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自然，潘不可能接受这样苛刻的条件。陈果夫又提出“你我均非军事当局，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由蒋和周面谈”［57］。
到目前为止，国共谈判没有任何成果，但也不是完全无益———至少对共产党来说是如此。他们建立了与南京政府的各种联系，并获得了大量经验。在1936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就像一条章鱼，在各个方面伸展它的触须来寻找所有可能捕捉到的目标。
在西安事变过程中，当张学良频繁周旋于他的洋人教师威廉·端纳和女性朋友蒋夫人时，中共代表团正忙于利用一切机会与南京政府内部各派势力的接触。这种情况可以清楚地在1936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给周恩来的指示信件中看到。指示信的第一部分列举了释放蒋介石的六种条件；第二部分突然转到似乎不相干的若干事情上。指示信要求周恩来不仅要“与阎锡山、宋子文、于右任、黄埔左派及二陈派等谈判”，“争取对陕甘之黄埔军官如胡宗南、樊菘甫、董钊等进行接洽”；“招致一切愿意和平之人来西安谈判”，而且还“招致英美顾问来西安，经过他们使英美赞助和平”［58］。
这里很清楚的是，毛泽东告诉周恩来，要把西安事变看作从根本上改善与国民党关系的宝贵机会，要越过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中国共产党创造更加宽广的政治前景。事实上，周恩来大致实现了这一目标。宋子文要求中共派特别代表到上海与他保持秘密接触。蒋介石以个人身份邀请周恩来到南京进行更多的双边正式会谈。［59］
在西安事变过程中，中共领导并没有由于这次事变变得趾高气扬和贪得无厌，相反在国民党的代表面前表现得更加谦恭忍让。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以下五项要求作为国共合作的基础。要求国民党：“（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将履行以下四项承诺：“（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60］
电文的措辞是谦和有礼的，它所提的几项条件似乎都比较合理动听。最后两项显然不属于本质的东西。它所提出的四项承诺听起来确实是对他们过去革命路线指引下的激烈政策的重大退让。2月15日，党中央发出了一个内部文件，专门解释了这条新的政治路线：“上述各条是我们对国民党一个大的原则上的让步，其目的在于取消两个政权的对立，便利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的反对日本的侵略”［61］。然而，这份内部指示还继续说道：
苏区中苏维埃制度取消，施行普选的民主制度并不能放弃工人农民已经获得的政治权利，而要继续保障之。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不能放弃工农主要成分与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而要继续保障之。在全国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并不能恢复苏区土地剥削制度，而要继续保障土地在农民手中。［62］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三部分面对竞争者———第二次国共合作（2）
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既要维持已获得的实质的东西，又要从国民党方面得到正式的合法地位。这便是毛泽东追求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本目标。在二三月份，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和张冲在西安就具体条款进行谈判。共产党人要求国民党政府允许共产党的活动公开化、合法化，释放共产党政治犯，停止进攻西路军，反过来，作为回报，共产党同意（一）陕甘苏维埃改称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二）在中央政府的批准下进行普选，这意味着它们将控制选举；（三）把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降低3个方面军为3个师，每师包括15 000人，加起来共45 000人。实际上，红军在当时并没有那么多部队。［63］
国民党方面进一步要求：（一）苏维埃区域的管辖权应该重新安排，它的官员由相关的省政府重新分配；（二）共产党应该有3个团而不是3个师，各团应该不超过5 000人；（三）正如任何一个主权政府所做的一样，南京政府应该有权重新任命这些部队所有的指挥官。这些要求远远超出毛泽东可能作出的退让范围，会谈被迫中断。中共拒绝与顾、贺在西安进行任何会谈。要求与蒋介石直接会见。在3月末，周恩来在杭州见到了蒋介石。蒋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对具体的细节似乎不感兴趣，他避免达成任何具体的条款协议，但同意发表一个两党联合声明。［64］
6月4日，周恩来去庐山再次见蒋介石。蒋介石建议国共两党提名同样数目的代表组成“国民革命联盟”，他自己为主席，来决定所有对外宣传和内部事项，进而建立一个联合的党派以便与共产国际发展共同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可以保留3个师，每个师10 000人。某些共产党人可以被任命为师领导人，但朱德和毛泽东必须出国。红军总司令必须由国民党政治指导机关任命，共产党边区首领必须由国民党政府任命，而副主席可以由当地人民选举。就蒋这方面的让步而言，他同意释放共产党政治犯，召集南方的中共游击队，并允许共产党人参加国防会议。［65］
6月16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共产党人建议进一步退让，希望国民党方面同意建立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革命联盟。至于将来，也不反对建立一个联合党派和在这个党名义下加入共产国际。中共方面同意由以下三个国民党人之一来主持陕甘宁边区：张继、宋子文或者于右任。他们拒绝妥协的惟一事情在于中共不能放弃对自己军事力量完全的控制。因此，坚决拒绝由国民党任命共产党部队的总司令。［66］换句话说，毛泽东可以取消所有头衔和名义，但决不放弃对根据地的牢固控制，最重要的是决不放弃对军队的牢固控制。因为国民党过于傲慢自恃，也过于消极被动，他们自己提不出任何适当的建议，不得不逐渐改变立场来迎合共产党人的建议。
1937年7月15日，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和红军再次去庐山胜地提出退让条件。这次周有三个要求：第一，开始全国抗日战争，恢复失去的领土来实现国家的统一；第二，举行一个全国会议来起草一部宪法，并制定一个全国救济政策；第三，保证人民的生计。第一和第三条要求，国民党几乎没有理由争议。甚至第二条听起来也相当合理尽理，尽管其内在含义是赋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民的参政权利和合法地位。同时，中国共产党提出四项妥协条件。它们是：
（1）接受“三民主义”作为全中国的指导思想；
（2）废除所有起义行动和土地革命；
（3）废除苏维埃制度和它的所有政策；
（4）变更“红军”名称为“国民革命军”。［67］
在这场有趣的算术游戏中，以前五项要求和四项承诺现在变为三项要求和四项承诺。这里毛泽东似乎已出卖了所有党性，但实际上，他忠于这样的原则，即绝不交出他部队中的一支枪和一个人，也绝不允许任何—个国民党人来指挥和控制他的部队。除了这个条件之外，毛泽东似乎愿意对一切作出让步，甚至他的马列主义的信仰。
如果不是随着1937年7月日本大规模侵略华北的紧急事态的出现，突然结束停滞状态和推动南京政府的前进，国共两党针锋相对的争吵还会持续很长时间。日本人不断加深对中国的侵略和共产党人不断的宣传及多方让步，对南京政府起着推动作用。最后，蒋介石接受红军作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和苏维埃区域作为国民党政府管辖的一部分，尽管蒋介石派遣政治监督员去共产党部队的建议再次被拒绝，但是共产党还是接受了红军名义上服从于国民党北方战区的指挥。第二次国共合作于1937年9月15日正式宣告实现了。
尽管形式上有不少相似性，但这次国共合作与10年前的那次相比，存在着若干基本的不同之处。在第一次合作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强调思想上的独立性，在实际上却始终处于不独立的地位。这一次正好相反，共产党人似乎迫切希望放弃它的革命性质而统一于国民政府，但他们同样坚定地维护其政治和军事上的自治地位。他们开始渴望追求合作，但后来并不在乎合作。他们不停地要求进入统一战线，一旦进入了，他们从不服从统一战线。毛泽东以及整个共产党已经懂得了如何与蒋介石和国民党进行政治游戏。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结果也与第一次合作大不相同，第一次是灾难性的失败，而第二次被证明对于中共作为一个政党和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三部分面对敌人———抗日战争（1）
政治现象往往涉及多种互动关系，不总是服从于一种简单的因果律。如果我们说国共两党的军事对立招致日本侵略中国，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日本的侵略推动了国共之间的合作。抗日战争（1937—1945年），出自历史和现实的各种条件，以及国内和国际的各种因素，不能简单地视为仅赋予幸运的共产党迅速发展的一种偶然机遇而已。尽管1937年7月7日北平卢沟桥事件和1937年8月9日上海虹桥机场事件都具有某种偶然性，但无论从深远的背景上看，还是从现场的证据来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性质是没有疑问的。［68］
日本大规模的入侵打破了国共两党谈判的僵局。蒋介石急于使红军开赴前线。当被告知日本军队侵占上海时，蒋介石立即召见并指示他的副官康泽：“快去告诉周恩来，让共产党出兵，不要再等待改组了，不要等待我们的副司令和行政官员了。”［69］同年8月21日和23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国民党政府分别宣布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70］
卢沟桥事变后，共产党敦促国民党宣布抗日战争开始，并要求国民党允许共产党部队东进和日本人作战。这一态度更多的是考虑到从南京政府获得合法承认的愿望，而较少地是出于同日本战斗的迫切愿望。毛泽东既然最终得到他所要从蒋介石那儿得到的东西，他也就不得不面对同日本战斗的现实问题。有一阵子毛泽东是有所犹豫的，共产党人需要举行一次特别的会议。1937年8月末洛川政治局会议的基本目标是应付抗日战争爆发后和八路军建立后的新形势，参加这次会议有全部政治局委员和一些红军的军事领导人，共22或23人。［71］
对共产党来说，并不难做到发布新的政治宣传，如“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类。这些宣传主要目的是要求南京政府扩大政治民主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共产党领导人来说，更为麻烦的问题是究竟如何运用其军事力量进行抗战，何时把八路军开赴前线，开向何方何处，留下多少部队保护后方根据地，在同日本战斗时运用什么战略战术等等，这一切对共产党自身的利益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毛泽东在当时所关注的焦点是如何保存中共的武装力量从而避免在民族战争中过大的牺牲，而这是他们一直公开和长期呼吁的。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做了一个主题报告。他的宗旨很清楚：维护他自己军队的力量和独立性。毛泽东强调红军的军事调动只能由共产党来决定，而不能由国民党或任何别的人来决定；红军开赴前线的时间和方式应该根据战争的发展，由此作出妥善的安排；应该留下相当一部分红军来保卫后方根据地。至于同日本人作战的军事战略，毛泽东强调日本军队的军事能力无论如何不能低估。因此，游击战而不是正规战应该被当作基本的战略，绝不允许使全部红军成为日本人的牺牲品。
会议上也存在一些对毛泽东建议的温和的不同意见，特别是来自军队干部和外交干部的意见。既然全国战争已经开始，并且红军已经变成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就没有理由为了共产党利益而不去实现到前线与日本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