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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种情况会不会导致全球性信贷紧缩。历史上，极其严格的信贷限制会使经济下滑转变为更加严重的问题。这种问题的症结在于：次贷危机即将发生的时候，银行收缩了信贷业务并戏剧性地开始减少贷款—不仅针对它们的客户，而且它们互相之间也会如此（提高所谓的银行之间的同业拆借利率）。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的利率受中央银行的短期利率影响也将降低。换言之，美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降低了它们的短期利率，但是同业拆借利率却升高，限制了对经济活动的信贷。
以上这些并不表明陈旧的商业模式不需要被更新。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除了缩短产品链和反向杠杆融资，别无他法，银行业务方面也会发生变化；而那些缩紧银根、进行商业储蓄，并拥有忠实消费者的公司则将获利。金融家们将在更低且更为稳定的资产回报率基础上寻求资金回报。然而，更加难以确定的是这一变化的金融市场范式对宏观经济的潜在消极影响。
据《华尔街日报》称，从1996年到2006年，金融企业的盈利以每年13。8％的速度在增长，而非金融企业增速仅为8。5％，因为美国金融服务业大大得益于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2003年，金融服务业曾一度占到美国股票市场收入的30％，或是美国企业收入总额的40％。不可否认的是，这样高的比例一方面反映了对杠杆的过度利用，但另一方面，即使是在2007年大规模冲销金融资产账面价值后，金融服务业仍占到市场利润总值的20％，成为美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美国的决策者们做好准备面对金融服务业失败带来的巨大消极影响了吗？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米什金曾在他的《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一书中提到，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关键在于其金融体系。金融业的资本化程度越高、发展越快，越有利于全面繁荣。说“世界是弯曲的”，主要原因在于从长远来看，如果不对企业家创业初期的融资进行严格的审查，金融体系几乎就不大可能得到有效的监管。普利策奖获得者丹尼尔·耶金近日曾提到：“简单全球化的时代已经过去，国家的力量将再次凸显。”
我担心的是，长期来看，次贷危机将使国际金融体系分成两个部分。一方面，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将相对放缓，金融体系监管趋于严格，从而使企业风险投资和增长方式受限。另一方面，包括印度、中国在内的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并享有大量存款，它们将采用被西方在政治上逐渐忽略的不受约束的离岸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公司以及其他投资工具来实现进一步扩张，并全面控制世界经济的其余部分。结果就是，伴随着制造业掌控权从工业化的西方世界移至太平洋沿岸，亚洲会获得压倒性的金融优势，这一转变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得多。
由于太平洋国家处理全球变暖问题的方式比西方国家宽松，这种增长的优势因此会得到加强。同样可能发生的情况是，由于信贷限制和金融去杠杆化，全球性的经济发展在未来5年可能会放缓。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受害者。
或许这就是信贷市场形势如此重要而无法交给监管“警察”的原因，因为他们无法充分认识消极的宏观经济，也无法从为数不多的政府干预中得到市场启发。很明显，接下来的几年需要从公共或私营机构里精选出一支金融政策的脑外科医生团队，获得国会中一些重要和睿智的领导的支持。是的，国会中的两方都有一些充满智慧的领导。但在如今两极分化的政治环境里，他们会不会愿意合作以达成负责任的解决方案，这就另当别论了。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国会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出现新一轮的 “萨班斯·奥克斯利事件”，这种事件出发点虽好，但往往起反作用，造成意料之外的不良后果。如果用于应对此次的次贷危机的第二版《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仍旧像之前那部萨班斯–奥克斯利金融市场改革法案一样，结果可能会使美国的银行业严重边缘化。未来的美国公司将不得不依赖于欧洲、日本和中国的银行进行融资。美国的金融服务业将会重蹈美国汽车工业的覆辙。
在次贷危机发生之际，当有人问起我金融全球化的未来（是的，在华盛顿的宴会和聚会上真的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我的答案总会让他们大吃一惊。我总是回答：“去问舒默！”这里的舒默，是指纽约###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在美国国会，他并不具最老资历，他甚至不是委员会主席，但是舒默是典型的国会领导者，因为他总能提供有效的监督，避免监管处方杀死病人。
他是华盛顿###党对冲基金组织的一员。这些年轻聪明的自由主义者因为金融全球化带来的繁荣而开始逐步掌握权力。如今，他们也和共和党人一样尽可能多地赚取对冲基金以及私募股权政治献金—如果不是赚得更多的话。他们都经历过痛苦的20世纪70年代，但是在史上最繁荣昌盛的25年间成年。他们也从历史中得知前一时期的全球化市场是以全球化的大逆转而结束的。
在我看来，舒默是美国政治体系中的关键领导者。他比大多数人更能理解在金融系统中出现的危险。他足智多谋，口才良好，能够缓和那些干涉主义分子的激进行为，阻止他们把当前的金融困难变成一场完全无法想象的噩梦。或者说，在整个世界继续考虑改革这个体系的同时，他也能慎重地在暗中破坏金融全球化。
我之所以认为这位参议员重要，一个原因是某种意义上，他是最初全球化的一部分。我第一次见到舒默是在1988年，当时日本的金融实力处于鼎盛时期。我那在财务省工作的老朋友内海诚（我在第5章描述过的东京策划会议上的那位）有了一个想法。国际派的财务省官员们试图跟随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步伐，开放金融市场。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国内派的官员们却抵制这一做法。那些金融机构也一样。内海诚说日本财务省将不会反对某些具有影响力的美国国会议员来日本进行劝说。这一想法是通过对金融自由化的讨论打破僵局。但是，日本财务省应该正式邀请谁去呢？
我和当时的一位商业伙伴，理查德·梅德利给他提供了两个人选：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杰克·加恩以及来自###党的舒默。他们完全不一样。加恩是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保守的摩门教徒。舒默是个年轻、性急的自由主义犹太人。我们犯了一个错误：结果他们两个互相看不惯对方。这也是为什么内海诚问，如果我们可以帮他忙的话，能否陪同这两位立法者一并去日本。我们这样做了，顺便还带上了我们的妻子以陪伴他们的妻子。
几乎从起程的那一刻起我们就确定：舒默是个非常有趣的伙伴。如今，作为美国参议员，他被认为是2006年###党接管美国政权的幕后策划。而那个时候，舒默仅仅是一个年轻的国会成员—高、瘦，留着向后梳的黑发，显得非常精明。作为国会成员，他似乎想做一些改变。那意味着为资助了他的政治生涯的华尔街利益服务。
舒默的职业生涯自此起飞，这并不让我感到惊讶。在我们第一次与日本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人士见面之后，很显然，在美国方面，舒默将承担起责任。让我惊讶的是舒默能够敏锐地感知金融市场的运作。早在“全球化”这个说法出现之前，舒默在会议上和会议后就已经提出了金融全球化的意见。他对在###党内仍然得到大量支持的陈旧的贸易保护主义完全没有兴趣。
至今，我仍记得舒默某次陈述的具体言辞。那是因为，那个时候他说话就像保守的鼓吹自由市场的杰克·肯普：“通过开放日本的金融体系，全球金融馅饼会增大，因此日本和美国金融机构都会从中获利。”舒默继续细致地描述了即将到来的金融融合的充满活力的新世界。这个新世界将把全球经济推向一个繁荣的新高峰。
在此期间有一刻非常让人吃惊。某晚，舒默在某个鸡尾酒招待会上向整个日本金融界的精英发表了一段感谢性的致辞。到场者包括各个金融机构的领导人以及日本经济发展巅峰时期的全部资深内阁成员。舒默告诉大家他非常荣幸能够造访日本，希望整个体系能够对国外的金融机构更加开放（包括允许国外机构在日本股票交易市场拥有更多的席位），然后他邀大家举杯共饮。面对着日本最有力量的这群精英，当他把酒杯高高举在空中时，他骄傲地称美国为“大哥哥”，而日本为“小弟弟”。
日本人马上觉得被冒犯了。日本人的反应很微妙，但很迅速：我们的妻子，原本站在整个招待会会场的中间听着演说，马上就被要求移到房间的角落。她们最后站在休息室入口附近，那个地方被认为更加“合适”。
一分钟以后，Setsuya Tabuchi—也就是当时日本最大的证券公司野村证券的主席，拍了拍我的肩。他那皮肤近乎古铜色的坚韧的脸上挂着十分诡秘的微笑。他60多岁，看起来像个在上千次战斗中拼搏而且生存下来的武士，总是穿着双排扣的西装。他手中的一小截烟就像架在三根指头上的鱼雷，有点像里根总统的主要战略家约翰·P·西尔斯的风范。
他没有用翻译，用英文跟我慢慢说：“那个国会成员关于‘小弟弟’的台词是你们的主意，对不对？如果你们污辱大伙，事情就松散了下来。非常聪明。人们会气愤，但最终他们会开始磋商。”说真的，我不太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而且，我几乎能确定，舒默也不明白。我所能够确定发生的，仅仅是老套的社交失言—但它却奏效了。
尽管程度有限，但日本的金融系统立即开始对国外投资公司敞开。股票交易市场上也多了一些席位。哥哥和弟弟都繁荣昌盛起来。（整个过程并不是完全顺利，因为日本的银行降低了利率。这一行为也降低了日元因为市场自由化导致大量资金涌入而突然升值的风险，但是从那以后却也引发了非常危险的资产价格泡沫。国际上的巨大压力，（好*书*多^。^整*理*提*供）包括来自于美国财政部的压力，都让日本的这项政策作用受限。）
在此次日本之行中，查尔斯·舒默在对于全球金融市场自由化的支持中饰演了一个关键角色。金融的全球化未来取决于他以及其他关注全球化进程的政治家和官员们的意愿，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为负责任的控制措施提供政治上的保护，以恢复对于这一体系的信心。
然而，对于###党对冲基金组织中的那些华盛顿精英而言，挺身保护整个金融体系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是因为美国的孤立主义态度以及对于进口国外产品的不满情绪都在增强。但另一原因在于：尽管努力进行改革，我们逐步改进的金融架构可能还是无法充分应对21世纪全球化金融市场所诞生的复杂产品。结果，令人恐惧的有如过山车式的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已经产生了，有时它是如此恐怖，以至于人们都希望逃到床底下躲起来。金融全球化可能是一个非常高产的方法，用以配置企业资金和创造财富。但同样，这也是一个充满了极端不稳定性的体系，缺乏一系列广泛的正式，甚至非正式的关于金融道路规则的理解。在经济衰弱的情况下，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很难不去煽动大家对付恶棍。
此外，国会的监督者们可能会因另一个理由而变得胆怯：很难准确知道应该对银行采取何种措施。虽然那些贪婪的银行家表现得非常不负责任并把全球经济推向了层层险境，但是对于世界而言，银行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如果银行垮掉，世界经济和金融系统也就随之消失了。因为一旦我们摧毁了创造性和风险承担部门的现金供给，整个经济体系都会遭殃。
历史上任何一部关于经济萧条的文献都是围绕着银行破产倒闭而写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全球金融恐慌中，中央银行家立马会担心一件事：民众可能会将大笔现金从银行系统取出（或者是现金从一个稳定经济体中的普通投资工具被转移到严格意义上的临时政府证券）。如果对未知状况的恐慌导致大量取现行为发生，整个银行系统的存在将会受到破产、无力偿还等因素的威胁。因此，即使是国会中最聪明的成员拿的工资，相对于应付如此重要和困难的挑战而言，都不算多。
在新的全球经济中，控制银行危机已经变得极其困难，因为恐慌往往犹如暴风骤雨般瞬间来临。如今金钱的流动极其迅速。甚至在20年以前，一个人需要拿起电话打给其经纪人或银行家来调动资金；而如今，所有事情已经简单到仅仅需要按下电脑键盘上的某一个键就能完成。如果每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