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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10李敖系列之17蒋介石评传-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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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草稿,就是十二月二十二日近卫政府发表所谓调整中日邦交,“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的声明(亦称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全文见《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第三册,页四○七)。发表前将近一个月,重庆方面已经知道底案。蒋、汪既然都主和,此三原则无疑可作为和谈的基础。蒋、汪的争执绝非主战、主和之争,蒋之不愿附和,显然因为近卫没有明确撤销先前不与他为对手的声明,而汪则认为应做积极回应。当蒋坚持不肯,汪乃决定脱离重庆,自由表达和平主张,配合近卫三原则的发表,在舆论上造势,逼蒋走向谈判桌来。
  汪精卫自重庆出走,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的事,这天他由重庆飞往昆明,十九日再由昆明转往河内。二十一日,张群电蒋介石,说汪精卫有电给他,说“拟对和平及防共问题以去就争”。二十二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第三次发表“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声明”,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且以绝无领土野心,尊重中国主权,不要求军费赔偿为说。二十四日,龙云电蒋介石,说汪精卫有电叫他代转,内容是:“在渝两次谒谈,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详容函陈。”二十六日,蒋介石在纪念周上宣布说:“汪先生请假四个月,出国养病,希望早日回来,共商大计。”二十八日,汪精卫有信致蒋介石,认为日方提出三原则之后,“我方如声明,可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进而“结束战争,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要求“毅然决定,见之施行”。汪精卫这封信,收在一九八一年九月国民党党史会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第三册里。但信中提到的十二月二十八日“兹有上中央电”,却被做了手脚,未见收入。现据一九四一年三月汪政权宣传部出版的《和平反共建国文献国民政府还都周年纪念册》所收,抄录如下:
  兹有上中央一电,除拍发外,谨再抄呈一纸,以备鉴。本月九日,铭谒总裁蒋先生,曾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局,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无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协助,苏联之不反对,德意之不作难,尤期待日本之觉悟;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凡此披沥,当日在座诸同志,所共闻也。今日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犹忆去岁十二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画,且较此为苛,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后日方迁延,南京陷落之后,改提条件,范围广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觉悟,我方自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见其端倪,惟此等助力仅能用于调停,俾我比较有利,绝不能用于解决战争,俾我得因参战而获得全胜,此为尽人所能知,无待赘言。苏联不能脱离英美法而单独行动,德意见我肯从事和平谈判,必欣然协助,国际情势,大致可见。至于国内,除共产党及惟恐中国不亡、惟恐国民政府不倒、惟恐中国国民党不灭之少数人外,想当无不同情者。铭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始敢向中央为此提议;除已另函蒋先生陈述意见外,仅再披沥以陈。伏望诸同志鉴其愚诚,俯赐赞同,幸甚,幸甚。专此,敬候公祺。(页三至四)
  汪精卫此电把陶德曼调停经过说得很明白,调停之所以失败,因日方改变十一月份可以接受之条件,现在日本既已“觉悟”,回到原来可被蒋介石接受的立场,甚至更加明确,岂有相拒之理?到了第二天(十二月二十九日),汪精卫即发出著名的艳(“艳”是二十九日电报代日的简写,电载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新闻报》)电给重庆,再度敦促接受调整中日邦交三原则,作为和谈的基础。汪氏这三个文件,俱收入《和平反共建国文献》之中,基本重点只有一个,就是“如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争”,则不妨结束。汪精卫认为:与日本和谈,并不是他个人的私见,他说南京尚未陷落前,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从事调停,当时日本开的价码比现在还苛,但是“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如今一年仗打下来,中国已由武汉撤守而退往四川,处境更差,但日本开的价码反倒比去年宽了,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能谈和?抗战的目的既然在保国家的生存独立,如果能以和平得之,为什么一定要打?
  汪精卫能够从重庆出走,虽说汪氏副总裁身份特殊,无人敢挡驾,但出走的不止汪一人,陆陆续续,难道蒋介石的特务皆视而不见?再说出走有目的,难道戴笠连这一点情报都没有?其中必有文章。据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的回忆,当时就有人说这是“蒋介石汪精卫唱双簧”,冯玉祥举出最明显的理由是:
  那时重庆交通完全由军统局戴笠管制,人民出境买飞机票都要先登记,经过审查、核准,高级官吏更要先经蒋介石个人批准,汪精卫带着曾仲鸣、林柏生以及许多人乘坐专机飞昆明,事先既没有政府与党部给他什么任务,戴笠岂有不先报告蒋的道理?说汪精卫是潜逃出重庆,断不可能。汪到了昆明,龙云还有电报来报告蒋,如蒋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
  对冯玉祥这段话,我们找出一件文件上的旁证。一九八一年九月国民党党史会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第三册里,曾收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九日《龙云以汪兆铭经滇飞往河内呈蒋委员长之效电》,内容是:
  重庆,委员长蒋钧鉴:僭密。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昨夜及临行时两次电详呈。职龙云。效秘印。(页四十六)
  这一秘密电文中,最令人注意的是,汪精卫到云南的当晚,龙云就“电呈”了蒋介石;在汪精卫次日临行时,又再度“电呈”了蒋介石。可见冯玉祥所说“如蒋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是确实的。
  关于这一疑案,朱子家(金雄白)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李敖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中,也有论述如下:
  当年盛传的蒋汪双簧,是应该有其可能的,连日本人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曾公然对我说过:“你们中国人是够聪明的,像是在赌台上赌大小,重庆押大,而南京押小,殊途同归,开出来总有一面是会被押中,而押中的也一定是你们中国人中之一面。”因为如果汪氏的出走,事前不得重庆方面的默许,他不能离开重庆,自更不能离开国境一步。
  此外另有一个旁证,汪氏在离渝前曾对陈公博说过:“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据此而观,最后两语,意义太明显了。是由汪氏出面去与日本交涉,条件不好,由汪氏独任其咎;有好条件,政府才出面接受,这不是也可能真是一出双簧吗?
  但褚民谊在苏狱中说过几句话:“早有人处心积虑,想把一只臭马桶套在汪先生头上。这次是千载一时的机会,既经动了手,就绝不会轻易放过了。”那岂不是说,本来约定是做假戏,但一出场,就变成做真戏了。这说法的真实性究竟如何呢?又安得再起汪氏于地下而问之! (页八九八)
  这里说“本来约定是做假戏,但一出场,就变成做真戏了”,倒是很可能的。以殷汝耕为旁证,就可明白。殷汝耕在一九三五年成立冀东政府,抗战胜利后被捕,在狱中,他终日念佛,了无嗔意,被提出枪毙时,还从容得很。检察官问他有没有遗言要留,他说:“我很奇怪,当初不是要我组织冀东政府的,为什么今天要枪毙我?”类似殷汝耕的疑案,在缪斌、王克敏等人身上,也都发生过。
  汪精卫到河内主要目的就是发表和平主张,采纳与否,权在中央。故发表艳电之后,即准备赴法休养。然而当谷正鼎送来护照与旅费后不久,却发生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河内刺汪案,结果误中副车,杀死了汪氏秘书曾仲鸣,另有五人受伤。河内法院抓了几个人,以一般凶杀案,草率处理了事。汪氏本人肯定是重庆派人干的,故在《曾仲鸣先生行状》中说:“法文各报皆以大字标明蓝衣社所为,且叙凶手供称,谋杀目的实在兆铭。”(《曾仲鸣先生殉国周年纪念集》卷首)但一时没有确切的证据。哪知凶手们到台湾之后,忽觉自己是锄奸的英雄,一一亮相,如陈恭澍等大写回忆,无异招认,甚至实际开枪的王鲁翘也当上台北警察局长,侃侃而谈,不久遭离奇车祸死亡。河内刺汪案终大白于世,原来是特务头子戴笠奉蒋介石之命干的,戴笠还于二月底三月初亲往河内布置。谷正鼎两度访汪,很可能与戴配合,以观形察势,做好谋杀的准备工作。也可能是单线,谷如陈立夫一样不知情。
  我们不认为汪精卫出走前与蒋有默契,汪于一九四O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致蒋介石感电犹谓:“兆铭痛感艳电以来,荏苒岁月,国命益殆,民病益深,故不及待执事之赞成,亦不及顾执事之反对。”(《和平反共建国文献》,页一四三)但是我们认为蒋眼开眼闭让汪等出走,特务固不敢拦汪,但特务不会上告蒋来做决定吗?蒋不拦汪,必须从蒋本人的主和意愿来理解。他把汪等当试验气球,放出去瞧瞧。然而蒋为何又要谋杀汪精卫呢?我们的理解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是蒋氏“兔死狗烹”哲学,让汪发表和平主张之后,由他后续完成,免得日本人想与汪做对手。其二,如果不除去汪,搞不好,和议成功却让汪氏取而代之。更何况汪氏途经云南,与龙云相处甚笃,如果龙云加以响应,将更增加汪之声势,故明知汪有赴法打算,仍怕夜长梦多,为以后蒋日和谈制造麻烦,于是不惜遣特务杀之。
  可是误中副车之后,反而弄巧成拙。这一毒辣的行动,刺激了汪精卫,汪乃在三月二十七日发表“举一个例”,公布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的国民党秘密会议记录,即“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记录”,证明了主和之意,国民党大员皆有之,蒋介石尤其主其事。文中并提出三个疑问:
  第一、德大使当时所说,与近卫内阁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相比较,德大使所说,可以为和平谈判之基础,何以近卫声明不可以为谈判之基础?
  第二、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已经认为和平谈判可以进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南京、济南、徐州、开封、安庆、九江、广州、武汉,均已相继陷落,长沙则尚未陷落,而自己先已烧个精光,和平谈判,反不可以进行?
  第三、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国防最高会议诸人,无论在南京或在武汉,主张均已相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又会主张不同,甚至必将主张不同的人,加以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使之不能为国家效力?(《和平反共建国文献》,页八至九)
  不仅此也,激动的汪精卫触发了烈士性格,为死友、为主张,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不去法国了,也不理蒋介石高兴不高兴,径自去与日本人谈。……
  有趣的是,蒋介石公开谴责以及谋杀未遂汪精卫之后,继续经由萱野转告新上任的有田八郎外相:他正积极布置准备对付共产党以及对日和平之意不变。其实,不仅嘴巴上说,还起而行,于一九三九年年初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时,明显展示反共态度,以配合近卫三原则之二,并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陈诚于二月三日致电在香港的柳云龙说:
  今组织之国防委员会,网罗朝野人员,置于蒋氏一人之下,时机一至,便可运用和平而无阻。(《杜石山致萱野长知》,载《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页六○八)
  一个月之后,蒋介石亲自发电给柳云龙、杜石山说:
  石山兄台鉴:历次来电,暨萱野翁前日来电,均已诵悉,中日事变,诚为两国之不幸,萱野翁不辞奔劳,至深感佩,惟和平之基础,必须建立于平等与互让原则之上,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日本方面,究竟有无和平诚意,并其和平基案如何,盼向萱野翁切实询明,伫候详复。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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