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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据学家并非都是不具有思想批判能力的，如戴震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与某书》）即表现出对程朱理学的有力抨击。龚自珍早年受戴震、段玉裁很大的影响，他的思想的形成与此有密切的关系。只是考据学的理性精神没有得到有力的发扬，它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影响实在很有限。
谈到明清之际社会思潮的变化，有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即对一些著名的反清人士，必须把民族矛盾的问题同他们的思想主张的历史价值区别对待。回顾晚明时代，由于个性主义思潮没有强大到足以引起社会变革，在封建统治力量的压迫下，许多人走向疏离正统、疏离政治、追求自我赏适的道路。
这种消极的个性主义具有破坏性而缺乏建设性。因此，到了明末社会崩溃之际，许多人所想到的不是推进社会变革，而是恢复由旧道德所保障的社会秩序。尤其面临尖锐的民族冲突之际，旧道德传统更被一些人看作是固结人心、挽救危亡的唯一力量。顾炎武就是一个显著的代表。他的民族气节和学术研究方法固然有可以肯定的理由，但他的基本思想主张，是维护程朱，对明中期以后自王阳明至李卓吾的反传统精神一概排斥，痛斥为与魏晋玄学一样是亡国的肇端，“罪深于桀纣”（《日知录·朱子晚年定论》），力图在经学的传统上重建社会思想的主导方向，这无疑是倒退的努力。相应的，在文学方面他也力持儒家的功利主义，主张“凡文之不关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赞同“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的说法（《与人书》），与向来的道统文学观实无根本区别。所以，离开清初民族矛盾的因素来看，顾氏的主张大多与清朝统治者所提倡的相合。
从晚明到清中期，历史的变化极其复杂。不仅有朝代更迭的动荡，还交杂了激烈的民族矛盾，同时又有封建正统文化与异端倾向的冲突。这些矛盾相互交错，使文化人面临着难以应付的人生困境和艰难的选择。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朝统治下，整个社会经济形态向现代方向的进展虽然缓慢却并未停止，历史行程中所积蕴的变革力量也没有消失；而经过晚明思潮的冲击，传统规范的价值已受到深刻的怀疑，尽管清王朝统治者竭力提倡，它也不可能恢复原有的权威。这种时代的特点，在清前期与中期的文学中充分反映出来。
清前期到中期约二百年间的文学，既没有出现明代前期那种明显的低落，也似乎看不出很明显的高潮。这大抵是因为明代文学已有的进步已不可能被根除，它仍然在影响作家的创作；而同时，正统思想的力量也始终相当强大，没有遭到晚明时代那样的猛烈冲击。但这并不是说从前期到中期的文学没有发展变化。仔细分析便可以看到，在明末已经受到一定挫折的文学中的个性解放精神，在清前期文学中继续呈现退化状态，但这种退化并不是消失，而是艰难曲折地延续着。到了清代中期，虽然没有出现声势壮大的文学高潮，但由于明清更迭的历史动荡完全消失，民族矛盾亦已淡化，个性发展与社会压抑的冲突重新成为首要的矛盾，个性解放的要求又有了顽强抬头的表现。如果以小说《儒林外史》、《红楼梦》以及袁枚的诗歌理论为代表，可以看到乾隆时期的文学较之康熙时期确有重要的发展，就小说而言，其成就已超过晚明。到龚自珍出现，那种竭力挣脱封建专制压迫，希望个性获得自由发展的呼声，更为大胆而宏亮。
下面，我们按不同文学类型对清前期至中期文学的发展变化作一简单的概述，同时介绍各体文学的大致情况。
在明末清初诗坛上，钱谦益是影响最大的诗人。他的诗歌主张是在重“性情”的同时也重“学问”，具有向宋诗回复的意味。但清前期成就最高的诗人，应推吴伟业和王士禛。他们都不赞同钱谦益大肆排击前后七子的态度，其诗歌创作的取向，可以说是公安、七子两派的融合，这实际是晚明时袁中道等人就有的一种想法，只是到他们的创作中才有较好的成绩。吴伟业、王士禛的诗，一方面注重真实情感的抒发，关怀个人在社会中的命运，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但却不像公安派那样表现得尖锐而浅露；他们都讲究诗歌的艺术性，讲究声调韵律的美感，却又不像七子派那样生硬模拟而造成抒情的阻隔。比较晚明尤其是公安派的诗，吴、王的作品思想的锋芒、情感的冲击力是有所削弱的，但艺术的魅力则有所加强。
到了乾隆时代，沈德潜倡导以“温柔敦厚”为准则的“格调说”，翁方纲倡导重学问、重义理的“肌理说”，从表面上看，一偏于宗唐，一偏于宗宋，其实在束缚个性、提倡儒雅上并无根本区别。而与之相反的主张，则是袁枚所倡导的“性灵说”。袁枚的思想很多地方接受了晚明思潮的影响，有些直接来自于李贽。如他对理学家的矫情与做作十分厌恶，对这些人以“道统”自居常加以讽刺挖苦。在《清说》一文中，他提出“好货好色，人之欲也”，“圣人”的职责就在于使这种人欲得到应有的满足。袁枚的诗歌主张大体就是公安派理论的重兴，其核心也是强调真性情的自然流露，重视轻灵活泼的趣味。另外，赵翼、黄景仁也是当时很有个性的诗人，在重视诗中有“我”、重视诗歌艺术的独创性方面，他们与袁枚是一致的。到了嘉庆、道光时期，终于出现了杰出思想家兼优秀诗人龚自珍。过去有些文学史把龚自珍划在“近代”也就是本书所说的清代后期，这是不合理的。龚自珍死于一八四一年，他的创作与鸦片战争爆发后的历史剧变关系并不大。
他昌言“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壬癸之际胎观第一》），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他的诗歌以一种高傲和尖锐的个性精神抗击社会的沉闷与压抑，乃是中国社会本身所积蕴的变革力量的产物，也是元明以来的进步文化向现代方向发展的必然结果。
词在元明一度衰落，到了清代出现复兴的势头。这和清代文人普遍爱好雅致的趣味有关，也和他们在压抑的环境中需要一种委婉曲折的抒情形式有关。从清前期到中期，以词名世的文人很多，影响较大的，有陈维崧，纳兰性德，以及“浙西词派”的盟主朱彝尊、厉鹗，和“常州词派”的盟主张惠言、周济等。除陈维崧外，他们的词一般格局不大，但常有很精美细致的抒情文笔。
清初散文，一方面存在晚明小品的遗风，不仅张岱的许多小品文实际是作于清初，金圣叹、廖燕、李渔等也有类似的创造，但文坛的主导方向，是在理论上恢复唐宋古文的传统，而在创作上愈加偏狭。《四库全书提要》说：“古文一脉，自明代肤滥于七子，纤佻于三袁，至启、祯而极敝。国初风气还淳，一时学者始复讲唐、宋以来之矩矱。”文中提出的代表人物，是侯方域、魏禧、汪琬。但这三人影响有限。而且侯、魏之文以道统文学观而论，尚不够“纯正”，尤其侯方域，还带有明末散文的所谓“浮夸”气、“小说”气。到了以程朱理学为内核的桐城派出现，才算真正建立了清代正统“古文”的阵营。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熙朝的方苞、刘大櫆和乾隆朝的姚鼐。对于文章，方、刘讲究义理和文法，至姚又加上考据，提出一系列清规戒律。就个别文章而言，他们也分别有些可观之作；就个别的观点而言，他们在文章作法上也有些可取的见解。但在总体上，桐城派古文是对明末离经叛道和文体解放的散文的反拨，是比唐宋古文更强调为封建政治服务和更为程式化的文体。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民国。
桐城派一开始就遭到不少人的反对，乾嘉时期著名的学者大都与之异调。如阮元否认古文的正统地位，认为骈文才是真正的“文”，钱大昕攻击所谓“古文义法”不过是世俗浅薄之论，章学诚专门作《古文十弊》，强调为文须求实、自然。
这些学者的散文大抵比较朴实，不像古文家那么拿腔拿调，只是文学意味较淡。而袁枚、郑板桥的一些短文、尺牍均率意而为，多少恢复了晚明小品的韵致，至龚自珍之文，更是奇诡警拔，有新异的时代色彩、显著的个人风格。
清代同时又是骈文受到重视的时代，乾隆、嘉庆时期，骈文尤盛，形成与桐城派古文相抗的局面。提倡骈文的人，既有袁枚这样的才士，也有许多著名学者，如阮元、洪亮吉、汪中、孔广森、孙星衍等。他们倡导骈文，不仅是为了重视它作为美文的价值，实际也是有意排斥桐城派迂腐固执的思想见解。如著名的骈文家汪中，就有很鲜明的反封建礼教意识。
但骈文作为一种古雅而拘谨的文体，毕竟缺乏锐气和活力，它总体上还是一部分文人表现其高深文化修养和优雅情趣的形式。
戏曲和小说在晚明曾极为繁盛，这种势头延续到清前期。
生活于明末清初的金圣叹在这方面虽没有创作的成就，但他对戏曲小说的推广有很大影响。金圣叹性情放诞，好为奇谈怪论而每有新异之见，具有晚明文人的气质。他所定的所谓“六才子书”，把《西厢记》、《水浒传》与《庄子》、《离骚》、《史记》及杜诗相提并论，引伸了李梦阳、李贽等人的文学观。
他定“六才子书”的做法，其实只是为了提高《西厢记》、《水浒传》的地位。经他删改、评点的《水浒传》和经他评点的《西厢记》，后来成为最流行的版本，在民间影响很大。他的评点议论，如强调描写人物性格的重要、重视故事结构等，常有精彩之见，在文学批评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
短篇小说方面，从晚明到清前期有一些明显的变化。晚明异常活跃的白话短篇小说到清初就开始衰退，只有李渔还有一些较好的创作。他的小说仍有晚明文学的气息，但单纯从娱乐性出发的意识更强，又常以正统伦理作为假饰，其思想锋芒不能不受到削弱。同时文言短篇小说更受一般文人的重视。白话与文言短篇小说之间不只是语体上的差异，白话小说那种鲜活的气氛与文言小说的雅致笔调，在对读者的情感的作用上是有区别的，后者较为“隔”也较为平静。但文言小说对前一时期的白话小说不是没有继承关系，以最著名的《聊斋志异》来看，作者所描绘的许多主动追求爱情幸福的女性形象，同“三言”、“二拍”中的女性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由于作者赋予她们以狐仙花精之类非人世的身份，这些形象因而与尖锐的现实矛盾构成一定距离，成为诗意的、幻想性的存在。而《聊斋志异》中凡是具有现实社会身份的女性，大抵贤惠温良而合于传统道德。以上两种特点，正是晚明文学精神在退化中又曲折地得到延续的表现。到了清中期，以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为代表，反对《聊斋志异》中的虚构情节与细致的描绘，而以平实的笔记体为中国小说的正宗，这又更向古雅的传统靠近了一步。
清代长篇小说拥有广泛的读者，始终很兴旺。明末清初出现的大量才子佳人小说，也是晚明小说一个方面的延续，但这里面没有什么杰出之作，只是些套路化的娱乐性读物。一些历史传奇小说，如《水浒后传》、《说岳全传》等，则较多受到正统意识的影响。到了清代中期，沿着《金瓶梅词话》的写实传统，终于出现了中国小说史上两部伟大的作品——
《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这是清代文学了不起的收获。这两部小说所描写的生活内容并不相同，但都反映了在沉闷压抑的社会环境中，人性无法得到健康和自由的发展，反映了具有独立人格理想的才智之士内心中深深的失望与困苦，这和后来龚自珍诗歌的基调是一致的，同时也是对晚明文学精神的再度伸张。而在艺术上，这两部小说对人性复杂性的理解之深刻、描摹之细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儒林外史》作为长篇小说而言，结构是不完美的，甚至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但作者把握人物性格的准确和叙述态度的冷静，比之多少有些浪漫色彩的《红楼梦》更接近现代小说。
清代前期的戏剧延续了晚明的繁盛局面，而艺术精神同样有所变化。明末清初的作家中，李渔的剧作同其小说一样是偏重娱乐性的，在重视戏剧结构和舞台演出效果方面，他继承和发展了吴炳戏剧的特点；他的《闲情偶寄》中所提出的戏剧理论，也比前人更为清楚和系统地总结了戏剧艺术的特点和要求。但他的作品很少反映深刻的社会矛盾与热烈的人生追求。而李玉则代表着以旧道德来挽救所谓“颓世”的倾向，成为对晚明文学精神的反拨。他的《一捧雪》歌颂忠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