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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的红与黑一次机缘 五十年心血
“虽然你不认为自己毕生的精力都用来研究《红楼梦》了，但50多年来，《红楼梦》的研究肯定用去了你很多心血，这一点我想你没有异议吧？”
“是的，我的确用了很多心血去研究《红楼梦》了！”
“那么，是以什么为契机使你走上了《红楼梦》研究之路的呢？”
“那真是机缘巧合，同时这也和胡适分不开。”
“哦！请谈谈。”
“那时候我还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我本来是1939年考上燕京大学西语系的，理想是翻译中华文化名品向世界传播。抗战时燕京大学被日本鬼子关闭，教授关进集中营，学生被遣散。抗战胜利后，我又重新投考再进燕园，可对西文已不感兴趣，兴趣都集中在诗词文学理论上。1947年一次偶然的机遇我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曹雪芹好友郭敏的诗集。这是胡适先生多年以来为了考证曹雪芹想找而没找到的。我翻开一看大为惊喜，里面有六首直接咏及到曹雪芹的诗。这不单是文学作品，也是重要的史料呀！”
周汝昌由此写下了第一篇红学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当年的《民国日报》上。此文引出了周汝昌和胡适先生的一段佳话。胡适先生看到周汝昌文章之后，非常高兴，主动给周汝昌写了一封信，此信也在报上发表，这样一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周汝昌说：“我是十分感念胡适先生，但是我们的学术观点有所不同。胡适先生的信，当时对我的考证只同意一半，另一半有所保留。我当时是一个少年，少年气盛，也不知道天高地厚，也不知道言语轻重，就又写了一篇文章和胡适先生辩论。”
胡适先生不久就回了信，一来二去，从1947年的冬天到第二年的秋天，胡适先生共给周汝昌写了6封信，探讨红学问题。胡适先生也许没想到他的6封信给了一位年轻学生极大的鼓舞，使周汝昌从此走上了漫长艰辛，长达半个世纪的红学研究之路。我不由好奇地问：“这些信都还在吗？”
周汝昌回答：“这些信都成了文物了。在文革中，我所有的有历史价值的旧信件大都散失了，而‘胡函六通’（胡适的6封信）由于是极重要的政治罪证，反而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与胡适先生的书信往来成了周汝昌红学研究生涯的开始，随着研究的深入，周汝昌冒昧向胡适借阅由胡适收藏的极为珍贵的《甲戌本》。
周汝昌说：“当时我和胡适没有见过面，我只是燕京大学的一个学生，不知何许人。胡适先生就敢把那样一部珍贵的藏本借给我。当时由一位叫孙楷第的先生从城里带来，用旧报纸裹着，上面用很浓的朱笔写了燕京大学四楼周汝昌先生收。我当时是一个学生，胡先生很讲礼貌，用了先生这样的字眼，这张旧报纸我一直珍藏至今。”
周汝昌看到这个藏本大为震惊，曹雪芹的原本和当时流行的本子有如此不同。1948年暑假周汝昌将这部世人未见的奇书带回了老家，周汝昌四哥周祜昌一见，惊呆了！原来曹雪芹的《红楼梦》被程（指《程已本》）高（鹗）歪曲篡改得如此厉害。可惜原本纸张已经黄脆，让人不忍翻阅。
“这怎么办呢！没法研究。我的哥哥说，好！我下决心现在就用墨笔和朱笔工楷把书抄录一遍。当时没有影印本。可惜这个本子现在找不到了。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局势紧张，我想到《甲戌本》还在我手中，担心若有失损，无法补偿，觉得应将书归还原主，于是我专程赶到胡府，东城东厂胡同一号。当时未见胡适本人，有一中年男子开的门，称其为胡适公子。我便把书交给了胡公子，匆匆告辞。”
据史料记载，胡适离开北平南下时，他抛下了家中的万卷藏书，只带走了两部书，其中一部就是周汝昌还给他的《甲戌本·红楼梦》，可见此书之宝贵。通过几年的研究周汝昌完成了近40万字的《红楼梦新证》。此书由家兄周祜昌用蝇头小楷清缮出来，交付出版社。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立即轰动了海内外学界。当时周汝昌正在四川大学任教。出来后上海长风书店门前排起了长队，书脱销了，三个月内赶出三版。在北京文代会上几乎人手一部。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后来在文章中写道，汝昌的书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好徒弟。《新证》出来后，毛泽东也看了，在《毛泽东读评五部精典小说》中有两处提到《新证》。
1954年周汝昌被中宣部三次特电从四川大学调回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了一个编辑。后来批俞（平伯）批胡（适）运动步逐升级，周汝昌很快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繁琐考证”的典型代表。周汝昌由“红”变“黑”，时年34岁，有趣的是当时美国一个学家叫米乐山的，还在著作中称周汝昌为“红色红学家。”
周汝昌的红与黑不谈红学 却说红楼
“看过《红楼梦》的都知道，只有前80回是曹雪芹的，后40回是高鹗补的。你一直认为后40回是伪续，你能大概地谈谈你的观点吗？”
“这是红学研究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曹雪芹费了十年辛苦为什么写这么一部大书。这在原著说的很清楚了。在老残给自己的小说写的序中也谈的很清楚。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这是对旧中国那个时代天下女性（女儿家）的命运、处境、不幸、悲惨结局最深刻、最博大的悲叹，写了一个巨大的悲剧。而高鹗偷梁换柱、移形变质，引向了一个哥哥妹妹式的小悲剧。今天一般读《红楼梦》者，脑海里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印象——婚姻不性，爱情悲剧，贾宝玉是一个叛逆者。这是对《红楼梦》最一般的理解，这种功劳确确实实是高鹗的。我说，那样伟大崇高的悲剧，不允许你变质、变性、缩小、庸俗化。”
“那么以你的观点，后40回应该是一个什么发展脉络呢？
“对你这个问题我首先纠正一点，原著不是80回之后40回。80回加40回是120回，这是中国章回小说发展的最高峰。根据我的研究，曹雪芹要写108个女儿的角色，全书准备写108回。108是我们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的代表数字，9是阳数，就是奇数，单数的最高代表；12是阴数，就是偶数，双数的最高代表。9乘12得出108来代表最多，是一种象征，不是实数。原著至78回止，78回往后笔墨骤变。”
“谈到108，让人不由想起了《水浒》。《水浒》中有108将，曹雪芹是不是模仿？”
“是的！《水浒》写了108个绿林好汉，写的好，曹雪芹非常佩服。强盗原先没人敢写，你居然敢写而且写得这么好，曹雪芹深受其影响和启发。曹雪芹大才，不能重复你，你的绿林好汉都写绝了，我写什么呢？写红粉英雄，写脂粉英雄。这是秦可聊的话。《红楼梦》伟大的‘大’就‘大’在这里。我这样一说，也许你慢慢会明白了，我研究红学不是孤立的，也不是一般的所谓红迷，认为这小说了不起，就是爱《红楼梦》等等……当然也包含着这样的因素，但实际上我并不是因为它是一部著名的小说而重视之，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书中包含的中国文化。我想通过红学研究，看看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大精神到底是什么？我认为这种大精神就包含在《红楼梦》中。”
这时他女儿在一边笑了，说我父亲对《红楼梦》和曹雪芹比对我们了解，他每年都为曹雪芹过生日，他却不知道我和母亲的生日。
我笑了，问：“您说起《红楼梦》简直如数家珍，不愧是一个红学家，可是为什么你却不愿让人称你为红学家呢？”
“首先，我已不是红学界的人了。我在海外住了一年，1987年回来之后，我就向当时的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希凡同志谈了我的愿望，我不想在红楼梦研究所了，我退出。红学界的人事，总总复杂关系太费神，我是一个老书生，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我没有那种能力处理红学界中的总总利害关系，我何必在那方面费精力呢！我从1978年就脱离了红楼梦研究所，这就等于脱离了红学界。红学界尽管包了全国高校、社科研究者，但实际上掌握我们红学界的就是红楼梦研究所。还有，目前舆论界，一般的群众对红学不了解，认为你们这些人吃饱了没事研究些哥哥妹妹恋爱……这简直是糟透了。再者，所谓红学界的某些人和某些事让人起不了敬意，一般人有微词，我混在里面，什么事都扣在我头上，让我受不了。我退出不参与这其中的事，我做自己的学问。”
“但是，大家都知道当年把你从四川调到北京，就是因为你的《红楼梦新证》的出版，也算是组织上对你的重视吧！红学界的一些事是应该和你分不开的。”
“可是，我调京之后，当年的十月就是批俞批胡运动的开始，我一步步地成为了批判的对象。以后所有红学界的事情不但不是我主持，我连知道的权力都没有，我是靠边站的。可是，不明真象的人，特别是学术界的一些人仍然认为我当初调来主持红学的一切。为此对我有很大的误解，有很多事认为是我干的，让我有嘴说不清。还有一点就是我和红学界的一些所谓红学家没有共同语言。”
“一部《红楼梦》在中国有其特殊的地位，它是和我们新中国政治文化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抛开对中国人现实生活的影响就够让人深思的。你能谈谈这是为什么吗？”
“红学的位置是由毛主席提高的，这事人人谐知。没有毛主席这部所谓的爱情小说还不知道是什么命运呢！解放以后红学的发展有今天这样的地位，没有毛主席那是不可想象的。当时批俞批胡也是毛主席倡导的，但是运动扩大化了，有些一发而不可收。这已不是红学的问题了，这是学术思想的大运动。震惊了世界。”
“《红楼梦》不但对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影响深远，同时也影响到我们的文化生活。在中国的历史上恐怕没有一部文学作品能有这样大的影响。”
“是的，《红楼梦》这种普遍地被重视、爱好、谈论、研究、表现、表演，这已不是简单一部书的问题了，这是一种现象。我们可称其为红楼梦现学。这种现象不仅包含了对它的研究，还包含了许多红学研究者，也包含了红学界这个特殊的团体。这种现象的根本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周汝昌的红与黑生命靠生命维持
“刚才我们谈论的大多是一些学术性话题，我现在想问一点你个人的问题。你的一生可谓是大起大落，由红变黑，有黑变红，你能否谈一下在你一生中最痛苦的记忆是什么？”
“说实话红学是一门悲剧性的学术，选择了它本身就是一种悲剧。第一流的大学者不屑为之，对它有兴趣的又不够资格，于是就落到了我辈之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痛苦。当然这种痛苦只是我个人的小悲痛，真正的大悲痛是和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的。”
周汝昌说到这里静静地沉默了，我望着他，默默地体会着他说的那种痛。过了一会他说：“你刚才问我一生中最痛苦的回忆是什么，我告诉你那是在抗战时期。当时我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珍珠港事变后，日本人把燕京大学封了，把学生遣散了，当时辅仁大学登出广告招编，很多同学都去了，很多同学为了求学都去了！我坚决没去，回到了天津老家，回到老家也不安宁，当地有一个叫新民会的汉奸组织专门搜罗失学失业的青年学生为他们服务，我当时只有藏在地窖里。我的老家离天津市四、五十里，属于一个大镇。有一天我亲眼看见当地唯一的一个小学，教师领着一队小学生打着新制的太阳旗去村口去迎接日本驻军。那小太阳旗是用白纸制的，就是一张白纸中间用红墨水画了一个红圈圈。当时在阳光下，小学生手中的小太阳旗刺痛了我的眼睛。当时我欲哭无泪，欲喊不能，一种绝望，一种痛让我无法言表。我觉得我当时的心在流血，心都碎了。所以今天你问我最痛苦的记忆，那伤口一下便被触动了。唉——”
周汝昌的痛是我们民族的痛，他的伤也是我们民族的旧伤，民族的大悲痛绝不能也不会再重演。我触动了我们心中共同的伤疤。眼前的老人几乎被一种痛苦的回忆 攫住了，为了改变一下他的情绪，我连忙又问：“一生中让你最高兴的事是什么？”
“我1968年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差不多一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