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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时间我走访了一批人，他们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已经到了暮年。
其实，我最初的计划比这大的多。当时有《英才》杂志，《东方》杂志、《红岩》杂志、《南方周末》报、《南方都市》报等多家报刊等待着我的访谈，还有多家媒体等待着转载……我当时的计划最少是50人。可是，我突然结束了我的访谈，因为我已经没有力气了，或者说我已经不敢再采访下去了。因为每一次采访过后都会让我心力交瘁，加上整理录音，完成稿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我都会沉浸一种氛围中不可自拔。这就像一个刚刚走上江湖的武林后辈，他走近了一个又一个的武学大师，他们修为精臻、内力浑厚、自成体系。他们周围有一个气场，一种气质，一种磁性，百步之内他们的内力都会沁入你的身体。如此，时间长了谁能受得了。
结束采访，那就划个句号。经过梳理，就有了这本书。在梳理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都是极具个性和充满人格魅力的人。但是，我还是在他们身上却找到了共同的东西。他们现状孤独，一生苦难，悲天悯人，赤子之心。从他们的目光中我看到了那种对生命、对人生依依不舍的留恋。
巴金正感受着爱的痛苦。100朵玫瑰过后，天堂的门已经打开，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还紧紧拉着老人的手不放。如果长寿是一种惩罚，这种惩罚还不够嘛。为了他人活着，为什么不能为了自己死去？
杨绛的孤独无法向人诉说。我们仨在一起的日子只能是回忆，我们仨相会的日子只能是想象。想象对于一个九十五岁高龄的老人来说是痛苦的，一切都是为了告别的聚会。真正和亲人的聚会的日子还没来临，因为钱先生未尽的事业还没完成。好在上帝是公平的，给您一个好的身体。别担心人世间你没有亲人，我们都叫你奶奶。
张岱年的寂寞从有哲学的时候就开始了。一个人守着一屋的书，寂静着。如果有客人，你肯定要亲自去开门，因为这会给你一个人生的惊喜。从书房走向门口你需要10分钟或者20分钟，你的脚步声仿佛从遥远的天边来。为我们打开门之后，你就走了，去了天上。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
冯亦代的痛苦无处诉诉，也无法诉说一生的苦难，只能拉着我们的哭泣。你的哭泣像伐木的锯齿声砍伐了我心中的绿荫。我知道你的哭泣不是因为孤独，因为你的身边还有你的小妹。你在为真理而哭泣，一个九十高龄老人的泪水比什么真理都珍贵。
周汝昌的世界一派寂静，几尽黑暗。好在老先生的嗓子够宏亮，底气十足。85岁的你像年轻人一样充满激情，声音可以化为雷电，震耳欲聋。其实你已经不需要去听也不需要再去看什么，你一直都生活在梦中，一部《红楼梦》成为你一生不醒的梦。
黄苗子的潇洒无与伦比，牵着老伴的手走天涯，一路风尘一路爱恋。归来后和爱人一起泼墨，一张宣纸成了你们的大世界，这个世界只有两人人。幸福的晚年使你不需要回忆过去的幸福更不需要回味过去的不幸。如今一切都把握在自己的手中，包括死后的事。所以你敢在身体十分健康的老年先为自己写好悼词。
张中行的愤懑让我们这些正在歌唱青春之歌的年轻人不由住口。我们开始倾听着老人的诉说。老人对自己的青春之歌不满，那首不能再重唱的青春之歌，让老人耿耿于怀。所以老人一个也不宽恕，包括自己。更让老人耿耿于怀的不是一首青春之歌，而是人类的信与不信。这成了老人晚年的思考的哲学。人类的一切探索都是从不信开始的。
贾兰坡的寻觅感天动地。‘北京人’你到底在那里？贾兰坡发现了北京人，可是又失去了北京人。于是，贾兰坡把最后的生命都用在寻觅上。如今贾兰坡已到了另一个世界，寻觅结束了同时又开始了。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张开济望着天际叹息，那条由天女用彩袖挥舞而成的天际线到哪里去了？那是北京最美的图画，也是上天给北京最好的设计呀！张开济想把北京把人间设计的更美，可是一切都被摩天大楼冲撞的支离破碎。张开济自己也住在那摩天大楼上。那双细腻的手已经画不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因为北京已经不是一张白纸。老人走下搂只能在北京四合院里搜寻一些碎片挂在自己家的墙上。
茅于轼是那样心平气和，这是一种风格。他想用经济的方式建立一个世界的新次序。老人一边比比划着‘茅式太极’，一边思考着投入和产出以及性价比的问题。谁敢给穷人借钱？只有茅先生。为此，茅于轼成了媒体最关注的人物。
王晓秋敏锐地观察着一个东瀛岛国的动静。把历史当成一面镜子。其实历史是一面真正的照妖镜，那些披着和平外衣要建立大东亚黄道乐土的矮子，在照妖镜下便现了原形。原来穿了一身黄军装。
陈为邦忙碌着四处走动，去看人家的规划。陈为邦的理想是把我们的家园建成真正的花园。可是，无论陈为邦的脚步怎么快，一天跑一个城市，也没有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快。我们的家园像花园这首歌好唱，可是实现起来太难。
王利明的焦虑是伟大的，因为他焦虑的是如何为我们的子孙们建立一种法的次序。一个十几亿人的国家怎么能够没有自己的“民法典”。作为中国最知名的法学家，王利明焦虑是合情合理的。在焦虑中王利明给党和国家领导人上课，我们希望王利明把这种焦虑的情绪带给当权者。因为他们的焦虑可以让王利明不焦虑。
冯骥才战斗在城市保护的第一线。从一个靠想象吃饭的作家变成了一个斗士。冯骥才愿意人家称他为“大冯”。年轻时是篮球运动员，身手矫健，能像迈克尔·乔丹那样拔地而起，进行空中大扣蓝。大冯这名子便透着激情，显得很体育。如今，冯骥才已60多岁了，还有一个强壮的身体，所以你才有能力保护我们的城市。但愿冯骥才不是用长矛战风车进行着一个人的战争。
巴金：一些说不出的随想要说真话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在上海华东医院的高干病房里，巴金老人仰面而卧。五月的鲜花开满了房间，缤纷的千纸鹤在床头轻轻飞舞。身穿白色衣裙的护土小姐在病房里忙碌着，主治医生立在巴金的床头轻轻地喊：“巴老抬抬手，活动活动；巴老抬抬手，活动活动……”巴金便微微地睁开眼，听话地抬抬手，然后又无力地放下……
这是巴金老人每天唯一的活动了，从1999年2月8号开始，巴金老人住进医院就再也没有出去。三年多了，他以院为家，整天躺在床上，过上了有口难言的日子。老人的神智是清醒的，而这种清醒对于一个善于思考的智者来说又是痛苦的，是一种折磨。活着不能活动，有思想不能表达，关心着外面的事情无法了解，一位年老、多病、体弱的老人，他的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可是，无论你如何爱戴他、尊敬他，你却无法帮助他，只能任凭他和无尽的岁月作最后而又无望的搏斗。
巴金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鲁、郭、茅、巴、老、曹……”现代文学史上的六位文学大师人们都耳熟能详。如今，六位中只剩巴金了，他成了硕果仅存的国宝。学术界公认巴金的创作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在1949年前，巴金写出了诸如《灭亡》、《家》、《春》、《秋》、《爱情三部曲》等二十多部中长篇小说。这些小说影响了几代青年人，同时也奠定了巴金在现代文学中不可动摇的地位。1949年以后巴金却没有写出让人满意的作品，正如巴金在《作家靠读者养活》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我在17年中，没有写出一篇使自己满意的作品”。
巴金的第二个创作高峰是在“文革”之后，他用了八年时间写了150篇《随想录》，计有四十二万字。巴金说：“五集《随想录》主要是我一生的总结，一生的收支总帐。”学术界认为这是一部“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讲真话的大书”，是一部代表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它的价值和影响，远远超出了作品的本身和文学范畴。
巴金在《随想录》（第2集）的后记中说：“是大多数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笔不停地写下去……我写作是为了战斗，为了揭露，为了控诉……。”揭露、控诉、讲真话，构成了《随想录》的基本格调。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在“文革”后极左思潮还禁固着人们的思想之时，巴金率先拿起笔来开始“呐喊”。
如今当我们读五部《随想录》时，也许有人会说当年巴金所讲的“真话”只不过是人类生活中最基本的生活和生存的常理，在今天看来这些“真话”实在是太普通了，一点也不“酷”，一点也不慷慨激昂。如果把《随想录》和韦君宜《思痛录》相比较，也许《思痛录》更加深刻，更加尖锐。但是，任何事情都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状况和时代背景，要知道《随想录》写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而《思痛录》却写于90年代，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非常犯忌的话，在90年代已经不算什么了。当时的政治气候变化很快，不要说80年代和90 年代比，就是每一年的情况都不一样。把《随想录》的第一集和第五集比较起来看，你会发现8年的跨度，第五集的文章比第一集的文章深刻的多。在第一集巴金曾写了两篇谈《望乡》的文章，8年后《望乡》简直就不是个事了。
时代不断的前进，人们的思想也在不断的进步。巴金比较早地提出“文革”不仅仅是“四人帮”的事，每个人不但是受害者也是参与者，是推波助澜者，是有责任的。并且巴金首先拿自己开刀，认为自己在文革中也说了假话。所以巴金在《随想录》一遍又一遍地提倡说真话，认为文革的产生是说假话造成的。巴金说，说的真话并不一定是真理，但真理是在真话的基础上产生的。
最近，我有幸读到由陈思和等人主持编印的《随想录》的手稿本，原来当年出版的《随想录》只是删节本。我发现巴金当年所讲的有些真话，在今天看来也是惊世骇俗的。在《病中集》手稿本的第192页，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应当维护宪法，我也有根据宪法保卫自己应有的权利。投票通过宪法之前全国人民多次讨论它，多次修改它，宪法公布之后又普遍地宣传它。平时大吹大擂，说是‘根本大法’，可是到了它应当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却又找不到它了……”这一段话在定稿时被删除了主要的句子，这一段话不要说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也有可能被删除。这些段落在《随想录》手稿本中随处可见，比方在《长官意志》中，巴金说：“为什么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现了文学相当繁荣的局面……”
巴金说：“所谓的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也就是说巴金是真想讲真话的，但是话到嘴边不得不又咽下一点，转换一点，使真话不能痛痛快快地说出。巴金觉得不吐不快却又不敢痛快，如骨埂喉。巴金身边的工作人员陆正伟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那是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为了配合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巴老为《随想录》专栏寄去了一篇《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当时责任编辑潘际坰正在北京度假，文章刊出后，巴老发现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并非是原文，而是经过了多处删节。文章中凡是与“文革”有关的词或者有牵连的句子都给删除了，甚至连鲁迅先生讲过的自己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的话也给一笔勾销了。因为此“牛”会使人联想起“文革”中的“牛棚”。过后才知道这是接到“指令”后才被删除的。巴老对此事感到极大的愤慨，为此他一连写了三封信给了潘际坰，他在信中说：“……关于《随想录》，请您不必操心，我不会再给你们寄稿了，我搁笔，表示对无理删改的抗议，让读者和后代评判是非吧……。对一个写作了五十几年的老作家如此不尊重，这是在我们国家脸上抹黑，我绝不忘记这件事。我也要让我的读者们知道……”
当然，对不经作者同意就胡乱删改稿子的报刊来说，作者有理由提出抗议，但是，巴金当时的反应是十分过激的，这在他一生中也是少见的，这和他那温和的性格反差很大。我想巴金的过激反应恐怕“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