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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只有地主和乡绅扶持的地方民团武装。作为他们的竞争对手，共产党人在每个苏区有1 000人至5 000人的红军部队在介于专区和县之间的级别上作战，有50人至200人的赤卫队在介于县乡的级别上作战，还有一些青年小分队分散在小城镇和农村游击活动。*
* 这也是一个大致的分析。例如在1929年底，共产党的主要军队大致如下：毛泽东和朱德的红四军有3 000人；彭德怀和滕代远的红五军有2 000人；贺龙的红三军有3 000人；徐向前的红一军有1 000人；邓小平和张云逸的红七军有3 000人；方志敏的红十军有1 000人。每支红军部队都占据2至5个县作为其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另有5至10个县作为其势力范围。每一个中心县通常拥有一支由几十名到几百名业余士兵组成的赤卫队。
驻各省的国民党军队贪图安逸，只愿待在大城市里（而且他们是被部署在那里的），无事则安，对共产党人在下面发动农民、建立苏维埃、打击民团和警察不闻不问。在没有各省军队介入的情况下，共产党人逐步地消灭国民党的地方武装，扩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活动范围。然后，他们开始兴趣大增，开始攻打县城。虽然在县保安队面前往往吃败仗，但他们却不受什么太大损失，退回乡村就是；而一旦他们夺取县城，赶走了保安队，这种胜利可就具有重大意义，并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一两个县城落入共产党人之手，国民党各省政府便开始坐卧不安起来。他们纷纷调兵遣将，开始对“造反者”发动围剿。如果暴动发生在各省边界地区，那么围剿作战就由有关各省联合发动。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不论哪一支红军部队都很难打败国民党的一个军或歼灭其一个团。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交战受挫后，红军就撤出县城，撤到下面乡间或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开展斗争。国民党的进攻部队在夺回县城逼走红军之后，自然得意洋洋宣布胜利并立即撤兵，结果使共产党人得以恢复他们原来的根据地，或是在日后创建新的根据地。
国民党政权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为共产党人发展势力制造了良机。一旦国民党中央军与其他军事集团之间爆发战争，驻守各省的国民党军队主力就会被调往前线作战，留下的少数兵力将会集中驻防省城，而在区县两地则显空虚。在这种情况下，红军自然不会忘记乘机抢占新的地盘并补充新的兵源。
以上的描述可以说是红军和苏维埃活动的一般动态和轨迹。对国共两党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的对抗所进行的总体考察表明，国民党政府在共产党人举行暴动的南方和中南各省的军事控制是相对稳固的。当共产党的势力构成严重威胁时，各省的军队便开始进行讨伐。在历次战斗中，国民党军胜多败少；在整个围剿战役中，他们也几乎全部胜利。尽管如此，他们却很少能够根除共产党在某一特定区域的力量和影响。共产党人依靠他们与农民大众的密切联系、令人神往的农业纲领、高尚的精神风范和严格的组织纪律，不久便恢复了自己的力量，并呈现出更加强大的发展势头。
红军部队一般采用游击战的战术，这种情况更多的是为了适应当时的客观环境，而不单纯是某个领导人的创造发明。强敌进攻时，弱小的红军就做必要的后退，到农村去和敌人周旋；红军兵力弱小，但熟悉地理环境，自然要神出鬼没，声东击西，以便寻机作战。敌军撤退时，他们又化零为整，乘胜追歼。这套打游击的战略战术不仅为毛泽东在井冈山所运用，其他根据地的红军队伍在早期也都或多或少地采用过。*
* 朱德和毛泽东的部队提出了“十六字诀”，而彭德怀和徐向前的部队则分别运用了“石磨战术”和“八句话原则”。当然应当指出，游击战可以根据各红军部队的领导人及其自身状况而具体灵活采用。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二部分毛泽东与江西中央苏区（1）
中共中央1927年在汉口召开的“八七”紧急会议上，毛泽东和彭公达两人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分别以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书记的身份被派往湖南发动和领导秋收起义。［23］在随后的一个月内，党中央与湖南省委函电来往频繁（在《中央通讯》中有详细记载）。
这些函电表明，起初党中央对湖南省委大加赞扬，而后来又深表失望。［24］“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的确及时来到湖南省会长沙，但他没有逗留在城里开会发文件，而是马上奔赴湘东农村。与此同时，由彭公达等人制定并寄予厚望的全省起义计划在各地实施过程中均先后宣告失败，惟有毛泽东去的湘赣边界地区例外。［25］但是，这并不表示着毛泽东本人创建了什么武装力量或发动了什么农民起义。虽然他在1927年9月确曾被任命为计划中起义部队的师长，但这一任命徒有虚名，而且很快又被取消。当时倒有一个师的“工农红军”在湘赣边界宣告成立，秋收起义只不过是把现有的若干部队召集起来，先夺取附近的县城，再去攻打省城长沙。只是在起义部队进攻长沙受挫后，毛泽东才出面通知各路部队至文家市集合，并决定挥师东进。经过三湾改编之后，毛泽东率领新命名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第一团”于1927年10月向东撤退到江西境内的井冈山地区。［26］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之所以向江西撤退，可能是受到某些偶然因素的影响。后来他在井冈山与袁文才、王佐实行联合也可能是出于暂时考虑。作为共产党人，毛泽东不可能追求绝无原则可言的联合，乃至于和袁、王这样两个“土匪首领”公开结盟———称袁、王二人为土匪是共产党中的一些人稍后提出来的，而国民党的历史学家自然乐意接受这种说法，至今一直采用此说。实际上，袁、王二人分别是北伐战争时期在井冈山一带成立的两支“农民自卫军”的领袖。由于这些农军与当地的地主豪绅发生冲突并公然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倾向于加入中共暴动。如果像国民党的历史学家那样把所有共产党人都称作“匪”的话，那么在这种意义上对于袁、王二人倒也不妨如此称呼。
1928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的农民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这样会师后，立即成立了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全军共有万余人，由六个团组成：朱自己的队伍两个团、朱带来的湘南农军两个团、毛泽东的一个团，以及袁文才、王佐领导的由当地人组成的一个团。［27］在随后的三个月内，毛泽东、朱德利用幅员辽阔的井冈山区作为根据地的核心，派出一些部队到周围各县去发展党的组织，动员农民群众，实行土地改革，建立苏维埃政府，热火朝天地大干起来。
实行联合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摩擦，这成了一个普遍定律。湖南省委要求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回湘发动另一次起义；湘南农军因井冈山上给养困难要求返回老家；朱德的部下则要求维持独立。到1928年5月底，两个团的湘南农民已大部分返回湘南。7月下旬，当湘赣两省的敌军发动围剿时，朱德率领他的两个团也离开井冈山去了湖南。一个时期内毛泽东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但是通过分裂、失败和后来红四军的重新联合，朱德和毛泽东的关系逐步趋于成熟和稳定。朱德、毛泽东的部队最终合并成一个整体，以至于后来很难说哪个部队是属于哪一个人的。从1928年9月至1929年1月，对红四军和湘赣边根据地来说，是一个顺利发展和迅速扩大的时期。［28］
1928年11月，彭德怀和滕代远率领红五军大约1 000人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后来彭德怀在回忆录中说，他之所以决定投奔井冈山，是因为他对毛泽东的领导能力十分钦佩。实际上，党中央的明确指示和红五军在平江地区遇到的不利形势可能与彭德怀采取上述行动有更大的关系。两军会合后，彭德怀和滕代远分别被任命为红四军副军长和副党代表。1929年1月，当另一场围剿到来之际（这次围剿由闽、湘、赣三省政府联合发动，出动的兵力有12～18个团，大约2？郾5万～3？郾5万人），彭德怀和王佐分别率领红五军原部和红四军的32团留守井冈山，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到外线作战。这里有无派别之见，暂且不论，单就这种军事安排来说，其出发点是：如果毛泽东、朱德能够取得外线作战的胜利，那么围剿井冈山的国民党军队———尤其是江西省的军队———将不得不从井冈山迅速撤退。这样，不仅围剿可以得以制止，而且敌军还将受到毛、朱和彭、王部队的前后夹击。*
* 参见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载《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集，52页。另见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New York，1938，p？郾153。毛泽东对斯诺说，中共六大的新路线传达到井冈山后，党和军队领导层内的不同意见消失了。我想补充一句：朱、毛二人之间的默契融合关系主要是随着1928年下半年他们在军事上的失败和成功而不断进行调整的结果。
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主力既没有攻下吉安，也没能取得外线作战的胜利。相反，他们在去赣南的途中，在大余一带受到赣军的重创。此后他们又连输三仗，直到1929年2月才在大柏地取得一次胜利。他们被迫进一步南下，向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区进军，重返井冈山已不可能。幸运的是，这年5月蒋介石与桂系李宗仁之间爆发了军阀战争，围剿井冈山的国民党部队立刻被全部调回。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在张鼎丞、邓子恢等人领导的中共闽西地方武装和刘少奇、李文林等人领导的赣南地方武装的有力配合下，毛泽东、朱德在闽赣边界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一块新的更大的根据地。［29］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二部分毛泽东与江西中央苏区（2）
留守井冈山的彭德怀部队在1929年1月孤军迎敌，遭受了巨大损失。后来彭德怀和滕代远率领剩下的300多人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向南撤退。3月份，他们在赣南的宁都遇到了毛泽东、朱德的部队。毛泽东为井冈山反围剿的事表示歉意，彭德怀不肯轻易接受。他集合自己的部队，挥师北上而去，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初次合作就这样结束了，虽不甚愉快，但也没有公开反目敌视。随后彭德怀重新打出红五军的旗号，并于4月份收复了湘赣边根据地。7月，他又回到湘、鄂、赣三省交界地区，在那里受到了老部下黄公略的热烈欢迎。10月，彭德怀派出一部分军队到鄂南发展。这样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红五军就占领了三个根据地区域，所属部队扩充到3 000余人。［30］
到1929年下半年，江西中央苏区大体规模已经形成。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是由赣南、闽南、湘赣和湘鄂这四个相对独立的根据地组成的。它构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主体。在这一区域，有共产党的三大势力：毛、朱的红四军，彭、滕的红五军，以及地方党、政（苏维埃）、军人员。毛泽东从开始便是这一区域内最有资历、最有影响的人物，但是中央苏区的正式建立和毛泽东的正式领导，却是通过1930年李立三冒险主义路线之后得以形成的。
多年以来，中共官方的历史学家一直把“两条路线的斗争”当作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基本主题。在江西时期，毛泽东被说成是反对党中央“左”倾错误路线的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中国内地以外的某些观察家试图避免重复这一说法，但又提不出新颖的见解，结果随波逐流，在中共历史学家所限定的范围内左右摇摆，以示独立。他们往往会说，在1927—1935年间，毛泽东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逐步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同党中央相抗衡。但是，对于“在江西苏区时期毛泽东拥护还是反对中央”这类抽象而又模糊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予以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较有价值的历史研究不应停留在事情的表面现象上，而应追求更为深切的内在联系。这样勾画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虽然不那么黑白分明，不那么是非明确，但却更加生动，更加真实。［31］
从毛泽东在中央党内的地位看来，江西初期可以说是他从中央到地方的下降时期。毛泽东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在1923年召开的中共三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发动秋收起义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