讲得那么好！”
我说：“她是广东人，我是湖南人。”
“好！好！我们告辞了，以后大家在一起住了。”
接着是张仃夫妇，带着他们的四个喽。
以后的日子，我跟他们两家的生活几乎是分不开的。新的生活，多亏了张仃夫人陈布文的指引和照顾。
大雅宝五十米的胡同拐角有一间小酒铺，苦禅先生下班回来，总要站在那儿喝上两杯白酒。他那么善良朴素的人，一个重要的写意画家，却被安排在陶瓷科跟王青芳先生一起画陶瓷花瓶。为什么？为什么？至今我还说不出原由。我下班时若是碰见他，他必定跟我打招呼，并得意地告诉酒铺的小掌柜：
“……这位是黄永玉先生，咱们中央美术学院最年轻的老师，咱们党从香港请来的……”
我要说“不是党请来的，是自己来的”也来不及。他是一番好意，那么真诚无邪，真不忍辜负他的好意。
董希文有时也让沙贝提着一个了不起的青花小提梁壶打酒。
那时尚有古风。还有提着一只盖着干净蓝印花布的篮子的清癯的中年人卖我们在书上见识过的“硬面饽饽”。脆硬的表皮里软嫩微甜的面心，这是一种寒冷天气半夜街头叫卖的诗意极了的小食物。
大雅宝胡同另一头的转角是间家庭面食铺，早上卖豆浆、油条、大饼、火烧、糖饼、薄脆，中午卖饺子和面食；后来几年的“资本主义改造”，停了业。有时街头相遇，寒暄几句，不免相对黯然，这是后话。
北京东城，是中央美术学院教员宿舍。
我一家的住处是一间大房和一个小套间。房子不算好，但我们很满足。我所尊敬的许多先生都住在同样水平而风格异趣的房子里。学院还有几个分布在东西城的宿舍。
大雅宝胡同只有三家门牌，门口路面安静而宽阔，早百年或几十年前的老槐树绿阴下有清爽的石头墩子供人坐卧。那时生活还遗风于老北京格局，虽已开始沸腾动荡，还没有失尽优雅和委婉。
甲二号门口小小的。左边是隔壁的拐角白粉墙，右边一排老灰砖墙，后几年改为两层开满西式窗眼的公家楼，大门在另一个方向，而孩子们一致称呼它是“后勤部”大院，这是无须去明白的。
我们的院子一共是三进，连起来一长条，后门是小雅宝胡同。小雅宝胡同往西走几步向右一拐就到了禄米仓的尽头；“禄米仓”其实也是个胡同，省下胡同二字叫起来原也明白。只是叫大雅宝和小雅宝时却都连着胡同，因为多少年前，前后胡同出了大小哑巴的缘故。
禄米仓对我们的生活很重要。那里有粮店，菜站，油盐酱醋，猪、牛、羊、鸡、鸭、鱼肉店，理发店和一家日用杂货店。还有一座古老的大庙，转折回环，很有些去处。可惜主殿的圆形大斗穹，听传说被旧社会好事贪财、不知轻重的人卖到美国波士顿博物馆去了。更听到添油加醋的传说，那些大斗拱材料被编了号，一根不多、一根不少地存在仓库里，根本没有高手能把它装配起来。我们当时还很年轻的国手王世襄老兄恰巧在那儿，得到他的点化，才在异邦重新跟惊讶佩服的洋人见了面。
那座庙是个铁工厂，冶炼和制造马口铁生活用具，油烟和电焊气味，冲压和洋铁壶的敲打，真是古联所云：“风吹钟声花间过，又响又香”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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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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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二号宿舍有三进院子。头一个院子，门房姓赵，一个走失了妻子的赵大爷带着十二岁的儿子大福生子和八岁的儿子小福生子和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儿。女儿乖，大小儿子十分创造性的调皮。
第二家是单身的陆大娘，名叫陆佩云，是李苦禅先生的岳母。苦禅、李慧文夫妇和顽皮的儿子李燕、女儿李健住在隔壁。门口有三级石阶，面对着一块晾晒衣服的院子。路
过时运气好，可见苦禅先生练功，舞弄他那二十多斤重的纯钢大关刀。
第三家是油画家董希文，夫人张连英是研究工艺美术的，两夫妇细语轻言，沉静而娴雅。大儿子董沙贝，二儿子董沙雷，小女儿董伊沙跟我儿子同年。沙贝是个“纽文柴”，小捣蛋；沙雷文雅。我买过一张明朝大红木画案，六个人弄了一个下午还不能进屋，沙雷用小纸画了一张步绪图，“小娃娃懂得什么？”我将他叱喝走了。大桌案露天放了一夜。第二天，老老实实根据沙雷的图纸搬进了桌子。沙雷长大后是个航空方面的科学家。沙贝在日本，是我一生最中意的有高尚品味的年轻人之一。我们一家时时刻刻都想念他，却一直不知道他生活得怎么样。
第四家是张仃和陈布文夫妇。张仃是中国最有胆识最有能力的现代艺术和民间艺术的开拓者。他身体力行，勇敢、坦荡、热情而执著地拥抱艺术，在五十年代的共产党员身上，散发着深谷中幽兰似的芳香。夫人陈布文从事文学活动，头脑黎明般清新，有男性般的愤世嫉俗。和丈夫从延安走出来，却显得十分寂寞。布文是“四人帮”伏法以后去世的，总算解开了一点郁结；可惜了她的头脑和文采。
数得出他们的四个孩子：乔乔，女儿；郎郎，大儿子；大卫，二儿子；寥寥，三儿子，跟我们的关系最好。寥寥跟我儿子黑蛮同在美术学院托儿所低级班，每天同坐一辆王大爷的三轮车上学，跟儿子一起叫我妻子做“梅梅妈妈”。想到这一些事，真令人甜蜜而伤感。
大卫沉默得像个哲学家，六七岁，有点驼背，从不奔跑打闹。我和他有时静悄悄地坐在石阶上，中午，大家午睡，院子静悄悄，我们就谈一些比较严肃的文学问题。他正读着许多书。
郎郎是一个非常纯良的孩子。他进了寄宿学校，星期天或寒暑假我们才能见面。他有支短短的小竹笛，吹一首叫做《小白帆》的歌。他善良而有礼，有时也跟大伙儿做一种可原谅的、惊天动地的穿越三大院的呼啸奔跑。一般地说，他很含蓄，望着你，你会发现他像只小鹿，一对信任的、鹿的眼睛。
妻子曾经说过，写一篇小说，名叫《小白帆》，说这一群孩子“将来”长大的合乎逻辑的故事。不料匆忙间这些孩子们长大了，遭遇却令我们如此怆然。
郎郎在“文革”期间脚镣手铐押到美术学院来“批斗”，大会几天之后分组讨论枪毙不枪毙他。我难以忍受决定孩子生死的恐怖，我逃到北海，一进门就遇到王昆，她的孩子周七月那时也要枪毙。我们默默地点了头，说声“保重”，擦身而过。那天雪下得很大，登临到白塔山头，俯览尘寰，天哪！真是诉不尽的孤寂啊！
乔乔原在儿童剧院，后来在云南，再后来到国外去了。一个女孩走向世界，是需要强大的勇气和毅力的。她开阔，她对付得了！
只有那个沉默好学的大卫，自从上山下乡到了庐山之后，近二十年，一直没有过下山的念头。他是几十万分之一的没有下山者。我许多年前上庐山时找过他，那么超然洒脱，漠漠于宁静之中。
他们家还有一位姨娘，是布文的姐姐。她照顾着幼小的寥寥，永远笑眯眯，对一切都满怀好意。
过了前院还不马上到中院。中间捎带着一个小小天井。两个门，一门曲曲折折通到张仃内室，一个是张家简陋的厨房。说简陋，是因为靠墙有个古老的长着红锈的浴盆，自来水管、龙头阀门一应齐全，通向不可知的历史那里。它优越而古老，地位奇特，使用和废弃都需要知识和兴趣，所以眼前它担任一个很谦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