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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苦涩、骄傲和希望，俄罗斯人走过了20世纪。
在这个世纪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经历了剧烈动荡、革命和战争，但却没有一个大国像俄罗斯这样在近100多年的时间里如此频繁、急剧、病态地变化。早在100年前，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就在争论，俄罗斯是否可能、是否需要建设资本主义；然后，又在试图遵循党的“总路线”或是市场“看不见的手”中，争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资
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现在，已经不再有多余的争论了，我们正在开始从寡头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前进。
20世纪发生的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都与俄罗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经历了俄罗斯帝国崩溃和苏联解体的痛苦。但是，俄罗斯却以一个伟大的国家、以多民族社会、以一种伟大的文化和欧洲及亚洲许多国家关注的中心存在下来了。这期间俄罗斯所有政党和它们的意识形态都痛苦地承受了这种崩溃和解体。俄罗斯人民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思考自身命运、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幸福、安全和重新获得的团结，这时，国家以另外一种面貌、另外一个疆界出现了。
今天，人们不难勾勒处于贫穷状况下的俄罗斯最灰暗的画面，而且许多人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描述。自由派改革家和“休克疗法”致使绝大多数俄罗斯人走向贫困，甚至有些人是赤贫，他们没能医治好国家的创伤，还差一点就将之毁灭。令许多人惊奇的是，90年代经济衰退和危机并没有导致大的社会动荡。苏联的解体是在相对平和的气氛中完成的，俄罗斯避免了20世纪许多国家没能逃脱的极端民族主义造成的灾难后果。今天的俄罗斯仍然是领土面积世界最大、军事潜力居世界第二的国家，她继续保持了在欧洲、远东、中亚、东南亚和南亚的影响力，也仍然是前苏联地区最重要的国家。在联合国，她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俄罗斯蕴藏着世界最丰富的自然资源、巨大的科学和文化潜力以及很高的教育水平。俄罗斯人民渴求秩序，但这不是强加的。
是的，俄罗斯还是一个大国，她的人民在经历了一场大病以后逐渐康复，这种高速发展已经开始。
新世纪的俄罗斯迎来了一位新领导人。在最近三年里，有关弗拉基米尔·普京已经有很多描述，而且这些描述往往千差万别。普京能够出现在俄罗斯政坛的峰巅已是出人意料，而更令许多人意外的是他顺利地走完了第一个任期，并且获得了俄罗斯公民高得出奇的支持率。我们确信，这位领导人是应时代、历史进程和俄罗斯人民的召唤而生的，他不仅在世界舞台上自信地、全面地展现了俄罗斯的形象，而且在很短的时间里根本性地扭转了那些对政治家无法提高全民生活水平的偏见。
弗拉基米尔·普京代表了新一代俄罗斯政治活动家：他们出生于“二战”以后，对那场战争的了解来自书本或是父辈的讲述；这些人在苏联的学校里、在60~70年代苏维埃的氛围中接受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他们在苏联时期开始了最初的仕途；在90年代自由改革的条件下，这些人没有销声匿迹，他们通常是冷静的实用主义者，与此同时，他们有能力并且愿意借鉴旧俄国、前苏联和新的民主俄罗斯一切好的价值观和优良传统，期望继承俄罗斯帝国的传统，恢复她在欧洲和亚洲的本来作用。
弗拉基米尔·普京几乎是在紧急状况下接管国家政权的。那时，俄罗斯经济羸弱、国家政治乏力以及当时正在出现的联邦解体危险一并袭来，似乎，国家复兴的希望在丧失，人民对于20世纪所遭受的一切感到厌倦。在这种背景下，普京及其班子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责任。
在德国著名剧作家B．布莱希特一部剧本中有这样的对白：
——产生英雄的国度是幸运的。
——不，不需要英雄的国度才是幸运的。
世界上许多国家可能已经适应、习惯了没有英雄的生活，但俄罗斯却需要英雄们。这是我们的缺憾，因为英雄不是永远遵循这样的逻辑和要求：这些人被推举从政。
但是，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英雄这一话题成了他们研究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问题的刺激因素。
本书是在2001年8月出版的著作（《普京时代——世纪之交的俄罗斯》）的基础上完成的。但是，发生在近两年来的一些重大事件使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让俄罗斯领导人和俄罗斯总统不得不紧张工作并做出重要决定，所有这一切不仅显著地改变了俄罗斯在世界的地位，而且改变了普京在国内外领袖中的地位。所有这一切都促使作者写作《弗拉基米尔·普京——现任总统》，现在这本书被命名为《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
在此，我感谢为我写作本书提供建议和信息的所有人。
阿纳托利·索布恰克
阿纳托利·亚历山德洛维奇·索布恰克是最早注意到普京的俄罗斯政治家。普京与索布恰克两人一起亲密无间地工作了六个多年头，可以说，这段时间对于他们两人及其事业来说都大有裨益。正因如此，索布恰克也是后来被普京称为老师的惟一一位俄罗斯政治家。
众所周知，巷战是任何一场战争中最艰苦、流血最严重的部分。一些军事专家因此建议包围格罗兹尼，完全封锁它，坐等那些失去外援的武装分子投降。不过，这个提议遭到了否决：因为像对格罗兹尼这样规模的城市实施包围需要大量兵力，并且可能无法预测这种围城措施要多长时间才能奏效。
某些俄罗斯军事领导人提议只封锁车臣首府的近郊，为平民进出留下1～2条通道，然后
对非法武装在城内把守的阵地实施不间断的密集性大炮、导弹和炸弹攻击；在炮火和轰炸给予敌人毁灭性打击后，内务部队的摩托化部队和分队向格罗兹尼推进；在城市上空，通过飞机散放传单，让城里的武装分子充分认识到这些威胁。不过，由于遭到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这一计划没有实施。
由于担心可能造成重大伤亡，快速、短兵相接的计划也被否决。最后，决定使用缓慢推进的战术：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沿相交线从四面八方发起攻击。
每一支特种部队都有严格的责任区，只有在仔细侦察后并在有当地居民当向导的前提下才能向前推进。在战争中，没有伤亡是不可能的，但在格罗兹尼战役中这种伤亡被降到了最低。在这里，由彼斯兰·甘塔米罗夫指挥的车臣警察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对城市街道和地下工事充分了解的基础上，这支队伍中有许多人丝毫不比守城者们逊色。尽管俄罗斯西方媒体对格罗兹尼的强攻战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报道，但传统概念上的，即以密集快速作战为特征的强攻战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分成许多战斗小组的联邦武装力量在格罗兹尼一个街区接一个街区地、一栋楼房接一栋楼房地慢慢清理，他们竭力不与敌人发生直接接触。短兵相接的格斗极其少见。尽管这一战术可能拖延了赢得胜利的时间，但却更加令人信服，因为这样做将让车臣战地指挥官的计划和如意算盘彻底破灭。
那么，车臣战地指挥官的如意算盘是什么呢？他们的计划都是根据上次车臣战争的经验而制定的。很显然，车臣非法武装没有能力击垮俄罗斯军队，但是，他们希望给俄军以巨大的杀伤，从而招致俄罗斯社会舆论的愤慨，最终迫使莫斯科的政治家们下令停止进攻，寻求谈判和让步。他们甚至还坚信会得到不是来自东方、而是来自西方的支持。
俄罗斯许多报刊杂志都对他们的如意算盘和期望表示赞同，这些媒体的老板和主编们希望看到俄军再次失败。诸如“当‘货物…200’（即战死的俄罗斯士兵棺木）源源不断地从战场运回俄罗斯，车臣的一切都将发生变化”之类的论题在大部分报刊上屡见不鲜。米哈伊尔·克鲁戈夫在《新报》上高调宣布：“格罗兹尼应当成为第二个斯大林格勒，它应当促使国际社会更加关注车臣事件。所以，在西方给予俄罗斯经济以致命打击之前，格罗兹尼一定会挺得住。”
这些如意算盘都落空了。格罗兹尼被宣告攻陷。总攻结束后，战场横七竖八躺满了车臣武装分子的尸体，他们中许多人因试图突围而被击毙。2000年1月28日深夜至29日凌晨，当战地指挥官沙米尔·巴萨耶夫的武装企图逃离格罗兹尼时，他手下的3000名武装分子或被击溃或遭消灭，这次行动被称为 “捕狼行动”。在阿尔汗…卡拉村附近，由于遭到联邦军队的猛烈炮火打击或踏入地雷场，三天当中车臣武装分子成百上千地死去。许多车臣非法武装的战地指挥官，其中包括一些最著名的指挥官，也都命丧黄泉。就连沙米尔·巴萨耶夫本人也身负重伤并且离开自己的武装很长一段时间。几百名武装分子很不情愿地当了俘虏，还有几十名自愿投降。
如果用力挤压水管，那么最不牢固的地方管壁就会发生爆裂——我们应赞同这种观点。但是，这种地方可以提前做好准备。围攻格罗兹尼的作战计划就在这个简单的想法中诞生了。就连在格罗兹尼指挥作战的俄罗斯将军弗拉基米尔·沙马诺夫也对围攻所取得的胜利感到惊讶不已。他以为，车臣武装分子会从格罗兹尼两、三个地方突围。
英国女记者珍妮·乔瓦尼是惟一直接观察到车臣武装分子试图突围的西方记者。当时，几千名武装分子强行从格罗兹尼经过阿尔汗…卡拉村向外突围，结果被打散，在俄罗斯军队短火力猛烈射击下，巴萨耶夫率领自己的手下径直奔向地雷阵。乔瓦尼满怀同情和深深的痛苦描述了这些年轻武装分子死亡的情景，但她没有透露具体的死亡人数。她以“溃败的起义军逃离被攻陷的格罗兹尼”为题的报道，刊登在西方许多家媒体上，有力地驳斥了马斯哈多夫以及俄罗斯报纸有关车臣武装分子是有组织、有计划地撤退的说法。
帕维尔·格拉乔夫曾经多年担任俄罗斯国防部长，他亲自制定并在1994年11月召开的国家安全会议上介绍了第一次车臣战争军事行动计划。后来，在回答有关那次车臣战争的教训问题时，他说，那不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军事科学院将不会研究它的经验教训。
格拉乔夫错了，与他持相同观点的西方专家们也错了，他们都急于给出俄罗斯没有能力采取长时间有效军事行动的结论。一些西方专家信誓旦旦地预言，在格罗兹尼作战的俄罗斯军队将无功而返，他们不仅将这次包围与不久前波黑塞尔维亚人围攻萨拉热窝或者卫国战争中围困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相提并论，而且还与公元70年围攻犹太人堡垒梅察达做比较——为攻占位于山上的这个古以色列堡垒，古罗马大军曾动用1。5万人的军队，耗费了2年的时间，而守卫古堡的士兵不过1000人。
可以想一想，军事史上有没有过“胜利者不是守卫者，而是竭力围困城市或堡垒的进攻者”这样的先例……
山区会战
当2000年2月底联邦武装力量在格罗兹尼实施“清剿”行动，排除地雷、拆掉路障、建立
俄罗斯政权的临时机构时，整个军事行动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南方——车臣的山麓和山区。
众所周知，不仅在沙米尔·巴萨耶夫时期，而且在此之前车臣的山区就是车臣武装分子的屏障和基地。在最爱打仗的车臣族生活的村子里，不仅修了居住用房，而且还建了3～5层的防卫岗楼。90年代，车臣山区许多房屋的地下都修建了掩体，各个房屋之间有地道相通。在1995～1996年间，联邦部队付出巨大代价才占领了车臣山区的一些据点，但仍然没能完全控制那里。
这样，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军事观察家，原则上都不相信俄罗斯军队会取得车臣山区会战的胜利。根据一些专家的看法，车臣人在平原地区失利时，他们很可能逃往易守难攻的山区，赢得喘息机会后再重回平原继续作战。
国家杜马军事专家阿列克谢·阿尔巴托夫对此情景的预测特别悲观。他在1999年11月曾认为：“我们的军队将继续向山区逼近。千万不要忘记，多雾泥泞的冬季即将到来。联邦武装力量将在岗位上按兵不动，而车臣武装分子可能开始重新部署，弄清楚联邦方面的军情并谋划好，在什么地方对哪一部分部队实施攻击，并在冬季时发动全面的反攻。令人恐惧的肉搏战将在格罗兹尼全面拉开，在出现大量伤亡的局面下，许多和平居民将会加入武装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