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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碰故园之思，它太强，不要让三江五岳来撞击你，不要念赤县神州的名字，你受不了的，真的，日子过得很好，把泪逼回去，你不能开始，你不能开始，你不能开始，你一开始就不能收回……
我坐着，无效地告诫着自己，从金门来的火种在会场里点着了，赤膊的汉子在表演蛙人操，仪队的枪托冷凝如紫电，特别是看台上面的大红柱子，直辣辣地逼到眼前来，我无法遏抑地想着中山陵，那仰向苍天的阶石，中国人的哭墙，我们何时才能将发烫的额头抵上那神圣的冰凉，我们将一步一稽额地登上雾锁云埋的最高岭……
会散了，我挨蹭到门口，他在那里等我，我们一起回家。
“你怎么了？”走了好一段路，他忍不住问我。
“不，不要问我。”
“你不舒服吗？”
“没有。”
“那，”他着急起来，“是我惹了你？”
“没有，没有，都不是——你不要问我，求求你不要问我，一句话都不要跟我讲，至少今天别跟我讲……”
他诧异的望着我，惊奇中却有谅解，近午的阳光照在宽阔坦荡的敦化北路上，我们一言不发地回到那紫色小巢。
他真的没有再干扰我，我恍恍惚惚地开始整理自己，我渐渐明白有一些什么根深蒂固的东西一直潜藏在我自己也不甚知道的渊深之处，是淑女式的教育所不能掩盖的，是传统中文系的文字训诂和诗词歌赋所不能磨平的，那极蛮横极狂野极热极不可挡的什么，那种“欲饱史笔有脂髓，血作金汤骨作垒，凭将一脏热肝肠，烈作三江沸腾水”（注）的情怀……
我想起极幼小的时候，就和父亲别离，那时家里有两把长刀，是抗战胜利时分到的，鲨鱼皮，古色古香，算是身无长物的父亲唯一贵重的东西，母亲带着我和更小的妹妹到台湾，父亲不走，只送我们到江边，他说：
那把刀你带着，这把，我带着，他年能见面当然好，不然，总有一把会在。”
那样的情节，那样一句一铜钉的对话，竟然不是小说而是实情！
父亲最后翻云南边境的野人山而归，长刀丢了，唯一带回来的是他之身。
不是在圣人书里，不是在线装的教训里，我了解了家国之思，我了解了那份渴望上下拥抱五千年，纵横把臂八亿人的激情，它在那里，它一直在那里……
随便抓了一张纸，就在那空白的背面，用的是一枝铅笔，我开始写《十月的阳光》：
那些气球都飘走了，总有好儿百个罢？在透明的蓝空里浮泛着成堆的彩色，人们全都欢呼起来，仿佛自己也分沾了那份平步青云的幸运——事情总是这样的，轻的东西总能飘得高一点，而悲哀拽住我，有重量的物体总是注定下沉的。
体育场很灿烂，闪耀着晚秋的阳光，这时下月，辛亥革命的故事远了。西风里悲壮的往事远了……中山陵上的落叶已深，我们的手臂因渴望一个扫墓的动作而酸痛。
我忽然明白，写《地毯的那一端》的时代远了，我知道我更该写的是什么，闺阁是美丽的，但我有更重的剑要佩、更长的路要走。
《十月的阳光》后来得了奖，奖金一千元，之后我又得过许多奖，许多奖金、奖座、奖牌，领奖时又总有盛会，可是只有那一次，是我真正激动的一次，朱桥告诉我，评审委员读着，竟哭了。
我不能永远披着白沙，踏着花瓣，走向红毯尽处的他，当我们携手走下红毯，迎人而来的是风是雨，是风雨声中恻恻的哀鸣。
——但无论如何，我已举步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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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之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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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有一种无法言述的浪漫情怀，由于圣诞节的那种美法已逸出生活的常轨，以致回忆中的圣诞总是不十分真实——而且，圣诞节再来的耐候，你又老以为是第一次，似乎金钟第一次交鸣，明星第一次放光……
曾有许多个圣诞，我急于将之制成拓片，那些零碎的片段常于我枯坐时寂然重现。
有一年，是圣诞节前两天，我去上课，下了课很疲倦，照例倚在交通车的椅背上养神，坐在我后面的是一位老教授，他看来比我更疲倦，事实上他的脸本身就是一种疲倦的形象，即使不上四堂课，也显然己在每一记皱纹里刻镂着人世的沧桑。活，大概是一件累人的他的脸疲倦得几乎扭了形。
可是，令人不能置信的是，车开之后，我听到一阵细微的歌声，我瞿然回首，竟是他！那老教授，他闭着眼睛，安静地哼那首醉人的法国圣诞歌《美哉小城小伯利恒》，他竟能哼得那么好听，那歌本来就有一种介乎情歌和摇篮曲之间的温柔，他的疲倦似乎一下就消失了，在他的苍老的头脸里，在高起的衣领间，有一种极安详悠邈的神采，我惊住了，他竟有那么美的声音。
他从哪里学到这首歌？北平？异国的小教堂？或从一个女孩的琴韵——在年轻时，我不敢问他，只摒着息一路听他哼那首晶莹清越如一列冰坠的曲子。
有一年圣诞，有位朋友问我：
“你碰得见某牧师吗，我有一笔钱，要在圣诞节捐给穷人的，你帮我带给他好吗？圣诞节都到了，我还是没空拿去。”
我其实根本碰不到那位牧师，牧师住在郊区，但我仍然答应为他“顺便”带去。
那时候我的脚踏车还没有掉，便跨上车，为他去送那笔钱，渐行渐远，两侧只见稻田，我跳下车，看那收割后的空虚的土地，以及在微雨中打潮的稻草堆。
我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但那稻草堆忽然使我驻足不前，当年，当基督降世的时候，他所选择的眠床不正是那一束干草吗？
我俯下身抚摸那充满泥土味的茎杆，基督曾把他自己送给贫乏的的人类，在一个神奇的星夜，卑抑地睡在马槽的干草上，那么，我在小雨的黄昏去代送一笔钱给穷人，又算什么呢？
那天回家时，我全身都湿了，但心中充满温暖。
又一年，我去辅大演讲，讲完了，暮色已深，我急着打一个电话，于是转到理学院去找电话。
理学院没有开灯，整个浸沉在天地间的苍茫里，只有一颗巨大无比的旋转圣诞矗立在人口处，脚灯将树影投向极高极高的屋顶，我一时以为走进了一则神话。
细碎可爱的音乐，给人一种现世的喜悦，我久久不能离去。
那大学我以后又去过很多次，我始终不愿白天去看那理学院的前厅，我不愿那里对我而言降级成为一个“地方”，我要它一直是我梦寐中的“境域”。
我有一个朋友是个混血儿，他的母亲是一位娇巧的德国南部褐发褐眼的女孩。十岁那年，他的外婆病了，他的母亲回欧洲，紧接着，1940年欧战开始，他的母亲再不能回来。
她逃难，骑着一辆破脚踏车，什么随身之物都丢光了，却仍然固执地、无望地留着两个儿子的证件，离乱的岁月延展，她的婚姻终于不得不结束，她流浪到美国，在医院里找了个工作，另结了婚。
1954年，那孩子二十五岁了，奉派到美国接受喷射机的训练，那年冬天基地放了圣诞节假，他从美国南部坐上飞机转巴士再加计程车，去千里外的俄瑞岗寻他十五年前的母亲。
十五年过去了，进行的战争结束了，婚姻结束了，而在异国的圣诞夜，神话似地，母子仍是母子，门开时十五前的亲情仍是亲情，母亲给他一袭白色的套头毛衣。
那故事已经甘二年了，但奇怪的是那一夜的历程，说的人和听的人都不能忘记。
自从那年决定在圣诞期间演戏，我已很久不再在家里布置圣诞树或买圣诞灯了，演戏是使人觉得一种虚脱的兴奋和疲倦。我甚至没有力气回圣诞卡，一曲戏应该是一盒最大的圣诞礼物，其中有我和我的朋友所能付出的一切。
那年圣诞节，孩子睡了，我在整理一件演员的衣服，大门不知为什么没关好，三个女孩子走进来。
“我们没有事。”其中一个说
“只是圣诞夜想来看看你。”另一个说。
还有一个似乎连话也没有说。
我一时愣住，根本也不知说什么。
可是安静的夜，沉沉地伸出手来把我们围住，没有人说明，可是被说明的东西却很多。我了解她们的善意，我觉得她们也了解我的。
然后，简直有点像故事，她们又走了。我很欣然，又很惆怅，每想以她们的时候，也是觉得又近又远，像一首老歌。
接到马的卡片很为之激动，卡片是自制的，上面有一两枚枫叶的拓片，枫叶摘自他们八年前的蜜月旅行，美丽的脉络在拓片上仍历历分明，简直是一方“天地有情的印石。
我其实和他总共没说过几句话，他送我们卡片是因为看到我们所写的《另一半的描述》，他说：“愿天下眷属俱有情如斯。”
我爱那张卡片，我爱那红枫的拓影，以及赠卡的那一家人，以及普天之下所有的“有情”。
我也急干将记忆中的圣诞锤为拓片，让那些故事的纤维一丝一缕地展现在岁暮时松柏的芬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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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风经典散文集大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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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音希声，大象希形
——老子
他曾经给我们音乐，而现在，他不能再给我们了。
但真正的大音可以不藉声律，真正震撼人的巨响可以是沉寂，所以，他仍在给我们音乐。
他是史惟亮先生。
对我而言，他差不多是一种传奇性的人物。以前，他做的是抗日后方工作，在东北——那神秘的、悲壮的土地上（只有在那山从榛莽江河浩渺的土地上，才能孕育出他这样纯洁的人物吧！）。他又在西班牙，在德国学音乐，是作曲家，是音乐理论家，一心想弄好一座音乐图书馆，他还不时爬山涉水地去采民谣……
去年秋天，我托人交了一本我的舞台剧（严子与妻》给他。不久，我跟他打电话，他的声音异样地柔和：
“我好喜欢这剧本，写得真美。”
作为一个剧作者，在精神上差不多是赤裸的，任何人可以给你赞美也可以给你鞭笞，我早已学会了淡然，但史先生的赞美不同，我激动地抓紧电话筒。
“我可以帮得上什么忙吗？”
我正不知如何开口，他竟那么仁慈地先说了。
“我对配乐的构想是这样的，我认为戏剧是主，音乐不可以喧宾夺主，我希望观众甚至没有发现到音乐——虽然音乐一直在那里，中国音乐向来就不霸道的。”
他的话虽说得很简单，但是我还是觉得惊奇，让一个艺术家做这样多的让步，在别人少不了要经过跟对方的辩论，跟自己的矛盾，直到最后才得到协调。而在史先生，却是这样自然简单。
秋意更深时，他交出了初步的录音带，那天舞台和灯光的设计聂光炎先生也来了，负责视觉效果的和负责听觉效果的开始彼此探索对方，来作更进一步的修正。
“真谢谢你，藉着这个机会我倒是想了许多我从前没有想过的东西，对我很有用。”
——他总是令我惊讶，应该致谢的当然是我，可是他竟说那样的话。似乎有人批评他生性孤傲，但是我所知道的史先生却是异样的谦逊。
刘凤学先生知道史先生答应配乐，很感奇怪：
“他暑假才动过大手术的。”
“手术？”我完全茫然。
“是的，癌症。”
不，不会的，不是癌症，一定什么人传错了话，他看起来健康而正常，或者那东西已经割除了，总之，癌不该和他有关系，他还有许多事要做。
他差不多总是微笑，他的牙齿特别白，特别好看，他的鼻以上有一种历经岁月和忧患的沧桑的美，鼻以下却是一种天真的童稚的美。他的笑容使我安心，笑得那么舒坦的人怎么可能是癌症病人。
他把配乐都写好了，找齐了人，大伙儿在录音室里工作了十二个小时，才算完成。
他对导演黄以功说：“大概是我们最后一次合作了。”
我去打听，他得的真的是癌，而且情形比想象的还糟，医生根本没有给他割毒瘤，他们认为已经没有办法割了，医生起初甚至没有告诉他真实的情形，但他对一位老友说：“我已经知道了，我在朋友们的眼睛里看出来。”
——听了那样的话我很骇然，以后我每次去看他的时候都努力注意自己的眼神有没有调整好，即使是欺骗，我也必须让他看到一双快乐的眼睛。
十一月，我们为了演出特刊而照相，他远从北投赶到华视摄影棚，那天他穿着白底蓝条衬衫，蓝灰色的夹克，他有一种只有中国读书人才可能有的既绝尘而又舒坦的优美。
为了等别人先摄，我们坐下聊天，他忽然说想在儿童节办一次儿童歌舞剧的演出，他说已找了四个学生，分别去写儿童歌舞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