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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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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 
  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王世英、贾婉珍、李天福、谢松林、马文豹、庞大伟、周晓兰,贾绪福。11个人站在那里,他们要开一个串联会。 
  这些文化革命时期正年轻的“年轻人”激动万分。他们要成立一个公司。在这个公司里,他们将开始新的生活,开创新的局面。王树和与柳传志都是善于鼓惑的人,他们的煽动,不免使那些人意气风发,觉得大好河山,大有可为了。 
  贾绪福有一次说:“我们开过几次串联会。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公司?当时所里怎么想的?大家就串联。那个时候,对所里来说这也是一个新生的事物……” 


入局:诞生(4) 

  的确,对于那些搞科研的人来说,突然间要做生意了,总觉得有些不伦不类。他们又有些担心,觉得虽然开放改革,但中国的事情往往政策一来大家便一哄而上,过了两三年突然就失败了。 
  虽然曾茂朝承诺他们,如果公司办不成依旧可以回计算所,但他们每个人都明白,回去之后什么都没了。“科研的工作,你比人家差了两三年,提职、提薪就没有你的事情了……去了公司,事实上什么都已经没有了……”贾绪福说。 
  在1984年秋天,要责备这些“年轻人”缺乏勇气是不负责任的。他们刚刚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历过对知识分子最残酷的迫害,经历过他们生命中最窒息的青春,要他们突然恢复血性和勇气只能是一种幻想。 
  而在这时候,斯坦福大学教授列昂纳德·波萨克和桑德拉·勒纳夫妇创立了思科;19岁的迈克·戴尔退学后以1000美元创立戴尔计算机公司;小贝尔的成立解放了AT&T,使其有机会进入计算机业;美国苹果计算机公司推出了第一台多媒体计算机;康柏公司成立第三年,推出了台式PC;惠普公司成立第45年,上市第23年,它开始进入打印机商业领域;日本开始研制“第五代计算机”;拉·甘地着手制订印度“计算机软件出口、软件开发和培训政策”…… 

  说是11月1日成立的计算所公司,事实并非如此,只是多年来约定俗成,就用注册的日期而非成立的日期,做了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纪念日。 
  在9月开了几个串联会,讨论了怎么做公司后,他们便开始调研。名为调研,无非就是调查一下公司怎么办手续?没有人去研究市场,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市场的概念。“那个时候我们主要的目的不是做买卖,而是搞题目,”贾绪福说,“你有什么要开发的题目,我们就去给你做一个题目。”那个时候到处在开各种各样的会,有些与他们毫无关系,譬如青岛开一个破会,他们居然也派人去听了。 

  1984年10月11日,计算所向中科院提交成立“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报告,在公司宗旨中提出“通过办公司可以摸索出科技成果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的路子,同时也可以支持工资改革,稳定科研队伍”。[5] 
  10月17日,贾绪福接到了贾婉珍的电话:“贾绪福,今天咱们要开业了,就在传达室那儿,所里把那地方给咱们了,叫咱们去打扫卫生。” 
  那时候贾绪福还在做实验,他并不知道那个小破房子里既没有桌子,也没有板凳。即使知道,他也将义无反顾了。他扔下了手中实验,对组长说:“对不起,我不在你这里工作了。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组长说:“不行!因为我们这是个大课题,曾所长是课题祖的组长,你得跟老曾打一个招呼。” 
  贾绪福道:“对不起,我是组员,我只跟组长说。至于你跟谁说,我不管。” 
  然后,他便大摇大摆地走了,仿佛前面便是黄金一般的坦途。他后来回忆说:“我就这么去了联想,打扫卫生,去拿后勤不要的破凳子、破椅子……” 

  11月1日,联想集团前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成立,法人代表兼总经理是王树和,柳传志与张祖祥干上了副总经理。在那一个月,计算所与另外两方采用内部股份合作方式成立了信通计算机公司,董事长是曾茂朝,金燕静任总经理,多年后这位叱咤风云的女人因信通参与走私而锒铛入狱。 
  1984年11月,联想成立时提出了“信誉和效率”的口号,其标榜的任务为“开发推广国外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计算所的科研成果,培养和造就一批掌握先进计算机科学技术的人才,促进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贡献力量”。计算所给予其经营自主权、财务管理权、机构设置和人员任免权、条例制定权。他们自己还颇像那么回事地制订了相关的内部管理和财务制度。 

  关于联想的成立,联想的档案中只有简短的记录: 
  1984年11月,中国科学院同意成立“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王树和时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总经理。[6] 
  民间有一个联想诞生的版本,出现于柳传志独掌联想大局之后。说是联想诞生前夜,柳传志站在窗前月光下沉思,还不停地踱来踱去。秋夜渐凉,他的妻子龚老师给他披上一件外套,问:“决定了吗?”他说:“决定了。” 
  事实并非如此,有一次柳传志的妻子龚国兴说那个人的描写“太艺术化了”,说他们在家里,一般是随意聊天,不存在这么艺术化的生活。不过,她还是支持柳传志离开科学院的大院,去外面开创新的局面。 
  她觉得柳传志比较适合做公司。“从他的能力来讲,他还是有比较好的凝聚力……他周围不缺少朋友,他做人还是挺讲义气,也能够团结别人,一直人缘比较好。包括在计算所里面,像陈大有那些比他年龄大的人,都是他的朋友。” 

  殊为关键的是,柳传志与龚老师那时便已洞悉了“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他们计议了一番后,决定柳传志先去公司干,龚老师暂时留在计算所里。龚老师说“这样可以让他更安心一些,更敢去冲”。事实是以防万一公司败落了,还有个养家的人;毕竟,生活的压迫也不容忽略,那时他们一个孩子正在读书,另一个孩子只有6岁,即或为“营养”计,也需要龚老师有稳定的工资。 


入局:诞生(5) 

  排除了艺术化的细节,多年后,柳传志说他创办联想的动机只有两个,一个缘于证明自己的冲动,另一个便是为改善生活。其真实性不容忽视,也令不少报告文学家颇感为难,觉得他和伟大理想之间,似乎缺少了某种机械作用。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要让龚老师给柳传志披上一件外套的原因。 
  联想在1984年的诞生,现在看来,是中国IT业重要的里程碑。毫无疑问,这种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可是无论是柳传志还是与他同行的10个人,在特殊的环境里,也不过是风云际会,碰巧被那个大时代选中罢了。 
     王树和扮演的角色 
  传统的评价者在遇到王树和这种人物时,褒贬品评,总觉得头绪繁杂,牵涉之多,不容易随便处置。他既然有离奇的勇气去开创一家新的公司,何以又缺乏勇气做进一步的努力?他有望将一家毫无历史的公司培植得欣欣向荣,为何反不能与他一手培植的繁荣相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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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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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3节 
作者: 迟宇宙 
         
  他既然缺乏长远的目光设计,何以能与柳传志精到的手腕并行不悖?他既然是联想最早的创始人,何以不能像柳传志一样被人所不加节制地仰慕? 
  联想最初的11个入局者可能为他的突然离去感到苦恼困惑,又为他留下超过一般人敢于想像的空间,让柳传志能够冒着无限危险不折不挠地布局而庆幸。 

  总之,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平凡的人,风云际会的不经意之间,被命运派去执行一项任务。等历史到了转圜之点,他便自动离去或被取而代之。 
  历史记载中的王树和,显示他心思复杂,有时尚且行止古怪;他富有幽默感,总结报告却又写得官腔十足;与他同事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有时他却被认为是个“破嘴”。 
  他自己解释离开联想的原因是计算所强制调回,协助曾茂朝管理各家所办公司。柳传志觉得公司困难之时,多一个人顶着便多了一份希望,所以他离开的时候,柳传志眼圈含泪。有人却提及他的离开是因为“害怕”,觉得这小小的公司没甚前途,怕自己的饭碗砸在里面。而他则强调公司当时已有起色他的离去是种“遗憾”。 
  他离开联想后,到计算所做所长助理兼科技处处长和办公室主任。 
  他有时以联想的创始人自居,表彰自己在联想历史中的地位,似乎他一手缔造了联想。今天看来,联想的诞生与其说是他的一种独创,毋宁说是大时代选择的结果,同样的理由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是时代选择了柳传志而非他王树和,更非他和柳传志选择了时代。 
  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背面,说王树和毫无功绩显然有失公允,他虽稍嫌优柔,却也不独断专行,这毕竟为柳传志的发展预留了空间。在关系公司前途的关键时刻,他也能够做到事必躬亲。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统治联想的一年多里,联想毕竟获得了发展,虽然他们的第一笔生意,就整整地被骗走了14万。 

  柳传志后来说王树和在其心目一直是个老大哥。“当年创业的时候,有一年多特别困难,压力基本上是我和他承担。他位置在那儿……别人没有我体会深。” 
  他遗留下的位置,很快被柳传志接替。这个人显然比他更具领袖气质,也更适合被选中担任“仲裁者”和“代言人”的角色。在之后的十几年中,联想所经历的磨难不知凡几,这个人的地位却从未真正被动摇过。 
  【注释】 
  [1]、[2]《大潮交响诗:中国硅谷》,陈放,选自《中国的要害》,###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 
  [3]《创办走向世界的计算机公司》,柳传志,1989年12月。 

  [4]《柳总在第三期高级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柳传志,1996年6月3日,怀柔雁栖饭店,联想档案,A01…1996…3…1。 
  [5]联想档案D01—1984,公司历程。 
  [6]联想档案D01—1984,联想沿革、公司历程、人事任命。 

局中人:李天福(1) 

  1984年秋天,李天福参加了好几次串联会。召集这串联会的,是计算所的同事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他们说是想成立一个公司,问他们愿不愿入伙。那阵势看起来,像是晁盖问各位头领愿不愿上梁山一般。 
  他们讨论了几个月,还做了各种调查研究,有的人答应入伙,最终又退出了;有的人起先没有出现,公司成立的时候却来上班了。最终,有11个人聚集到了一起,他便是那11个人中的1个。 
  1984年的李天福不大能够想到自己在联想历史中的地位,同样,他也不大能够想到柳传志在中关村的地位。他只是厌倦了原来的生活,试图逃离自我的封闭,寻觅一个稍显广阔的空间。 
  今天,20年后,柳传志成为中国IT“教父”,联想成为中关村的标杆和高科技产业的象征,而他则湮没于芸芸的人流中,在联想集团谋了一个不高的职位。人们总是说,创业###中他混得最差,变成一个“看仓库的”,只有他自己明白,每天能看到阳光,看到联想在阳光下熠熠闪亮,对他是多大的一种幸福和满足。 
  “看仓库的”家伙曾经忍受着计算所单调、乏味,生命缺乏活力的生活。但这一切终会变成往事,沉淀为历史,演变为劫波中的刹那,海洋中的滴水。当改革和开放的需求出现时,整个中国改变了;当科学的春天到来时,科学院和计算所改变了。李天福随之改变,他说这种改变是“环境的需要”: 

  “任务不饱满,大家坐在那儿就有点烦,想找点事干。正好这时候,科学院提出‘一院两制’,要将一部分人分解出来办公司,把科研成果转换为产品直接为生产服务。我们这代人,经过各种磨练,对国家有使命感,想多做一点事。所以闲着没事还不如出来做点事。” 
  李天福最初想到京海或信通,王树和与柳传志听到消息后,马上找到他,说:“你先等一等,我们还要办一个公司。你要去的那些公司不是计算所直接办的,而是跟别的部门合办。我们计算所也要办公司,你能不能等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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