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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全家到了台湾，住在大龙峒，渭水换成了淡水河，孔庙是小男孩每天要去玩的地方。至于那轻易忘掉翠簪的母亲宁可找些胭脂来为过年的馒头点红，这才是真正的人间喜气。
⒊ 失踪的湖
1952年，小女孩九岁，住在一个叫湾仔的地方。逃学的坡路上有杂色的马缨丹，刚刚够一个小女孩爬得上去。热闹的街角有卖凉茶的，她和妹妹总是去喝——为的是赚取喝完之后那粒好吃的陈皮梅。当然，还有别的：例如迷途的下午被警察牵着回家时留在手心的温暖，例如高斜如天梯的老街，例如必须卷起舌头来学说广东话，例如假日里被年轻父亲带去浅水湾玩水的喜悦，例如英记茶行那份安详稳泰的老店感觉……然而，这一家人住在那栋楼上是奇怪的——他们是蒙古人，整个湾仔和整个港岛对他们而言，还不及故乡的一片草原辽阔，草原直漫到天涯，草香亦然，一条西喇木伦河将之剖为两半，父亲和母亲各属于左岸和右岸，而伯父和祖父沿湖而居，那湖叫汗诺日美丽之湖（汗诺日湖系蒙语“皇帝之湖”的意思）。二次大战前日本某学术团体曾有一篇《蒙古高原调查记》，文中描述的湖是这样的：
沿途无限草原，由远而近，出现名曰汗诺日美丽之湖，周围占地约四华里，湖水清湛断定为一淡水湖，湖上万千水鸟群栖群飞，牛群悠然饮水湖边，美景当前，不胜依恋……
但对小女孩而言，河亦无影，湖亦无踪，她只知道湾仔的眩目阳光，只知道下课时福利社里苏打水的滋味，五年之间，由小学而初中，她的同学都知道她叫席慕容，没有人知道她真正的名字叫穆伦·席连勃，那名字是“大江河”的意思。
读到初一，全家决定来台湾，住在北投的山径，那一年是1954年，她11岁。
⒋ 湖口街头初绽的梅幅
那一年，袁德星早已辗转经汉口、南京、上海而基隆而湖口，在岛上生活五年了。“受恩深处便为家”，他已经不知不觉将湖口认作了第二故乡。
也许因为有个学了点裱画的朋友，他也凑趣画些梅花、枇杷让对方裱着玩，及至裱好了两人又拿到湖口街上唯一的画店去悬挂，小镇从来没出现这种东西，不免轰动一时——算来也许是他的第一次画展，如果那些初中时代的得奖壁报不算的话。
楚戈这笔名尚未开始取，当时忙着做的事是编刊物、到田曼诗女士家去看人画画、结交文人朋友。1957年，他拿画到台北忠孝西路去裱，裱褙店的人转告他说有人想买此画，遂以六百元成交，那是生平卖出的第一张画，得款则够自己和朋友们大醉一场。
仍然苦闷，一个既不能回乡也不能战死的小兵，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将赴南方，当时他的一位老大哥赵玉明也报了名，别人问他原因，他说：
“不行啊，袁宝报了名，他那人糊里糊涂，我不跟着去照顾他怎么行呢？”
结果虽然没有成行，好在他却在知识和艺术的领域里找到了更大的挑战！戈之为戈，总得及锋而试啊！
⒌ 密密的芙蓉花，开在防窍洞上
搬进村子的第一天，蒋勋就去孔庙看野台歌仔戏。母亲一向喜欢河南梆子，所以也去了。一面看，她一面解释说起来：
“这是《武家坡》啊！”
母亲居然看得懂用闽南语唱的歌仔戏，也是怪事。家居的日子，母亲是讲故事的能手。她的故事有时简单明了。如：“那王宝钏啊，因为一直挖野菜来吃，吃啊，吃啊，后来就变成一张绿肚皮……”
她言之凿凿，令人不得不信，也有时候，她正正经经讲起《聊斋》，邻居小孩也凑进来听。弟弟又怕又爱听，不知在哪一段高潮上吓得向后翻倒，头上缝了好几针，这事让为人笃寮的父亲骂了又骂。
每到三月十二日，公家就发下树苗，当时规定家家要做防空洞，幼年的蒋勋和家人便把分到的芙蓉插在防空洞上。芙蓉一大早是白的，渐渐呈粉红，最后才变成艳红。此外又家家种柳，柳树长得泼旺如炽。防空洞当然一次也没用过，却变成小孩游戏的地方，在里面养鸟，养乌龟，连鸭子也跑进里面去秘密的孵了一窝蛋，小孩和鸭子共守这份秘密——及至做母亲的看到凭空冒出一窝小黄鸭，不免大吃一惊。
所谓战争，大概有点像那座防空洞，隐隐的座落在那里，你不能说它不存在，却竟然上面栽上芙蓉，下面孵着鸭子，被生活所化解了。男孩穿花拂柳——咱跑到淡水河提上去放风筝，跑得太快，线断了，风筝跨河而去。他放弃风筝转头去看落日，顺便也看跟落日同方位的观音山，观音凝静入定，他看得呆了——那一年，他小学四年级，10岁。
⒍ 我可不可以来学画？
14岁考上台北师范，席慕蓉背个大画架，开始了她的习画生涯。那一年，楚戈开始努力看画展和画评，后来因为觉得别人说的不够鞭辟，便自己动手来写。而13岁的蒋勋出现在民众服务处的教室里，站在老画家的面前问说：
“我没有钱出学费——可不可以来学画？”
老画家凝望了少年一眼，点头说：
“可以啊！”
1966年，楚戈退役，考入艺专夜间部美术科，而蒋勋，这时候刚开始念文化大学历史系。毕业以后，又读了文化的艺术研究所，1972年，25岁的他启程赴巴黎。
“以前我以为西安是我的乡愁，飞机起飞的刹那才知道不是，台湾在脚下变得像一张小小的地图，那感觉很奇怪，我才知道西安是我爸爸妈妈的乡愁，台北才是我自己的乡愁啊！”
⒎ 回
终于能回国了，那一年是1970年，心中胀着喜悦，腹中怀着孩子，席慕蓉觉得那一去一回是她生平最大的关键。
蒋勋回国则是在1976年。
楚戈也回来了——虽然他并未出国。许多年来，他一向纵身于现代诗兴现代画的巨浪里。但从1968年供职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开始，却陆续发表了不少有关青铜器的论文。1971年，他在《中华文化复兴月刊》上辟栏连续写了两年《中国美术史》。认识他的人不免惊奇于他向传统的急遽回归，但深识他的人也许知识，楚戈的性情是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的。
1981年，蒋勋出版《母亲》诗集，在序文里，他说：
我读自己第一本诗集《少年中国》，发现有许多凄厉的高
音，重复的时候，格外脸红。
接着他又说：
这几年我在大屯山下，常常往山上走走。一到春天，地气暖了，从山谷间氤氲着云风，几天的雨，使溪涧四处响起，哗啦哗啦，在乱石间争窜奔流，在深洼之处汇聚成清澈的水潭。……我观看这水，只是看它在动、静、缓、急、回、旋、崩、腾，它对自己的形状好像丝毫没有意见，在陡直的悬崖上奋力一跃，或澄静如处子，那样不同的变貌，你还是认得出它来，可以回复成你知道的水。
我对人生也有这样的向往，无论怎样多变，毕竟是人生。
我对诗也有这样的向往，无论怎样的风貌，毕竟是诗，不在乎它是深渊，是急湍，是怒涛，是浅流，它之所以是诗，不在于它的变貌，而在于你知道它可以回复成诗。
回来的不只是从前那个离去的蒋勋，还要更多，多了一整腔沉潜的关情。1983年，他接受了东海大学美术系系主任的职位。
至于席慕蓉，她在一个叫龙潭的地方住了下来，画画、教书、写诗并且做母亲。前后开的画展分别是人像系列、明镜系列、荷花系列、夜色系列。
楚戈的情节发生了一点变化，1986年底他发现自己得了鼻咽癌，此后便一只手抗癌，一只手工作，且战且前却也出版了三本书，出过四趟国，开了港、台五六次画展。
⒏ 各在水一方
1986年，蒋勋为毕业班同学开了一门课名叫“文人画”，他自己和楚戈、席慕容合授此课。属于渭水和淡水河的蒋勋，属于汩罗江和外双溪的楚戈、属于酋喇木伦和大汉溪的幕蓉，本是三条流向不同的河，此刻却在交会处冲积出肥腴的月湾土壤。
“学生受了四年的专业训练，”蒋勋说，“我现在着包的不是要为他们再‘立’什么，而是要为他们‘破’，找三个人来开这门课，就是要为他们‘破一破’！”
受惠的不只是学生，三个老师也默默欣赏起彼此的好处来。那属于蒙古高原的席慕蓉，可以汲饮汩罗之水，那隶籍福建却来自西安小枞塔的蒋勋可以细泽草原的秩序，至于那来自楚地的楚戈亦得聆听大度山的情歌。属于原来不可能相逢的人物，在他乡相知相遇，并且互灌互注，增加了彼此的水量与流速，形成一片美丽丰沃的流域。
⒐ 溪谷桃李
1987年4月，沿太鲁阁公园的绿水、文山、回头弯、九梅一路走下去是桃塞溪和整片石基的河床（原名陶塞，此处是故意的笔误）。再往前走，则是密不透天的桃花，桃花开得极饱满的时候雄峙如一片颇有历史感的故垒。躺在树下苔痕斑斑的青石上看睛空都略觉困难——那天，教室便在花下。
“席老师，”一个女孩走来，眼神依稀是自己二十年前的困惑，“这桃花，画它不下来，怎么办？”
“画不下来？”她的口气有时刚决得近于凶狠，“你问我，我告诉你，我自己也画它不下来呀！谁说你要画它下来的？你就真把它画了下来，又怎么样？”
“画家这行业根本是多馀的！”爬到一块大石头上的蒋勋自言自语的宣布，这话，不知该不该让学生听到。忽然，他对着一块满面回纹的石头叫了起来，“你看，这是水自己把自己画在石头上了。”
楚戈则更无行无状，速写簿上一笔未着，却跟一位当地的“莲花池庄主”聊上了，一个劲的打听如何来此落地生根。
“山水，”蒋勋说，“我想是中国人的宗教。”
那山是座落于大劫大难与大恩大砣之间的山，那水是亦悲激亦喜悦之水。那山是增落青天之外淡然复兀然的山，那水是山中一夜雨后走势狂劲直奔人间不能自止的水——各挟其两岸的风景以俱来。
一阵风起，悬崖上的石楠撒下一层红雾，溪水老是拣最难走的路走，像一个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艺术家，弄得咻咻不已，师生一行的语音逐渐稀微，终至被风声溪声兼并，纳入一山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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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中取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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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孙超这人，会使人有个冲动——老想给他写传记，因为太精彩。其实说传记还不太对，传记嫌平面，孙超的生平适合编成话本，有说有唱有板有眼一路演绎下去（或演义下去），这，先从三代前说起吧。
轰然一声，三进大屋的第一进炸成平地。
接着，第二进也倒了。
那是中日战争的年代，地点则在自古以来一直和“战争”连在一起的徐州城。
一家人都逃光了，只剩下一位老妇人不动如山，端坐在第三进堂屋里。有个日本军人直走坦为，看见她夷然自若地抽着水烟袋，啪哒——啪哒——，日本人刚入城，是这片沦陷区的新主人，但她是这所屋子的主人，一向就是。现在屋子虽炸了，但主人还是主人。她不打算站起身来。
日本军人心虚了，他恭恭敬敬的放了一些东西在桌上，是罐头，沦陷区最实惠的礼物。老妇人用大袖一拂，所有的罐头砰砰然全落在地上。
依照当时战胜军人的气焰，此刻洗劫全家，亦无不可，但那军人走开了，走到藏书的地方，拿了几本书就走了。
那老妇人是孙超的奶奶。
她把全家赶走，说：“逃得愈远愈好。”可是她自己却留了下来，只凭一口气，跟整个日本军比强。
逃难的孙超和母亲冲散了，母亲炸死，父亲也回了老家。开始自己流浪的那一年，他八岁。等胜利还乡，他十六岁，在徐州女师附小读了二年半，又开始第二次的飘徙，平生最拿得出手的资历，大约就是流浪吧！
“绝不拿别人的东西！”
从小离家，但从来没遭过人白眼，只因家里规矩大，教得严，看到别人有好东西，规定先把手背到背后才准看，绝对不去碰一下。这简单而彻底的训练使孙超成为一介不取的人。而且，日后艺术上也一空依傍，绝不捡现成的便宜，他永远只取属于自己的东西。
出来的时候是当兵，难的是二十年刻板严苛的军旅生活适应。那些年最大的慰藉就是读书，读极硬的书。
记得有一本书罗光著的《中国哲学史》，订价四十元，当年他的月薪十八元，他便去替人打毛衣（奇怪，一个大男人竟会织毛衣），三个月以后才存够买书的钱。
有一年，岁暮，有位中学老师邀他到家里去吃饭。他从清泉岗出发到台中市赴宴。绕着主人的屋子走了几圈，伸出的手几度缩回，竟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