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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顿森赶到斯卡都，准备针对喜玛斯尔村的学校召开紧急会议，却发现更多的坏消息在等着他。阿嘎·穆巴拉克发出了“法特瓦”禁令，禁止摩顿
森在巴基斯坦工作。
在印度饭店二楼的私人餐室里，摩顿森和他的核心支持者们在放着茶和甜饼干的桌边开会。帕尔维叹着气，“这个毛拉和喜玛斯尔村的村议会接触，说如果想让他同意盖学校，他们得付钱。村议会拒绝了，他就把学校毁了，而且发出了‘法特瓦’禁令。 ”
“我简直气炸了。”摩顿森说，“我想立刻把军中的朋友集合起来把穆巴拉克的村子给拆了，好好吓吓他，让他不敢再来找麻烦。 ”
帕尔维则建议采用一劳永逸的办法。
“如果你用军队把这个土匪的家包围起来，他什么事都会答应你，但等军队一撤走，他就又会变卦了。”帕尔维说，“我们得把这件事在法庭上一次解决掉。宗教法庭。 ”
凭这些年来的经验摩顿森知道，帕尔维的建议总是十分可靠。帕尔维会同摩顿森的老友麦迪·阿里，一起向斯卡都的伊斯兰法庭投诉，因为喜玛斯尔村的学校就是村长麦迪·阿里带头建造的。帕尔
维建议摩顿森不要介入法律诉讼的事情，继续开展帮助阿富汗的重要工作。
摩顿森随即从斯卡都打电话给美国的理事会，报告他在阿富汗看到的情况，希望他们同意他购买一些物资运到喀布尔。出人意料的是，茱莉亚·柏格曼想飞到巴基斯坦来，陪他一起从白沙瓦开车去喀布尔。
“她非常勇敢。”摩顿森说，“我们要走的路沿途战火未熄，但我无法劝退柏格曼，她知道阿富汗妇女在塔利班统治下所受的苦，急着想去帮忙。 ”
2002年 4月，金发的柏格曼穿着夏瓦儿卡米兹，和摩顿森一起越过兰迪科塔尔边防站，爬进苏利曼的朋友摩尼尔安排的货车，准备前往喀布尔。车子后座和货箱塞满了他们在白沙瓦买的建材。苏利曼没有护照不能跟去，很生自己的气，连声催摩尼尔叮嘱司机小心驾驶。普什图族的摩尼尔靠在车边，用手掐着同是普什图族的司机的后颈。“我发誓， ”他说，“如果这位先生和夫人出了什么事，我会亲手杀了你。 ”
“让我们惊讶的是，整个边境竟然完全开放。 ”摩顿森说，“我没看到任何守卫，本·拉登完全可以带着一百名士兵大剌剌走进巴基斯坦。 ”
到喀布尔只有三百多公里的路，他们却花了十一个小时。“一路上，到处都是烧毁炸坏的坦克和军车，跟美丽的风景形成强烈对比。 ”柏格曼描述，“红红白白的罂粟花到处盛开，远方白雪覆盖的山峰让乡间显得格外宁静。 ”
“我们到贾拉拉巴德的时候，就停下来在史宾加尔饭店喝茶吃面包。”摩顿森说，“贾拉拉巴德曾是塔利班的指挥总部，看起来就像是二战时被轰炸后的德累斯顿。美国空军的 B—52轰炸机对这地方进行过地毯式轰炸，周围人眼中强烈的恨意让我想到，不知有多少美国炸弹掉在无辜百姓的身上，就像我遇见的那个孩子的父亲。 ”
安全抵达喀布尔后，摩顿森把柏格曼安顿在城里唯一还能运转的洲际饭店。洲际饭店位于喀布尔高处，从那里看整座城市，一览无遗。被炸坏的窗户暂时用白色塑料布盖着，服务员每天会送热水到
房间里让房客洗漱。
在哈什与阿布杜拉的陪伴下，一行人访问了喀布尔不堪重负的教育系统。他们还到阿富汗最好的医学院“喀布尔医学院”去捐赠医学书籍。马萨诸塞州马布尔黑德的金姆·楚代尔，请摩顿森帮她把丈夫留下的医学书籍带到喀布尔，因为她相信教育是解决暴力危机的关键。 “9·11”当天金姆的丈夫飞往加州，准备参加医学会议，他搭乘的联航 175号班机撞上纽约世贸大楼的南楼，在空中化为灰烬。
在没有暖气、没有屋顶的教室里，五百名学生正在认真上课。他们对赠书之举充满感激，因为必修的高级解剖课，全校只剩下十本教材，五百名未来的医生（四百七十名男生，三十名女生 ）不得不轮流把书带回家，影印甚至手抄必要的章节和插图。
虽然学生们读得这么辛苦，但比起几个月前，情况已经改善了很多。小儿科医生纳兹尔·阿布都说，塔利班统治喀布尔的时候，禁止所有附有插图的书籍，一旦找到就公开烧毁。在上课时“道德监察局”的督察就站在教室后头，确保教授不在黑板
上画任何解剖图示。
“连最基本的医疗器械都没有。 ”阿布都医生说，“我们成了只会读教科书的医生。我们没钱买血压计和听诊器。身为一名医生，我这辈子连显微镜都没用过。 ”
阿布杜拉用结痂的双手驾着车子，绕过满地的弹坑，前往喀布尔西边由八十个村庄组成的迈丹城镇。摩顿森知道，大部分抵达阿富汗的外国援助都只能留在喀布尔，所以他更关心阿富汗的偏远地区。但迈丹城夏哈布定中学的三百名学生所需要的，不光是他们从出租车上卸下的铅笔和笔记本。
夏哈布定的老师在生锈的货柜厢里给低年级男生上课。高年级有九名男生，他们的教室是一辆履带被坦克炮轰掉，烧得焦黑的装甲运输车。摩顿森他们小心翼翼地从射击口爬进去，学生为他们展示了自己收到的礼物——瑞典救援人员送的排球。
“瑞典人有长长的金发，样子很像山羊 ！”一个有着明亮眼睛的男孩用流利的英文对摩顿森说，虱子在他的小平头上来回跳着。
最让摩顿森心痛的，是学校的女孩子们得在没有任何遮蔽物的户外上课。
“八十名女学生被迫待在户外。她们很认真，但风不是把沙子吹到她们的眼睛里，就是把黑板吹翻。 ”有了新的笔记本和铅笔她们都很高兴，紧紧抓住不让风吹走。
摩顿森一行走回出租车时，四架载有地狱火导弹的美军攻击直升机从他们上方不到二十米的地方掠过，她们的黑板被旋翼的劲风卷起，在岩石地上摔得粉碎。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都能看见美国军机和直升机。”茱莉亚·柏格曼说。
第二天，摩顿森带柏格曼去见杜尔哈尼高中的校长乌兹拉·费札德，准备把援建学校的建材物资运过去，正好看见学生们从木头梯子爬进二楼的教室。在炮击中幸存的二楼教室，楼梯全毁，学生只好用木头做了个临时楼梯。又见摩顿森，乌兹拉很高兴，邀请他们到她家里去喝茶。
乌兹拉的丈夫在对抗苏联的战争中牺牲了，她
就住在学校的单身宿舍里，过着修女般的生活。塔利班统治期间，她逃到北方的塔卢坎，在城市沦陷后偷偷给女孩子们上课。现在她回到了喀布尔，公开倡导女性教育。把唯一一扇窗户的粗麻布窗帘拉上后，她把将自己从头到脚包起来的“布卡”脱下来，挂在一件折得整整齐齐的羊毛毯上，这是她仅有的财产。然后她蹲在一个小酒精炉前煮茶。
“在我的国家，女人们会问，既然塔利班已经不在了，为什么阿富汗的妇女还要穿‘布卡’ ？”柏格曼问。
“我是个保守的人。”乌兹拉说，“这种衣服适合我，穿着它比较有安全感。其实，我坚持要求女学生上市场时必须穿‘布卡’就是怕有人找借口干扰她们读书。 ”
“自由惯了的美国女人都想知道，当你们必须透过那块小小的纱窗往外看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受压迫了？”柏格曼继续问。
摩顿森第一次看到了乌兹拉的微笑。令他惊讶的是，经历了这么多艰难困苦，已经 50岁的她依然
美丽。
“我们阿富汗女人是透过教育看到光亮的， ”乌兹拉回答，“而不是透过布料上的纱窗。 ”
乌兹拉把泡好的绿茶端给客人，一边抱歉地说她没有糖。“有一件事我想请你们帮忙。”客人们都喝过茶之后，乌兹拉说，“美国人把塔利班赶走后，一直告诉我们薪水很快会发下来，但现在已经五个月了，大家都还没收到。您能不能帮我问问美国方面的人，看他们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
摩顿森先用中亚协会的钱付给乌兹拉四十美元，又给没收到薪水的九十位老师每人二十美元。把柏格曼安全地送上联合国飞往伊斯兰堡的包机后，他开始调查老师们薪水的下落。他往快倒塌的财政部一连跑了三次，在空荡荡的部局会室问来回奔走，最后终于见到了阿富汗的财政次长。他问为什么老师们领不到薪水时，次长无奈地两手一摊。
“他告诉我，布什总统承诺的援助经费中，实际到达阿富汗的只有不到四分之一，而且又从原本就不足的经费中抽出六百八十万美金，‘重新分配，
到巴林、科威特和卡塔尔，用于修建军用机场跑道、扩建军事补给站，每个人都知道美国很快就要打伊拉克了。 ”
摩顿森先搭乘阿里安娜公司的波音 727班机赶到迪拜，转英航班机飞伦敦，再转机抵达华盛顿，怒气冲冲地直奔自己国家的政府。
“我们错过了弥补伤害的最好机会。飞往华盛顿的路上，我几乎坐不住了。”摩顿森说，“如果我们连最简单的事——让乌兹拉这样的英雄拿到他们一个月四十美元的薪水——都做不到，我们怎么可能完成击败恐怖主义的艰难任务 ？”
国会议员玛丽·波诺给予的帮助让摩顿森十分感动。
“我刚抵达华盛顿时，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好像被丢在阿富汗的偏远村庄，对当地习俗一无所知。”摩顿森说，“玛丽·波诺陪了我一整天，告诉我这里的运作方式。当她带我穿过办公室去往国会山庄的通道时，几十位众议员正要去投票，她向每个人介绍我，说：‘你得认识这个人，这是葛瑞
格·摩顿森，他是真正的美国英雄。 ’弄得我脸都红了。 ”
波诺在国会山庄一间公开会议室为摩顿森安排了一场报告，并把活动公告发给每一位国会议员，邀请他们“来见见一位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建造女子学校，对抗恐怖主义的美国人”。
“自从听过葛瑞格的演说后，我想，这是我应该尽的一点力量。”波诺说，“我每天会碰到很多口口声声要行善却光说不练的人，但葛瑞格是真在做这些事。我是他的仰慕者，他和家人做出的牺牲是平凡人难以想象的，他代表了美国最美好的一面，我希望更多人有机会认识他。 ”
摩顿森把最近又用胶布修理过的旧幻灯机架好，转身面对满屋子的国会议员和高级官员。他穿着仅有的一套棕色格子西装，脚上是旧鹿皮雪靴，这一刻他恨不得自己面对的是两百张空椅子。但一想到乌兹拉的问题、老师们薪水的下落，他又鼓起了勇气，开始放映第一张幻灯片。摩顿森先放映巴基斯坦对比鲜明的自然美景和困苦贫穷，逐渐讲到乌兹
拉的薪水问题，以及美国对阿富汗的援助承诺，忍不住越说越气。
一位从加州来的共和党国会议员打断了他，“帮孩子盖学校没问题，也是好事，但我们国家最需要的是安全，没有安全，做这些有什么用 ？”
摩顿森胸中又燃起了从喀布尔一路狂烧至此的怒火，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我做这些事不是为了对抗恐怖分子。 ”摩顿森知道自己必须斟酌用词，以免被踹出国会山庄。
“我做这些是因为我关心那些孩子。对抗恐怖主义在我的排序表上只能排在第七八位。但在那里工作让我明白一件事：恐怖主义不是凭空出现的，不是某些巴基斯坦人或阿富汗人突然决定仇恨美国人。恐怖主义出现是因为孩子们缺乏有希望的未来；缺乏选择生，而不是选择死的理由。 ”
在阿富汗看到的伤痛景象鞭策着摩顿森，让原本怯场的他滔滔不绝。谈到巴基斯坦穷困的公立学校时，他说“极端主义宗教学校”像癌细胞一样到处蔓延，那些宗教极端派教长用皮箱装着几十亿美元的现金到这些地区援助“圣战工厂”。在他雄辩滔
滔时，会议室也安静下来，只听得见刷刷的书写声。
演讲结束了，摩顿森开始收拾东西，这时一位从纽约来的国会助理上前自我介绍。“太棒了，”她说，
“为什么我从来没在新闻或是国会简报中听过这些东西？你应该写本书。 ”
“我没有时间写书。”摩顿森回答。
“你应该尽量找时间。”她说。
“你不信可以去问我妻子，我经常连睡觉的时间都找不到。 ”
做完报告后，摩顿森走在国会山庄前的大草坪上，往波多马克河的方向漫步，不知道方才他想传达的讯息，有没有人听进去。他走过越战纪念碑、林肯纪念堂，只见成群的游客在草坪上漫步，等着时间抚平这个国家的创伤。
几个月之后，摩顿森又来到波多马克河边。一位了解摩顿森工作性质的海军将领捐了一千美元给中亚协会，并邀他到五角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