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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大早，诗人远行的小船即将解缆，他还在握着手细细叮咛。他的声音也像纯银一般，在这寂静的山河间飘荡回响。但他的话语很难听得清楚，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他就住在山头的小城里，管辖着这里的丛山和碧江。
多少年后，我早已知道童年的误解是多么可笑，但当我真的坐船经过白帝城的时候，依然虔诚地抬着头，寻找着银袍与彩霞。船上的广播员正在吟诵着这首诗，口气激动地介绍几句，又放出了《白帝托孤》的乐曲。猛地，山水、历史、童年的幻想、生命的潜藏，全都涌成一团，把人震傻。
《白帝托孤》是京剧，说的是战败的刘备退到白帝城郁闷而死，把儿子和政事全都托付给诸葛亮。抑扬有致的声腔飘浮在回旋的江面上，撞在湿漉漉的山岩间，悲忿而苍凉。纯银般的声音找不到了，一时也忘却了李白的轻捷与潇洒。
我想，白帝城本来就熔铸着两种声音、两番神貌：李白与刘备，诗情与战火，豪迈与沉郁，对自然美的朝觐与对山河主宰权的争逐。它高高地矗立在群山之上，它脚下，是为这两个主题日夜争辩着的滔滔江流。
华夏河山，可以是尸横遍野的疆场，也可以是车来船往的乐土；可以一任封建权势者们把生命之火燃亮和熄灭，也可以庇佑诗人们的生命伟力纵横驰骋。可怜的白帝城多么劳累，清晨，刚刚送走了李白们的轻舟，夜晚，还得迎接刘备们的马蹄。只是，时间一长，这片山河对诗人们的庇佑力日渐减弱，他们的船楫时时搁浅，他们的衣带经常熏焦，他们由高迈走向苦吟，由苦吟走向无声。中国，还留下几个诗人？
幸好还留存了一些诗句，留存了一些记忆。幸好有那么多中国人还记得，有那么一个早晨，有那么一位诗人，在白帝城下悄然登舟。也说不清有多大的事由，也没有举行过欢送仪式，却终于被记住千年，而且还要被记下去，直至地老天荒。这里透露了一个民族的饥渴：他们本来应该拥有更多这样平静的早晨。
在李白的时代，中华民族还不太沉闷，这么些诗人在这块土地上来来去去，并不像今天那样觉得是件怪事。他们的身上并不带有政务和商情，只带着一双锐眼、一腔诗情，在山水间周旋，与大地结亲。写出了一排排毫无实用价值的诗句，在朋友间传观吟唱，已是心满意足。他们很把这种行端当作一件正事，为之而不怕风餐露宿，长途苦旅。结果，站在盛唐的中心地位的，不是帝王，不是贵妃，不是将军，而是这些诗人。余光中《寻李白》诗云：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
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这几句，我一直看成是当代中国诗坛的罕见绝唱。
李白时代的诗人，既挚恋着四川的风土文物，又向往着下江的开阔文明，长江于是就成了他们生命的便道，不必下太大的决心就解缆问桨。脚在何处，故乡就在何处，水在哪里，道路就在哪里。他们知道，长江行途的最险处无疑是三峡，但更知道，那里又是最湍急的诗的河床。他们的船太小，不能不时行时歇，一到白帝城，便振一振精神，准备着一次生命对自然的强力冲撞。只能请那些在黄卷青灯间搔首苦吟的人们不要写诗了，那模样本不属于诗人。诗人在三峡的小木船上，刚刚告别白帝城。
告别白帝城，便进入了长约200公里的三峡。在水路上，200公里可不算一个短距离。但是，你绝不会觉得造物主在作过于冗长的文章。这里所汇聚的力度和美色，铺排开去2000公里，也不会让人厌倦。
翟塘峡、巫峡、西陵峡，每一个峡谷都浓缩得密密层层，再缓慢的行速也无法将它们化解开来。连临照万里的太阳和月亮，在这里也挤捱不上。对此，1500年前的郦道元说得最好：
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
（《水经注》）
他还用最省俭的字句刻划过三峡春冬之时的“清荣峻茂”，晴初霜旦的“林寒涧肃”，使后人再难调动描述的词章。
过三峡本是寻找不得词汇的。只能老老实实，让嗖嗖阴风吹着，让滔滔江流溅着，让迷乱的眼睛呆着，让一再要狂呼的嗓子哑着。什么也甭想，什么也甭说，让生命重重实实地受一次惊吓。千万别从惊吓中醒过神来，清醒的人都消受不住这三峡。
僵寂的身边突然响起了一些“依哦”声，那是巫山的神女峰到了。神女在连峰间侧身而立，给惊吓住了的人类带来了一点宽慰。好像上天在铺排这个仪式时突然想到要补上一个代表，让蠕动于山川间的渺小生灵占据一角观礼。被选上的当然是女性，正当妙龄，风姿绰约，人类的真正杰作只能是她们。
人们在她身上倾注了最瑰丽的传说，好像下决心让她汲足世间的至美，好与自然精灵们争胜。说她帮助大禹治过水，说她夜夜与楚襄王幽会，说她在行走时有环佩鸣响，说她云雨归来时浑身异香。但是，传说归传说，她毕竟只是巨石一柱，险峰一座，只是自然力对人类的一个幽默安慰。
当李白们早已顺江而下，留下的人们只能把萎弱的生命企求交付给她。“神女”一词终于由瑰丽走向淫邪，无论哪一种都与健全的个体生命相去遥遥。温热的肌体，无羁的畅笑，情爱的芳香，全都雕塑成一座远古的造型，留在这群山之间。一个人口亿众的民族，长久享用着几个残缺的神话。
又是诗人首先看破。儿年前，江船上仰望神女峰的无数旅客中，有一位女子突然掉泪。她悲哀，是因为她不经意地成了李白们的后裔。她终于走向船舱，写下了这些诗行：
在向你挥舞的各色花帕中
是谁的手突然收回
紧紧捂住自己的眼睛
当人们四散离去，谁
还站在船尾
衣裙漫飞，如翻涌不息的云
江涛
高一声
低一声
美丽的梦留下美丽的忧伤
人间天上，代代相传
但是，心
真能变成石头吗
沿着江岸
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
正煽动新的背叛
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
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舒婷：《神女峰》）
终于，人们看累了，回舱休息。
舱内聚集着一群早有先见之明的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出过舱门，宁静端坐，自足而又安详。让山川在外面张牙舞爪吧，这儿有四壁，有舱顶，有卧床。据说三峡要造水库，最好，省得满耳喧闹。把广播关掉，别又让李白来烦吵。
历史在这儿终结，山川在这儿避退，诗人在这儿萎谢。不久，船舷上只剩下一些外国游客还在声声惊叫。
船外，王昭君的家乡过去了。也许是这里的激流把这位女子的心扉冲开了，顾盼生风，绝世艳丽，却放着宫女不做，甘心远嫁给草原匈奴，终逝他乡。她的惊人行动，使中国历史也疏通了一条三峡般的险峻通道。
船外，屈原故里过去了。也许是这里的奇峰交给他一副傲骨，这位比李白还老的疯诗人太不安分，长剑佩腰，满脑奇想，纵横中原，问天索地，最终投身汨罗江，一时把那里的江水，也搅起了三峡的波涛。
看来，从三峡出发的人，无论是男是女，都是怪异的。都会卷起一点旋涡，发起一些冲撞。他们都有点叛逆性，而且都叛逆得瑰丽而惊人。他们都不以家乡为终点，就像三峡的水拼着全力流注四方。
三峡，注定是一个不安宁的渊薮。凭它的力度，谁知道还会把承载它的土地奔泻成什么模样？
在船舷上惊叫的外国游客，以及向我探询中国第一名胜的外国朋友，你们终究不会真正了解三峡。
我们了解吗？我们的船在安安稳稳地行驶，客舱内谈笑从容，烟雾缭绕。
明早，它会抵达一个码头的，然后再缓缓启航。没有告别，没有激动，没有吟唱。
留下一个宁静给三峡，李白去远了。
还好，还有一位女诗人留下了金光菊和女贞子的许诺，让你在没有月光的夜晚，静静地做一个梦，殷殷地企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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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
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不管孟姜女们如何痛哭流涕，站远了看，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经没有什么味道，而在甘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劲厉的寒风在时断时续的颓壁残垣间呼啸，淡淡的夕照、荒凉的旷野溶成一气，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深厚得多了。
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如果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那么，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汩清流。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
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
它的水流不像万里长城那样突兀在外，而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延伸的距离并不比长城短。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一查履历，长城还只是它的后辈。
它，就是都江堰。
我去都江堰之前，以为它只是一个水利工程罢了，不会有太大的游观价值。连葛洲坝都看过了，它还能怎么样？只是要去青城山玩，得路过灌县县城，它就在近旁，就乘便看一眼吧。因此，在灌县下车，心绪懒懒的，脚步散散的，在街上胡逛，一心只想看青城山。
七转八弯，从简朴的街市走进了一个草木茂盛的所在。脸面渐觉滋润，眼前愈显清朗，也没有谁指路，只向更滋润、更清朗的去处走。忽然，天地间开始有些异常，一种隐隐然的骚动，一种还不太响却一定是非常响的声音，充斥周际。如地震前兆，如海啸将临，如山崩即至，浑身起一种莫名的紧张，又紧张得急于趋附。不知是自己走去的还是被它吸去的，终于陡然一惊，我已站在伏龙馆前，眼前，急流浩荡，大地震颤。
即便是站在海边礁石上，也没有像这里这样强烈地领受到水的魅力。海水是雍容大度的聚会，聚会得太多太深，茫茫一片，让人忘记它是切切实实的水，可掬可捧的水。这里的水却不同，要说多也不算太多，但股股叠叠都精神焕发，合在一起比赛着飞奔的力量，踊跃着喧嚣的生命。这种比赛又极有规矩，奔着奔着，遇到江心的分水堤，刷地一下裁割为二，直窜出去，两股水分别撞到了一道坚坝，立即乖乖地转身改向，再在另一道坚坝上撞一下，于是又根据筑坝者的指令来一番调整……也许水流对自己的驯顺有点恼怒了，突然撤起野来，猛地翻卷咆哮，但越是这样越是显现出一种更壮丽的驯顺。已经咆哮到让人心魄俱夺，也没有一滴水溅错了方位。阴气森森间，延续着一场千年的收伏战。水在这里，吃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就像一大拨翻越各种障碍的马拉松健儿，把最强悍的生命付之于规整，付之于企盼，付之于众目睽睽。看云看雾看日出各有胜地，要看水，万不可忘了都江堰。
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遥远得看不出面影的李冰。
四川有幸，中国有幸，公元前251年出现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孪冰任蜀郡守。
此后中国千年官场的惯例，是把一批批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这里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判然不同的政治走向。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濡养，它要实施的事儿，既具体又质朴。他领受了一个连孩童都能领悟的简单道理：既然四川最大的困扰是旱涝，那么四川的统治者必须成为水利学家。
前不久我曾接到一位极有作为的市长的名片，上面的头衔只印了“土木工程师”，我立即追想到了李冰。
没有证据可以说明李冰的政治才能，但因有过他，中国也就有过了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那把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