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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龙虎-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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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提出过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个口号,这与列宁之反对欧洲联邦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真感
叹中央的那些留俄人物,怎么竟生硬的拿着列宁的教条来任意批评我们!”
  在这时,张国焘比较信任的年轻人除黄超外,就是这个时年33岁的方面军副参谋长李
特,他比张国焘小5岁,是个天资很高的才子。李特原名徐克勋,号希侠,乳名豹子,皖西
霍邱刘庙村人,其父是清末秀才,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李特随父入湘在长沙读书,深受其父
影响。1921年考入唐山交通大学,3年后由交大赴苏联留学,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
学习,后调到列宁格勒托尔玛乔夫军政学院,时蒋经国等人也在这里学习。在苏联期间,2
0多岁的李特,身体长得不高,胖墩墩的脸蛋在西欧人群中显得很特别,因此,大家通常不
喊他的原名,而戏称他“little”,这是英文,矮小的意思,谐中文音“李特”,常
而久之,李特也习惯和喜欢上了这个谐音名字。1930年他回国后,也就正式用“李特”
这个名字。
  李特可谓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只是“豹子”脾气难改,常常为一点小事发火。他
回国后相继任鄂豫皖中央分局红军彭杨学校教育主任、教育长,红31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等
职,基本上可说回国后的这5年时间是与张国焘共事在一起的。因此,他和张国焘两人也彼
此比较了解,一说到苏联的问题,张国焘往往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
  张国焘对李特关于“列宁论联邦”的辩解和回答比较满意,气也消了一些,得意地说
道:“就是嘛,他们懂个啥?要说在中国共产党这个圈子内见过列宁的人也就唯我一个,他
们在那里枉自谈论什么‘列宁论联邦’,学了几句俄语就感到学到了马列主义的真谛,早着
呢!李特,以后有什么动静就赶快转告我。”
  “是。”李特回答,他为提供了这张对张主席有用的报纸而感到得意。
  这一时期,红四方面军有些军长也来向张国焘报告:“一方面军的干部总是说蒋介石的
飞机和大炮厉害,说我们四方面军没有尝过这个味道。当初一方面军的力量是比现在四方面
军强得多,尚且不是敌手,何况区区四方面军。因此我们担心这种失败主义情绪,会影响四
方面军的士气。中央领导着一方面军,一路都是避免战争,养成了一种丧失斗志的心理,如
今还不知跑到哪里去?”
  有人向张国焘汇报:“中央最近派遣一些调查人员到四方面军中调查,他们往往夸大了
四方面军的缺点,找到几个军官打士兵的例子,就说整个四方面军中有着浓厚的军阀习气。
这些调查者还说四方面军一般干部只知道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而不知道其他中央政治局委
员的名字,就说四方面军不尊重中央。”
  “我觉得这是毛泽东等老游击家与张闻天、博古等留俄派,联合在一起对付我。”张国
焘语气深沉地说:“中央经过长期艰苦遭遇,可能已经形成一些错误观念,如今我参加中央
工作,可以力谋改善。我们应当在党内团结和一、四方面军密切合作的前提下,提供我们的
意见。我相信我有责任纠正那些同志的错误,挽救中共的失败。我相信在此严重关头,不宜
爆发党内争论,内部一致高于一切。我也觉得中央和一方面军中也不乏深明大义的人。”
  张国焘的心思在向中央的权力上聚焦,他对中央刚任命他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并不
满意。在红四军总部,他拿着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人员名单,着急地说:“我们现在急需督促
他们解决的是政治、组织问题。我们的人在政治局中的太少了,一开会表决就吃大亏。你们
看看,政治局都是他们的人,怎能体现我们8万人的意志?”
  “对,张主席的意见很重要,政治局和总部中应该再加上几个我们的人,开会总要举手
表决嘛!”有些官迷心窍的人应声附和。
  张国焘还在公开场合或私下谈话中,大讲“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他来到部队中作游
说,站在主席台上,指着他背后喇嘛庙经幡上的一些藏文经符,自问自答:“有的人说,这
里缺少文化,难道这些不是文化吗?这些不是文化又是什么呢?我们有些高级领导人自以为
文化高,那就念给我听听,上面写了些什么?”
  作为老资格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张国焘说出的话很容易迷惑
人。因此,由于他的着意引导和煽动,红四方面军中有些人也跟着起哄,军中一时风言四起:
  “什么北上抗日,完全是逃跑主义!”
  “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
  “遵义会议是不合法的。”
  “军事指挥不统一,应该统一军权。”
  两个方面军部队之间也出现了不信任情绪,由互相的指责和批评发展为感情用事。四方
面军中有人说:“这些小脑壳一来,我们红四方面军反而什么也不是了。”因为红一方面军
指战员戴的军帽小于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所以有人说出了这么一个代名词——“小脑
壳”、“尖脑壳”,有的还称“老机”(机会主义)。
  由于受感情冲动的驱使,两个方面军中有人开始唇枪舌剑地争吵起来。
  红一方面军中有人指责红四方面军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撤离鄂豫皖和退出
通南巴是“逃跑主义”。加之凯丰的《列宁论联邦》文章,公开批评张国焘等人所建立的西
北联邦政府,这也给张国焘闹分裂以借口。
  红四方面军有的人看到红一方面军的人,大有瞧不起的神气:“哼!尖脑壳里装的全是
机会主义思想,兵不像兵,马不像马的,稀稀拉拉。他们也不想想中央苏区是怎么丢的,那
还不是吃了机会主义的亏。”
  两河口会议看来并没有统一两个方面军的思想,反而因种种原因更加加剧了他们之间的
隔阂。会议后,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战役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国民党军胡宗南
部主力。当时松潘附近有胡宗南部队共16个团。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要求红军“迅速、机
动、坚决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之国民党军,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向北作战
和发展”。《计划》规定红一、四方面军分组为左、中、右3路军:左路军由第1、第3、
第5、第9军团组成,由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徐向前率中路军,陈昌
浩率右路军,分别从懋功、理县、茂县北进。另有岷江支队、附右支队、懋功支队等向黑
水、芦花、黄胜关一带集中,准备趁国民党胡宗南堵截部队刚到松潘,立足未稳之机,迅速
迂回过去,坚决攻取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要道,以利红军向北开进,进入甘南。
  按照这个计划,朱德立即率领由红一方面军组成的左路军从懋功一带北上,接连翻越梦
笔山、长板山、打古山、施罗岗等数座大雪山,先头部队于7月中旬攻占靠近松潘的毛儿
盖。然而,张国焘却迟迟没有指挥红四方面军北上。他致电中央,提出另外一套主张:“一
方面军南下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叩岷江,南掠
天(全)、芦(山)、灌(县)、邛(崃)、大(邑)、名(山)。”
  “这个张国焘怎么如此出尔反尔呢?”毛泽东接电后感到很气愤。
  “还有更让人捉摸不定的呢!”张闻天把一封电报递到毛泽东的手中。
  原来在两河口会议后,中央派出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刘伯承等到红四方面军慰
问,并传达会议精神。当李富春抵达理县时,张国焘提出了统一军事指挥,充实总司令部的
问题,要求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
令,陈昌浩为总政治委员。
  李富春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
  “有人要急于黄袍加身。看来问题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复杂得多呢!”王稼祥看完电报担
忧地说。
  果然,毛泽东、张闻天在近几天中接连收到许多内容相同的电报。
  张国焘在电报中的措辞已很严厉,要求中央首先“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川陕省
委一些人在张国焘授意下,也向中央提出类似要求;陈昌浩在行军途中致电中央:“请焘任
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
  “军委主席,独断专行?好大的口气哟!”毛泽东手捏一摞电报气愤异常。
  所有这些,实质上就是张国焘要取代毛泽东等人的领导地位。
  到了这时,毛泽东明白了,大家虽然都诚心诚意祝贺两个方面军的会合,也都希望把两
个拳头捏在一起。然而,这两个拳头却很难捏在一起,其中原因已很明显,这就是左、右手
都想自己捏成一个拳头,张国焘最终要亮出自己的拳头。
  张国焘在当时中共中央的地位是较高的,他已习惯于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充当第一号人
物。因此在他听说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实际取代了党的总书记职务后,就非常不满,并不加隐
瞒地表露出来,接二连三地提出要立即解决政治、组织问题。
  张闻天把那些电报又翻了一遍,说道:“这些来自四方面军部队的如此同样内容的电
报,放在一起一比较,就可看出张国焘在唆使他的追随者要挟中央,他们要求改组中央军委
和红军总部,由张国焘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并给以独断专行的权力。一句话,张国焘要将红军
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我要找他谈谈。”
  张闻天从电话里找到了张国焘,解释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没有什么大的不同
意见,从那时起,中共中央主要考虑的都是军事行动问题,大家都推重毛泽东主持其事。两
军会合后,一切也都很顺利。红军面临的问题主要还是军事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
  张国焘很不以为然地说:“我再三强调党内的政治歧见早已存在,遵义会议没有能够作
适当解决。目前,中央又只注意军事行动,不谈政治问题,这是极为忧虑的现象。值得忧虑
的是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遭受失败,不易翻身,并将引起一、四两个方面军的隔阂和
党内纠纷。如果我们能根据实际情况,摆脱既定公式的束缚,放弃成见,大胆从政治上作一
番研究,也许为时还不算太晚。”
  “我看政治问题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解决的,等军事情况有了好转后再作讨论吧。”
张闻天不无忧虑地说:“我对党内发生的纠纷,深表忧虑。国焘同志,你还是站在大局的角
度,多忍耐些,不要再提出引起争论的问题。”
  张闻天与张国焘两人的谈话没有任何结果。
  此时的张国焘,与其说是一个在耍弄政治手腕的政治家,不如说是一个与中央讨价还价
的大商人,他的资本就是红四方面军这8万人枪。他在与张闻天的电话谈话中断后,立即抓
起话筒,向红四方面军各部队发出“各部队无权擅自接近中央慰问团”的决定,嘱咐参谋人
员要把中央慰问团的住处安排在离部队和司令部都较远的地方。
  刚刚在遵义会议后舒心半年的毛泽东又陷入党内斗争中,他异常着急,深知此时的红军
万万不能自乱内讧,一切都必须从大局考虑。他责备凯丰不应该发表那篇文章,并对红一方
面军的人讲:“会师了,要讲团结,不要批评。有些分歧暂时不要说,还是要团结起来。我
们必须十分珍惜两军的团结,一定要强调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大
敌当前,没有内部的团结一致,便无法战胜敌人,实现既定的战略方针。一切有损于两军团
结的言论都是错误的、危险的、有害的。”
  到了这时,毛泽东所率领的中央红军已经面临着3种斗争:与国民党军及地方军阀的斗
争;与大自然的斗争;同时,还要与张国焘的党内错误思想作斗争。这后一种斗争看似没有
流血牺牲,但比起前两种斗争,毛泽东等人感到要艰难得多。
  “先向前走吧,能抱多远就算多远。天塌不下来的!”毛泽东说。他在遇到困难又一时
需要忍耐和形势紧张时,总爱说这句“天塌不下来的”话。
  “张国焘人多势众,我们应有所考虑。”
  “让我们向他妥协?办不到。怕什么,有什么可怕的吗?天塌下来有山顶着!”毛泽东
横眉以对,把电报纸“啪”的一声摔在桌子上。他倒背着手,来回踱着步,昂首挺胸畅吟道: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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