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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俄罗斯的超级富豪们还有什么可恐惧的呢？
令俄罗斯超级富豪极度敏感、甚至胆怯的首先在于，他们所获得的巨大财富缺乏合法性。他们的生意是在异常混乱中完成的，缺乏透明度，恰恰是这一点，让人们盯着他们过去所经营的事业中曾有过的犯罪行为。
我们常常听说某人拥有巨额财产，做过几亿美元的交易，但却很少有人能向社会解释清楚，这些超大型企业从何处聚敛如此大量的资金以及控股股票，尤其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我们都知道某一个全国闻名的大企业，甚至某一工业行业都成了私人财产——并且不完全能成为俄罗斯公民的私产。但是，我们却无从知晓：这一切是怎样、为什么发生的？财产所有权的变更将会为国家及其经济带来何种影响？
为什么在北极圈内的诺里尔斯克镍业今天成了几个80年代还是共青团积极分子的私有企业？要知道，形成这家企业现在的规模，整整用了70年，其中还有斯大林集中营中几万囚犯的辛苦劳动。怎么能用1。5亿美元价格就买得到？这家企业每年光纯利润就可达到10亿美元，这些利润都跑到哪儿去了？
莫斯科和下诺夫戈罗德的共青团员们，剧院导演和布景师，养蜂人或者是工厂厂长、国
家部委里的官员们，又是怎么如此努力搞到几百万美元、甚至几千万美元的财富的呢？在20世纪欧洲和美洲国家的商业历史中，“巨头们”污点当然也很多；但在10～12年历史中，俄罗斯寡头们这样的污点或者是空白点却更多，这让那些希望在俄罗斯从事商业活动的西方生意人感到害怕。
缺乏合法性不仅让许多俄罗斯大商人感到担心，而且造成经营业绩非常不明显。他们的商业活动常常带有寄生性质，因为他们殚精竭虑地将所得利润的大部分藏起来，以各种方式打到国外银行的账号上——最好是，离俄罗斯越远越好。
在巨大交易以及金融领域中，这种情况不能持续太久。
俄罗斯失控体制的完结
在签署了不离境的承诺书以后，古辛斯基从监狱里获释，由此而产生的尖锐危机也暂告一段落，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早在1997年，切尔诺梅尔金总理曾以他特有的真诚慨叹来评论古辛斯基与别列佐夫斯基两人之间的冲突风暴：“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儿！两个寡头之间吵来吵去，让整个俄罗斯都感到了震动！”但从严格意义上讲，无论是几年前还是在今天，国家和社会受“震动”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寡头们这样或那样的行为以及彼此之间的争执，而是整个国家体制的失控，而这种体制形成于90年代——切尔诺梅尔金本人参与了它的确立。
鲍里斯·叶利钦宁愿对国家实行无为而治，也要努力理顺和完善自己那个著名的“克制加平衡”系统，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激进分子们所提出的建议，他都一概予以拒绝。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完全不负责任的体制形成了。于是，他们开始划分各个政治家集团间以及寡头间在俄罗斯联邦内的势力范围。此外，从横向看，政权上层之间划分；从纵向看，中央与州、边疆区行政长官，与各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总统们以及各城市市长与地方寡头们之间也分配权力。
我们非常清楚专制体制的缺陷，它是依靠一个人的意志和智慧为中心进行管理的。但是，一个在专制主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因由政治家、官员们和商人们组成的集团与另一个与其不相上下的集团争斗而形成的政权体制，权力失控的弊端也很多。
没完没了地分散权力，其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的完全崩溃。我们不应当允许这种情况出现。因此，正是出于从横向和纵向两方面恢复国家管理体制的考虑，弗拉基米尔·普京在2000年夏天提出建议并采取行动。
应当看到，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境外，都有人在有意识地将俄罗斯联邦朝着解体的方向引领，车臣事件就是一个明证。围绕联邦委员会改革建议和计划所进行的斗争可以清楚地证明，在俄罗斯国内外，有一种势力认为俄罗斯处于半解体状态对他们最为有利。让俄罗斯分崩离析，也是一部分大商人的兴趣所在。
不过，他们很显然只是大商人中的一小部分，完全没有将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看作是自己的领导人。恰恰由于这一点，弗拉基米尔·普京7月28日才能够与参加克里姆林宫圆桌会议的寡头们会面。当天，共有21位大商人和政府的主要官员应邀出席此次圆桌会议。
俄罗斯媒体大肆报道了此次会见。以“权力与金钱的对话”、“低调，平静，长远”、“寡头剧本”、“新时代寡头应当做些什么”、“克里姆林宫与俄罗斯商业精英相互注视”等为标题的文章大量见诸《今日报》、《独立报》、《消息报》、《生意人报》等报刊之上。在这次会晤当中，并没有出现轰动一时的重大新闻，没有任何协议或相互承诺。弗拉基米尔·普京向与会的所有人提出请求，希望每个人都应当多考虑俄罗斯经济，为促进其发展贡献各自的力量。他宣布说，政府将不会重新审理任何一项私有化结果，但是，也不会对私有化以后非法聚敛的财富进行大赦。任何人都不能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许多有名的大商人没有出席克里姆林宫的接见活动。一些大商人收到了克里姆林宫发出的邀请函，但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出席。但是，无论是古辛斯基还是别列佐夫斯基，都不在总统邀请的名单之列。在这里，关于他们两人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寡头体制寿终正寝了吗？
在此，无须过多地描写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从布蒂尔监狱获释出来以后的命运。7月上旬，古辛斯基多次接受传讯，其郊外豪宅中的所有物品也被进行了财产登记。与此同时，检察人员开始对古辛斯基持有的独立电视台和“梅地亚…桥”公司的股份进行清理和登记。
但是，7月底总检察院出人意料地做出决定，停止调查古辛斯基刑事案。那份有关禁止他出境的文件也失效了。报纸和电视都以三类新闻的位置报道此事，《今日报》甚至仅发了一条很短的、语焉不详的简讯。古辛斯基没有再拿自己的命运去冒险，他很快离开莫斯科，到西班牙的一个疗养地去与家人见面。他宣布，自己决定不再继续与政权斗争下去，自己控股的大众传媒也将缓和对政府以及总统的批评强度。
不过，作为寡头的古辛斯基也已经明白了，他应当彻底放弃对俄罗斯大众传媒的控制，将自己手中的股份转移至“天然气工业公司”名下，以偿还所欠其债务。股权转移谈判进行得异常艰苦，俄检察机关以“重新发现了新情况”为理由恢复了对古辛斯基刑事案的调查。古辛斯基先后到访英国、以色列、美国，甚至有人见过他与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共进晚餐。他还频繁地出现在其他商人和政治家参加的各种社交场合。
《生意人报》报道说，古辛斯基不仅没有失去对俄罗斯的兴趣，而且还投入一笔数目不小的金钱为监狱药房购买药品以及为布蒂尔监狱支付供应六个月上等面包所需的费用。另外一些报纸则报道说，“桥”集团为布蒂尔监狱的犯人们提供了床垫及床上用品，购买了6000套铝制餐具，并还为布蒂尔监狱的调查人员购置了5台电脑和复印机，给60个审讯室配备了桌椅；2000年底，布蒂尔监狱将收到500份《今日报》和200份《总结》杂志；古辛斯基还讨论了建立30个“样板”囚室的问题，甚至想对整座监狱进行全部装修。
不过，总检察院并没有被古辛斯基的慷慨举动以及新的投资方向所迷惑。他们向这位前媒体大亨发出了到莫斯科接受讯问的传票，但古辛斯基拒绝回国接受审讯，而宁愿成为流亡者。随后，国际刑警组织宣布他为该组织的通缉对象。他们并没有花太长时间就找到了古辛斯基的下落。12月11日深夜，在西班牙南部的索托戈朗德市的一栋豪华别墅里，古辛斯基被西班牙警察逮捕。他被押解到马德里接受讯问，接下来的几天他被关在西班牙的一座监狱里。交纳了巨额保释金之后，律师们让古辛斯基获得了保释，并监外执行。
在自己位于西班牙海边的科卢谢洛别墅里，古辛斯基迎来了新年和新千年，但是很难说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节日。根据西班牙法律的有关规定，诈骗罪是一项非常严重的指控。许多人认为，尽管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证明俄罗斯政权机关非常急切地将逃离出境的前寡头古辛斯基抓捕归案，但西班牙方面将古辛斯基引渡给俄罗斯检察机关的可能性完全存在。
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的处境也很不妙。早在7月，他自己就放弃了国家杜马议员的授权。国家杜马还“通情达理地”表示，如果总检察院提出要求，那么杜马则会愿意剥夺别列佐夫斯基议员的豁免权。别列佐夫斯基发表了几份他本人坚决反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措辞强硬的声明，并宣布自己将组建目标直指总统的“联合反对派”的计划。《共同报》将别列佐夫斯基比作托洛茨基，后者在1926年曾经联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成立“联合反对派”。不过，与托洛茨基不同，别列佐夫斯基没有找到任何追随者，而普京对他的所谓计划也置若罔闻。
只有总统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沃洛申的顾问格列夫·帕夫洛夫斯基出面，以自己有些灵活风格的声明回应别列佐夫斯基的讲话：“别列佐夫斯基将普京的改革看成险些导致国家体制崩溃的原因并不偶然。对他来说，政治的影子平衡就是国家体制。在他们那里，起到宪法作用的像‘地方行政长官’、‘政党’、‘大众传媒’等统统都成了非法权钱交易的代名词。在此，我并不想对这些进行恶意批判。不过我认为，承认失败将是他的最后一步。通过尝试使用一些通常的手段——如大众传媒、金钱以及与不满者的联合，别列佐夫斯基想迫使普京屈从于自己。但是，他没有得逞。普京让‘政治市场’失去了意义。在这里，别列佐夫斯基曾经占有足够的份量。今天，政权已经不再是贪污批发者的对象——市场行情跌下来了，门庭若市的中介者现如今已经一钱不值。”
2000年9月，别列佐夫斯基也飞往国外，过着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流亡生活。根据俄刑法有关巨额诈骗罪的规定，俄罗斯检察机关开始对别列佐夫斯基立案侦查。尽管收到了传票，但别列佐夫斯基拒绝飞回莫斯科。他宣布，哪怕成为政治移民，也不愿成为政治囚犯，尽管俄罗斯检察机关还没有提出针对他的任何政治指控。一些媒体透露，2001年新年前，别列佐夫斯基住到了纽约。
英国《独立报》这样写道：“纽约的著名酒店成了他的避难所，坐在舒适的客房里，别列佐夫斯基证实：‘普京目前所处的立场介于民族主义和独裁统治之间。我错了，因为我曾经帮助普京赢得了选举。’记者发现，事实上要是克里姆林宫能够改变主意的话，他依旧希望自己能回莫斯科。他在饱尝思乡的苦涩，他的思绪又飘荡到了从前，那是他作为克里姆林宫大家庭大红人风光无限的时代。” 甚至，别列佐夫斯基还曾乘坐自己的私人飞机飞抵华盛顿，其目的是为了“吸引美国国务院注意到自己”。不过，在美国首都，没有人给予别列佐夫斯基更多的关注：白宫正在迎接新总统乔治·布什的到来。2000年秋，别列佐夫斯基的一些商场亲信在莫斯科被捕，另一些人携家带口逃亡到了国外。但是，由于没有列入国际通缉的名单，前寡头还可以不进监狱，在不被“保护”的情况下迎来新年和新世纪。
不久前还由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控股的《政权》周刊在总结2000年发生的事件时写道：“在过去的一年中，那些曾经认为自己与国家牢固不可分割的寡头们不再是国家的当家人。无论是1996年那种形式的寡头体制——即克里姆林宫在几个大商业集团的利益之间搞平衡，还是1999年那种形式的寡头体制——即克里姆林宫与亲近的寡头一起联手攻击那些疏远的寡头，都将一去不复返了。无论如何，这个通常意义上的寡头体制将烟消云散。将国家从寡头那里解脱出来所用的时间要较寡头为控制国家所花的时间少许多。” 在回答不久前还是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媒体帝国一部分的《独立报》主编提问时，弗拉基米尔·普京表达了大致相同的观点。他说：“在我们国家，人们将那些躲在暗地里、从背后对政治决策施加影响的大生意的代表理解为寡头。而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