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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10李敖系列之17蒋介石评传-第8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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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是总统,而蒋介石下台后已是平民。既已为“国民一分子”了,说回头重任总统就重任总统,而不依《中华民国宪法》规定的程序,自然是站不住的。因为蒋介石下台明明是《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缺位”的情况,纵李宗仁在美构成“缺位”,依法仍应“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再“依本宪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补选总统副总统。”既然宪法硬性规定如此、既然当时已“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行政院长是阎锡山),则蒋介石的复职,即属违宪。
  一九五O年三月一日,蒋介石在《复行视事文告》中说:“李代总统自去年十一月积劳致疾,出国疗养,迄今健康未复,返旆无期,于是全体军民对国事惶惑不安,而各级民意机关对中正责望尤切。中正许身革命四十余年,生死荣辱早已置诸度外,进退出处,一惟国民之公意是从,际此存亡危急之时期,已无推诿责任之可能。爰于三月一日复行视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二卷,页二五四至二五五)事实上,李宗仁当时是开刀割十二指肠发炎,他在一九五O年一月间,健康已大致复元。他能在蒋介石复职第二天就去白宫做客,足证所谓“健康未复,返旆无期”之说,不能成立。萨孟武《中国宪法新论》里说:“林纪东教授把第四十九条分析为四种场合:一、总统缺位,二、总统及副总统均缺位,三、总统因故不能视事,四、总统及副总统均因故不能视事。缺位谓因死亡辞职或罢免等,无法再于任期内行使职权。因故不能视事谓卧病或出国等,暂时不能行使职权。”李宗仁当时才真是符合总统“不能视事”条件的人。若照《中华民国宪法》延续“不能视事”的情况,理应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再由立法院院长于三个月内(第五十一条),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补选总统副总统(第三十条第一项第一款及第二项),以补足原任总统未满的任期为止,绝无“国民一分子”蒋介石突然复职之理。
  中外有识之士眼中明明认为李宗仁是总统,是不乏证据的。李敖藏有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胡适给李宗仁信的原本,信封上明写“敬乞代呈李大总统”(H.E.The President of China),信中也明写“德公总统赐鉴”。原文是:
  德公总统赐鉴:
  今午因宿约出门,无法赶到机场迎候大驾,十分歉疚。昨曾托郭复初兄(现仍住公所在医院,一一五四号)转达歉意,想已达尊览。顷见友人赫德曼夫人,她说,医院特邀她去照料我公住院初期看护的事,我很高兴托她代带短信,欢迎我公与夫人同行诸友,并祝我公早日康复!赫德曼夫人曾看护我七十七日,其人最老成谨慎,可以完全信任。主持诊断的医士梅伦尼先生也是我的老友,最同情于中国,可以完全信任。匆匆敬祝
  痊安
  胡适 敬上三十八年十二月七日
  明午去美京,明晚在彼有演说,两三日后可回纽约。
  敝寓电话是Bu-8-5199
  适附上
  李敖还藏有胡适当时给李宗仁的一张名片,原文是:
  德公总统赐鉴:
  明天大驾飞到,适因有宿约,不能到机场奉迎,十分抱歉。敬留字奉候大安。
  胡适 敬上
  在这些文证里,足见李宗仁在有识之士胡适眼中,是道道地地的“总统”、是“李大总统”,并不是什么“副总统”或“代总统”!蒋介石非法复职已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第一节 亡命又亡国
  蒋介石下野原是情非得已,在国内,徐蚌惨败,精锐尽失,权力基础大受冲击;在国外,美国总统杜鲁门态度冷淡,宋美龄出访,毫无成就。国内外局势既已大大不利,和谈的呼声又甚嚣尘上,然而蒋介石又如何能厚颜再与共产党和谈呢?所以只有叫李宗仁出来顶。但这位下野的平民竟能使“代总统”的权力架空,照样以总裁的头衔行“总统”之实权,和谈代表出发前还须先到溪口,向他请示,国民党内部于是更加纷乱,和谈一破裂,共军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横渡长江,不到两天,南京就被解放。亲蒋的美国司徒大使,故意不走,意欲与中共对话,果然与燕京的黄华见了面,并得知毛泽东、周恩来欢迎他以私人身份访平,他亦有意,并积极进行,只因美国国务院反对而未果。但司徒坚持不去广州,直接自南京飞返华府述职,结束了他的大使生涯(参阅Rea & Brewer ed.,the For- gotten Ambassador,P.316—317,325,333,341),他显然不愿意再给蒋介石抬轿子了。蒋介石得知南京易手,第二天下午就决定离开溪口。
  四月二十五日的一别,竟是蒋氏父子永别故里。蒋经国在这一天的日记中,显然已有预感:“溪口为祖宗墓庐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蒋氏父子一行于当日下午抵达宁海县东北角的团堧村入海,先乘竹排,再改坐汽艇,登上久已等候的太康舰。(参阅王舜祁《蒋介石引退溪口始末》,载《拆穿蒋介石》,页五四五至五四七)
  太康舰把蒋介石送到上海,召集汤恩伯以下军官训话,表示要亲自指挥大上海保卫战,再度侈谈与城共存亡,及至五月二十五日,共军攻入上海,即乘静江号军舰逃出,再从澎湖马公坐飞机飞往台湾,于六月一日在高雄降落。当时蒋已成惊弓之鸟,降落后却不敢下机。孙立人将军晚年亲口告诉汪荣祖,他曾亲自上飞机报告蒋,“这里都是自己人”,蒋才下机。休息数日后,转往台北草山第一宾馆居住。据侍卫室特别警卫组中校警卫区长赵秉钰的回忆,蒋听说是草山,大发脾气,不甘心“落草为寇”,乃下令改称“阳明山”。(见《追随蒋介石逃台的点滴回忆》,载《拆穿蒋介石》,页五六二)当时闽粤重镇均先后为共军所占,台湾的二二八事变才发生两年,大有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之感。
  蒋介石为了稳定内部,以国民党总裁名义,别组办公室,以便指挥、调遣与安保。对外则于七月出访菲律宾的委里诺总统,以及于八月往见韩国的李承晚总统,想组成一个国际反共联盟。但是由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不感兴趣,乃无疾而终。 (见Crozier,The Man Who Lost China,P.340)不过他在台北至少暂时站稳脚跟,他于下野之前,早已有所布置,省主席是心腹陈诚,国库黄金亦已私运抵达,在广州的国民政府无从“染指”。
  七月中旬,阎锡山在广州继何应钦“组阁”,计划坚守湘南粤北,以保住广东。适于此时,蒋介石突率大批随员从台北飞抵广州,以国民党中常会名义通过设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自任主席,代总统反居副主席。此一组织显然成为太上政府,掌握最高权力,直接控制党、政、军、经大权。蒋虽然尚未复职,但“非常委员会”由他主持,一切实已完成复归其个人独裁之下,诸如在军事方面,他擅自撤走吴琏兵团、延宕刘安琪兵团,使防守广东徒托空言;在财政方面,他控制存台金钞,使广州国府求之不得,穷于应付,仍不免大军缺粮,通货膨胀。更彰明昭著的是,他可以一介“平民”,以手令叫汤恩伯撤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的职,并立即押解来台,形同绑架,而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事前均不知情,独断独行连法统都不顾了。
  蒋介石把兵调走,把钱扣在台北,破坏了防卫两广的部署,令粤籍将领十分愤慨,特别是张发奎一再建议李宗仁,趁蒋于穗台之间飞来飞去之时,乘机把他扣起来,怎奈忠厚的李宗仁不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参阅《李宗仁回忆录》,页六五四至六五五)其实,“其人之道”是平民乱政,破坏军事部署,李宗仁大可以“总统”的职权,将其拘留,付诸司法机关公平审理,何至于“徒招恶名”呢?
  就在这紧要关头,蒋介石还要离间李(宗仁)白(崇禧)。白氏反共心切,保卫两广之心更切,经蒋一番慰勉,动之以情,白尽释前嫌,信其诚恳,促李归政于蒋,真心合作。最后白崇禧显然误信蒋介石晚来的“诚恳”,失败后前往台湾与蒋共患难,结果不但当不上官,还遭到冷漠与歧视而又不得离境,郁郁以终。
  广州撤退之前,李宗仁忍无可忍,把蒋介石约来,严厉地教训了他一顿,一五一十数说他过去的过失和罪恶。蒋最初显得“紧张尴尬”,接着“唔唔诺诺”,尔后“面色转现轻松”,令李大感意外,原以为“必定要反唇相稽”,“大闹一番”,最后竟是“含笑道歉”。(见《李宗仁回忆录》,页六六○)这种反常以及与其性格决然相反的表现,未必如李宗仁所说,由于以元首的名器压服了一生专横的蒋氏,很可能由于多少年来无人敢在他面前有所批评,突如其来的“严厉教训”,令他初感惊诧,继觉新鲜。李氏有备而来,所举事证确凿无疑,使六十二岁的蒋介石天良一闪,问心有愧,反而有被申斥后若释重负的轻松。这当然远远谈不上痛改前非,蒋介石毕竟还是专横至死。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月十二日共军已临广州市郊,“国民政府”再迁重庆。蒋介石嫡系部队接管四川防务,李宗仁怕被逼劝进,甚至失去自由,乃决定出国就医,于十一月十三日离渝。翌日,蒋飞渝想部署西南保卫战,但军心民心早已涣散,同月二十九日重庆市内已闻炮声。蒋介石父子在危城中,虽有专机“美龄号”等候,仍有一段异常的亡命经历。蒋经国在《一位平凡的伟人》一文中说,蒋介石“起身赶到机场”,沿途并无阻碍,说是当“座车走到半路的时候,街道已经挤满了逃难的人群,水泄不通,汽车无法通过,父亲只好下车步行,走回寓所”。显然走回的目的地是“寓所”而不是“机场”。董显光在《蒋总统传》中说法相同。然而蒋经国在《危急存亡之秋》一文中的说法,则是“下午十时,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我只好向父亲告实情,希望早离此危险地区。同时罗广文自前线回来报告,知其军力已被匪部击散。而周围各兵工厂爆炸之声又四起,连续不绝。此时山洞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中美号专机夜宿”,则是沿途已有阻碍了。
  蒋介石死后,国民党《中央日报》出版《领袖精神万古常新》一书,收有秦孝仪的一篇《蒋总统的思想、生活、操持》文中说:
  领袖的行动,平时为着安全关系,虽然有车护从,但机动而简单。除阅兵大典必需的礼节之外,从不曾用摩托车、警笛、宪警开道过,在重庆危急的时候,车辆壅塞,寸步难移,但是清楚了是领袖的车子以后,大家都自动在困难的情形下把路让开。他真是贯彻了他从小所认为的“大总统应该和平民一样”的观点。
  照秦孝仪的说法,则承认沿途有阻碍是实,但是并不是蒋经国所说的“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而是根本没下车。为什么没下车呢?因为“清楚了是领袖的车子以后,大家都自动在困难的情形下把路让开”。壅塞于途的难民潮居然会“自动让开”,绝不合乎逃难的原理与常情。不管怎样,蒋氏父子到头来是走成了。他们“下午十时”出发,“赶到机场,已经是午夜十二时了”。这两小时中,“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果真如此吗?还是秦孝仪所说的,蒋介石一直坐在车子里,并没下车步行呢?
  我们从《毛故上将人凤先生哀思录》中,见到王蒲臣有一篇《悼念毛先生》,说是“运用了特种技术”使蒋介石到了机场,文章中已明说“就是领袖的车子也无法通过”,但如果真是蒋经国所说的“乃下车步行”,步行就是步行,步行能叫“特种技术”吗?由此可见,这一“特种技术”,恐怕是见不了人的吧?恐怕是不宜流传青史的吧?“徐蚌会战”时,国民党大将胡琏逃亡,他的“特种技术”是和战车连长甘义三、副连长周名琴等人,乘坐战车“突围”,战车是何等威风的东西,什么也挡不住它,见人就压,压死人活该,最后“突围”成功了。我不知道毛人凤的“特种技术”是不是根本就是战车。若不是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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