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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笑林〉；引倬、底倬，须还《绿窗新话》。
《太平广记》固然收有许多六朝志怪和唐人传奇之文①，《夷坚志》、《绿窗新话》也分别为宋代志怪、传奇的名作。所以，宋、元白话小说的发展，实以六朝以来的文言小说作为不可或缺的养料。这在具体作品中也可以看到。例如，《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清平山堂话本》）就显然脱胎于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至于罗烨所说“长攻历代史书”，则又点明了中国古代小说和史书的密切关系。
①《醉翁谈录》所说的《太平广记》恐已非李昉等所编的原本，而已经过增删，供“说话人”之用。理由是：一、《醉翁谈录》壬集卷一所载《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叙宋代包拯时事，而云“事见《太平广记》”。《清平山堂话本》的《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叙宋英宗时事，亦云：“虽为翰苑名谈，编入《太平广记》。”此二篇不但为今所见李昉等编《太平广记》所不载，时代亦不合。故当另有一《太平广记》。但既袭用旧名，则大部分作品当来自原书。
就现在所知的宋、元话本来说，哪些属于宋，哪些属于元，已经很难剖明。以前认为是宋代话本的，今天看来基本靠不住。因当时作为判断依据的，一是旧籍的记载，一是实物，而其中都有很多问题。
旧籍中记载宋、元话本名目最多的，为罗烨《醉翁谈录》；钱曾《述古堂藏书目》及《也是园书目》也有“宋人词话”的著录。《醉翁谈录》在国内原已亡佚，后发现于日本，现藏日本天理图书馆；国内所出排印本即自日本藏本出。此书刚在日本发现时，曾被误认为南宋本；书中所记及的大批话本名目，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宋话本了。但后来日本学术界已发现原先的判断并不确切，是以连收藏此书的天理图书馆所编《中国古版通俗小说集》（《善本写真集》二十七）介绍此书时也说：“此书一般认为是南宋版，但书中可看到元代人的姓名，且可感到追慕亡宋的笔调，再勘以版式，或系宋末元初刊。”（1966年日本天理大学出版部发行，第1页）但既有元人姓名，且已在“追慕亡宋”，则非刊于“宋末”可知。至早为元初刊本。说成“或系宋末元初刊”，恐多少有迁就旧说（所谓“南宋版”）之意。又，《醉翁谈录》的《小说开辟》有“说赵正激恼京师”语，而元锺嗣成《录鬼簿》卷上记陆显之说：“汴梁人，有《好儿赵正》话本。”则《醉翁谈录》之作，实当在陆显之撰《好儿赵正》之后①。所以，我们只能认为《醉翁谈录》所记的这些话本名目出于元代及其以前，但已无从分辨何者为宋、何者为元了。至于《述古堂藏书目》及《也是园书目》著录的“宋人词话”，也未必可靠。两书均著录的“宋人词话”共十二种。仅为《述古堂藏书目》著录的凡五种；这十七种在今天已多数亡佚。其中有五篇见于《清平山堂话本》，即《简帖和尚》、《西湖三塔记》、《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风月瑞仙亭》及《合同文字记》，实都不早于元代②。
①关于这五篇话本的时代考证，参见章培恒《关于现存的所谓“宋话本”》，载《上海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又，本节下文凡涉及话本的时代问题而与通行说法有所不同的，除已注明者外，皆见此文。
②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因误认《醉翁谈录》“乃南宋人书”，进而以为“赵正故事，元与南宋皆有话本”，“陆显之亦但就旧本改编，非创为之也”。但《醉翁谈录》为“南宋人书”的前提既已不存在，则《好儿赵正》自应为陆显之的创作。
再说实物。这方面最重要的是《京本通俗小说》。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本子是一九二○年缪荃孙刊《烟画东堂小品》本，共收七篇。缪荃孙在《跋》中说，其底本为影元人写本。
书中的《冯玉梅团圆》篇说到“我宋建炎年间”，《错斩崔宁》篇说“我朝元丰年间”，《菩萨蛮》篇说“大宋绍兴年间”，《拗相公》篇说“我宋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因而五十年代及其以前的研究者认为这四篇都是宋人话本，连带认为其他三篇也出于宋代。但到一九六五年，马幼垣、马泰来氏发表了《〈京本通俗小说〉各篇的年代及其真伪问题》（载台湾《清华学报》新5卷1期），指出《京本通俗小说》乃是根据冯梦龙编的《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而编集的，其《冯玉梅团圆》一篇，即《警世通言》卷十二的《范鳅儿双镜重圆》，作品中并含有明人瞿佑所作的“帘卷水西楼”一词①，该篇明是明朝的作品，所以缪荃孙说《京本通俗小说》是影元人写本实是无稽之谈。何况在缪氏之前，从不见有此书的著录（缪氏说其底本中有原收藏者钱遵王图章，但钱氏所著的《也是园书目》、《述古堂藏书目》也未著录此书）；在缪氏刊印之后，其底本的去向也“未有所闻，全无纪录”。至于书中所出现的上述“我朝”、“我宋”、“大宋”等字样，均为《警世通言》及《醒世恒言》所无，是《京本通俗小说》的编集者为了显示这些作品确为宋人话本而增改的。
①此点最早是已故孙楷第先生发现的，马幼垣、马泰来氏在其论文中已经说明：孙说见于其所撰论文《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
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一部根据《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而制造的伪书，而作伪者很可能是缪荃孙。在他们发表此文以前，本已有学者对《京本通俗小说》的底本情况发生怀疑，如郑振铎及日本的长泽规矩也、吉川幸次郎等；但都不如此文的明确、有力。在它发表之后，不少有影响的学者给予高度肯定，如美国的韩南（patrickHanan）、法国的莱维（AndréLévy）等；我国学者苏兴当时没有看到他们的论文，但通过自己的研究也得出了《京本通俗小说》是伪书的结论（见苏兴《〈京本通俗小说〉辨疑》，载《文物》1978年3期）。所以，《京本通俗小说》并不能作为判断宋话本依据的实物。
此外还有《五代史平话》、《梁公九谏》、《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也曾被不少学者认为宋话本。但除《梁公九谏》时代不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其为宋话本）外，其余两种都为元话本。再如冯梦龙编《警世通言》所收《崔待诏生死冤家》、《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和《醒世恒言》所收《十五贯戏言成巧祸》，题下分别注：“宋人小说题作《碾玉观音》”、“宋人小说，旧名《西山一窟鬼》”、“宋本作《错斩崔宁》”。因而通常也被认为是宋话本。但《崔待诏生死冤家》和《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含有明代人的用语和生活特征①，估计已经过冯梦龙的较大加工，并非原貌了，其底本到底是宋话本抑元话本已难以判断；《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则为元话本，是否经过冯梦龙加工也无从断定。
①《崔待诏生死冤家》说到“湖南潭州府”，为明代地名。《一窟鬼癞道人除怪》说吴洪到行在临安应考，没有考取，就在临安住了下来，拟于“后三年，春榜动，选场开，再去求取功名”。这种情况也只可能出现于明、清时代。详见章培恒《关于现存的所谓“宋话本”》。
第二节 宋、元话本的特色
宋刊话本今已无从见到。目前所见元刊话本，以讲史居多。除上举《五代史平话》外，尚有《新刊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三卷、《新刊全相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三卷、《新刊全相秦并六国平话》三卷、《新刊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三卷、《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三卷（以上又合称《全相平话五种》）。皆为建安（今福建建阳）虞氏所刊。其《三国志平话》既刊于元代至治（1321—1323）年间，另四种的刊行时代当与之相同或相近。此五种国内均有影印本及排印本；原书则藏于日本内阁文库。《三国志平话》除虞氏所刊者外，尚有一部元刊本《三分事略》，与虞氏所刊同书异名，现藏日本天理图书馆。又有《宣和遗事》二卷（另本题作《大宋宣和遗事》，四卷），系抄撮旧籍而成，其中有几个部分属于讲史性质。清代藏书家黄丕烈以为此书系宋刊本（见《士礼居丛书》本《宣和遗事·跋》），现代学者一般定为元刊。
说经话本今存《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残本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实为同书异名，原书也藏于日本，国内有影印本及排印本。学术界对此书的时代有宋刊及元刊两种意见，当以元刊为是。——著名学者王国维氏原定此书为宋刊（见《观堂别集》卷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后也改定为元刊（见其《两浙古刊本考》）了。
至于小说话本，元刊的只剩《红白蜘蛛》的一页。明刊本《六十家小说》（通常称《清平山堂话本》）现存也为残本，其中《简帖和尚》、《西湖三塔记》、《风月瑞仙亭》等话本均不可能早于元代。冯梦龙编《警世通言》中除上节提及的《崔待诏生死冤家》、《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原为宋或元代话本外，尚有《万秀娘仇报山亭儿》及《古今小说）中的《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上节提及的《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原均为元话本①。它们在收入“三言”时有可能由冯梦龙作过较大加工②，不过故事的主要情节当不致改变。
①黄永年教授于1979年在西安发现了元刻《红白蜘蛛》残页，撰有《记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辑）。他在文中指出，《红白蜘蛛》即《醒世恒言》中《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的蓝本，而前者的篇幅还不到后者的一半。足见冯梦龙在把一些早期话本收入“三言”时确有加以改动和发展的，并非都保存原貌。
②《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的主要人物为赵正。罗烨《醉翁谈录》的《小说开辟》有“说赵正激恼京师”语，与《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所叙赵正故事也相合。又据锺嗣成《录鬼簿》，元人陆显之有《好儿赵正》话本，则《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原当为元话本。
上述话本虽多数是元刊本或在元代编定的，但“说话”原在口头流传，在演述过程中又不断经过“说话人”的加工提高，所以，不少元代刊印或编定的话本实是从宋朝就开始流传的“说话”。例如《东京梦华录》卷五记载北宋的瓦舍伎艺，就提到“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两者当都是“说话”，可见《三分事略》（《三国志平话》）和《五代史平话》之成为现在这种样子，实经过了宋、元两朝“说话人”的长期劳动。再如洪迈《夷坚志》支丁卷三《班固入梦》条记乾道六年冬吕德卿等四人在茶肆中“见幅纸用绯帖尾云：今晚讲说《汉书》”。是宋代的“说话人”已在演述《汉书》，《新刊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当也是由宋代的“说话”发展而来。
这些话本虽然大部分比较简略，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却很重要。就总体来说，它们具有以下特色。
第一，注重趣味性和虚构。
“说话”是“说话人”赖以养家活口的职业，所以必须尽一切可能来吸引听众。而听众听“说话”是为了娱乐，要讲得有趣味才拉得住他们。因此，趣味性就成了“说话”的第一原则。
“说话”主要是叙述故事，而事实不一定有趣味，更不可能有充分的趣味性。“讲史”所说，有许多都出于虚构，其故即在于此。所以，“说话”的追求趣味性是以虚构为基础的。
它首先在情节的设计上用力，以引起新鲜感和惊奇感。如《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写书生吴洪夜间与友人自郊外返归，在一处坟地里遇到了鬼，两人拼命奔逃，不料所到之处都有其他的鬼，而且连吴洪新娶的妻子及其陪嫁等原来也都是鬼而非生人，在当夜一起出现，两人心胆俱裂。其情节的紧张，超过以前任何小说。这也就意味着“说话”所具有的趣味性较以前的任何小说都强。其次是在叙述时注重诙谐，以使人感到可笑。如《简帖和尚》写皇甫殿直怀疑妻子在自己离家期间与人私通，吊打使女迎儿以逼问口供。迎儿痛得受不住了，只好说他妻子在那期间是“夜夜和个人睡”。皇甫殿直以为她已招认，把她解下来细问，她却说那和他妻子睡的人就是她——迎儿。又如《五代史平话》叙黄巢等经过一座高岭，“怎见得高？几年颠下一樵夫，至今未颠到地”（《五代梁史平话》）。这两个例子中，前者具有幽默感，后者则是通常所说的滑稽；而其目的，显然都为了使听众觉得有趣。这些当然也都出于虚构。
唐代的传奇虽已注意于故事的奇，但在总体上必须显示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见赵彦卫《云麓漫钞》）。着眼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