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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人民大会堂的设计也是失败的，请谈谈为什么？”
“我曾经说革命历史博物馆设计不太满意，主要是针对人民大会堂来说。人民大会堂当时搞13万平米，而革命历史博物馆只有6万平米，而每个设计又要求对称，我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内设计了几个院子，力图增加其纵深感，现在看来是搞对了。就是这样搞了也不行，太矮，只有两层，再高高不上去了。如果我们当时有现代的设计思想，广场稍小一些，人民大会堂按最初的设计是7万平米，人民大会堂和整个广场的建筑就和谐多了。现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不对称，我费了多大劲也无能为力，因为建筑面积和建筑高度限定了，你毫无办法。”
“那么你认为现代建筑到底怎么搞呢？”
“我想用几句话概括，‘认真保护古风貌，精心设计新建筑，坚决不搞假古董’。北京西客站那样的设计，和现代的设计思想是背道而驰的。一个交通设施以什么为设计思想，那就是高效率。火车停在站台上，旅客能以最短的距离，最少的时间，最快的速度上车，这是一个火车站设计的原则。”
张开济：一望无际叹古都细说建筑风水
张开济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师不是偶然的。他和许许多多老知识分子一样是一个爱国者，他希望中国的繁荣富强，他愿意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同时，首都北京的古都风貌也深深地吸引了他，使他当年大学毕业后一不愿出国工作，二不想去台湾，而是留在了北京。几十年过去了，张开济却十分落寂地说：“北京的建设今不如昔，没有保护好古都的风貌。”一个搞了一辈子的建筑设计师，到老了却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
张开济说：“看一个城市主要是看其大的轮廓，北京一个代表性的轮廓就是城墙，全世界没有象北京这样的城墙。当年搞建设把北京的城墙拆除了，那是对文化的无知，也是对子孙的犯罪，是千古罪人。毁掉城墙后，北京水平的轮廓线没有了，从而使北京失去了标志，也失去了自我。现在到处都是塔楼，又使北京失去了天际线。”
张开济现在住的是塔楼，对于一个建筑大师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悲哀。可是，北京要发展，要加快现代化的进程不搞建设是不行的。也就是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不盖高楼大厦是不可能的。四合院虽好，但占地太大，而且如今的四合院为了多住人，已成了大杂院。如何建设新北京又保护了老北京，这是摆在现代北京人面前的难题。
张开济说：“最理想的办法就是当年梁思成的建议，把党政机关移出去。可惜他的主张没有得到采纳。既便不采纳梁思成的建议，也没有必要拆除古城墙，古城墙和建设北京没有矛盾，完全可以在建设中保护好。但是我们不能破罐子破摔，现在我们还是要设法抢救。”
“你认为我们重新修复古城墙怎么样？”
“我认为重修城墙也没必要，搞一些假古董没有意思。但是我们现在对四合院应当保护”。
“我听人说老北京大规模修建四合院是有讲究的，修建四合院很讲究风水，这风水是什么？很多人认为风水是一种封建迷信，做为一个建筑大师你对风水是怎么看的？”
“风水这东西有其科学的一面，只当是迷信可能有些偏面。现在国外包括我国的香港在搞建筑设计时都讲风水，最著名的是香港汇丰银行为了风水，里头的一部楼梯都是斜着建的。现在外国人很讲究风水，这当然不能说人家无知了。我说风水有科学的一面，四合院是最好的证明”。
什么是风水呢？《风水探源》一书中是这样说的。风水的核心内容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一种学问，是一种能在生理和心理上都能满足的地形条件。新西兰学者尹弘基是东南亚颇有名气的研究风水术的专家，他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杂志上撰文说，风水是为找寻建筑吉祥地点的景观评价系统，是中国古代地理选址与布局的艺术。
其实讲究风水就是讲究一种环保。透风之地自然空气好、采光好，近水之地自然会有一个美好的环境。过去的风水书中说，门前有臭秽水，主女人崩漏，男子痔痿，门户衰落。虽然不一定有直接关系，但门前有臭水沟有害健康是肯定的。
谈到风水，张开济说，四合院方方正正，坐北朝南，大门不开在正中，而是开在一边，且是开在偏东的一边，讲院还有一个影壁，这些都是有讲究的。
“还有什么讲究呢？”
“过去建房子修四合院时兴请风水先生看一下的。四合院方方正正有一种稳定感，坐北朝南不怕冬天的北风吹，大门朝东南开光线好，有充足的阳光，有了影壁可以遮挡闲杂人等的视线，让你一眼看不穿，这样内院就显得荫蔽有安全感了。”
“经你这样一说这风水完全不是迷信，是科学呀。”
“四合院关键是院子，这是中国建筑和外国建筑一个最大的区别。中国建筑是由建筑包围空间，外国的建筑周围都是空间，由空间包围建筑。卢浮宫的建筑面积比我们故宫太和殿大，但却没有我们的故宫气势大。外国的一些著名建筑都是孤零零的，四周都是空间。中国的故宫空间被建筑围着，院子是一层一层的。收住了风水不让飘散了。四合院的建筑也是一样，越是有钱人家院子越多，所谓的深宅大院。有前院有后院，还有跨院。跨院里发生过很多故事，小姐私订终身就是在跨院中，这是多浪漫的事呀！四合院的精彩之处就在于院子。这个院子是整个家庭的多功能的空间。到了夏天搭个凉栅，要结婚了搭个喜棚……”
“四合院那么好，是不是可以大量地盖一些呢？”
“保留一些过去的四合院是必要的，但大量盖四合院也没必要。四合院最大的问题是太占用空间。过去四合院只住一家人，住几家人就成了大杂院了。吴良庸曾搞了个胡同，在建筑风貌上是很成功的，是四合院的风貌。可是他把四合院搞成两层楼了，当中的院子几家合用，几家一合用四合院的优点就没有了。底层的一家连一点隐蔽性都没有了，楼下的人干什么，楼上的人一目了然。人的住处不仅仅是遮风挡雨，关键还要隐蔽，有自己私人的空间。四合院的精彩是独门独院，所以改良的四合院不解决问题。”
“北京保留一些四合院还是有必要的吧？”
“四合院要保留，一定要和胡同一起保留，相配套。最好是保留一个区域。北京最近几年对保护古都风貌很重视，这比过去好多了。”
张开济：一望无际叹古都大师对大师的评介
“中国要修建国家大剧院，请的是法国建筑设计师保罗·安德鲁先生，做为一个中国的建筑设计师，你有何感想？”
“请外国人设计我认为没什么不好，世界上的好东西应皆为我用，狭隘的民族主义不解决问题。法国是世界上的文化古国，巴黎是法国的中心，卢浮宫是巴黎的中心，结果在卢浮宫中心的‘中心建筑’是中国人设计的，由贝聿铭设计了一个玻璃金字塔。当时搞这个设计的时候，许多法国建筑师也反对，结果建成后却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为什么呢？”
“因为金字塔的体型简洁，比普通建筑面积少，加上是玻璃的，所以放在中间不影响空间。建筑设计很重要的原则是因地制宜。”
“你认为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如何？”
“我曾经和何祚庥、叶廷芳等四个人写了个东西，对国家大剧院提了些意见。这个意见不是针对设计的，我们提出目前要不要修建国家大剧院的问题，我们认为国家大剧院是一个不急之物，现在没有必要修建，讨论大剧院设计怎么样为此尚早。”
“你和保罗·安德鲁先生认识吗？”
“保罗·安德鲁先生我早就认识，他曾设计了戴高乐机场，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建筑设计大师。对于大剧院的设计我不太赞成。”
“你认为缓建国家大剧院的理由是什么？”
“国家还不是太富裕，还没到歌舞升平的时候，中国人欣赏歌剧的文化文平还没有达到。中国人有听戏的习惯，而中国的京剧也好，豫剧也好，越剧也好，用的都是小舞台，你现在急着修建一个大歌剧院干什么？当然，国家大剧院可以修建，但不是现在修，现在可以把钱用在刀刃上，先搞必须的基础建设，将来更富裕了再修也不迟。”
“你对保罗·安德鲁的设计不太满意的地方是那里？”
“最大的问题恐怕是歌剧院的内在结构问题，几个剧场放在一起恐怕不行，这一点我曾和贝聿铭讨论过，他也认为几个剧场放在一起没有必要。还一个就是要建也不应建在人民大会堂附近。”
“为什么？”
“在国外一个国家的歌剧院是城市的中心，也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比方巴黎歌剧院，悉尼歌剧院等。人民大会堂那一片本来就是城市的中心了，有不少重点的国家级建筑。国家大剧院是一个主体建筑，建在那里不但显示不出大剧院本身的地位，也影响其它建筑的地位。再说天安门那一片的人流本身就十分密集，再加上一个国家大剧院，肯定要造成拥挤。可以建在另外一处，能带动所在地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刚才你谈到贝聿铭，你能谈谈和他的交往吗？”
“我们是好朋友，我比他大几岁，他称我为老大哥。我说我这个老大哥只多长你几岁，成就比你差远了，你是全世界出名。贝聿铭说各人的环境和条件不同，如果你在国外情况就不同了。贝聿铭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如果我年轻时处在一上更好的环境，我不敢说成为另一个贝聿铭，但我相信中国肯定也会出现贝聿铭之类的大师。如果贝聿铭当年也留在中国，说不定还不如我呢！（笑）文革时期我们埋没了太多的人才。特别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正准备出成果，文革来了，一切都搞不成了，当然这不仅仅是建筑业，在各所各业都是一样。”
张开济：一望无际叹古都三十元建筑的家庭
建筑大师的家是什么样的？无论你想象力多么丰富恐怕也无法想象。当我走进张开济家时着实吃了一惊。他们家象一个宫殿，各种木雕木刻作品摆满了一屋。在结束采访张开济之后，他兴致勃勃地拉住我穿廊过厅，欣赏他收集的木雕作品。这些木雕作品都是从被毁的古建筑和古家具上拆下来的。有朱红的门楣，有金黄的窗棂，有油漆的箱笼，有铜油的柜面……每一件作品都散发着古色古香的气息。张开济后来干脆打开了卧室，他说：“你看这些，这些是一般人看不到的。”卧室正对着床的那面墙已成了木雕之壁，各种精美的木雕又拼成了一个巨大的图案。这时我反而被床头的一群布娃娃吸引了，我指指问：“这些也是你搜集的？”
“No，”张开济神秘地说，“这是老伴的宝贝，咱们赶紧出去，等会老伴就回来了，不让看的。”
这时不巧张开济的老伴从户外归来，她说：“你看，他到处跑马圈地，我只剩下床头的一点地盘了，连四壁都占领了，要不是看的紧，早被他占了去。”
我不由大乐。
回到客厅我问：“你搜集这些东西要花不少钱吧？”
张开济回答：“花钱是小事，现在越来越难找了，花钱也是买不到的。我不怕花钱，我有钱。我刚刚获得梁思成建筑奖有十万块奖金，我花了一万块钱给养狗的协会，一万块钱发红包给拜年的孩子，剩下的钱我花不出去。我已快90岁了，最要紧的是心情愉快，这满屋的都是我欢喜的东西。我年纪大了，活得差不多了，摆在眼前的能看见的是我的，钱存在银行里看不到不是我的。”
“你可以为了孩子留一点呀！”
“我的孩子不需要我的钱，我一个月现在六、七千块钱，他们挣得比我多。我的大儿子毕业于美国加州博格里大学，现在他是美国某银行的高级职员，已做到副总裁了。老二是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当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建筑研究中心。所以钱我不缺，我给老伴说，你尽量花，爱买什么买什么。她也买不了什么，整天和保姆去逛商场，经常从‘家乐福’超市大包小包地往家提。钱可以用来帮助别人，亲戚朋友的孩子要念书我愿意拿出来帮助他们。前不久保姆的一个亲戚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