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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的高个子女孩”。可是，和高个子女孩一起生活了仅仅两个月，“这段由啤酒引起的恋情就草草收场了”。这时，他又怀念起温柔的前妻来，但为时已晚。他的前妻已做了别人的新娘。
陈先生在郊区买下了一个院落，开始当起了现代隐士。他白天写作。晚上牵着狗出去遛弯。回来后，听着音乐上一个小时网。十一点按时上床，在狗吠和虫鸣中进入梦乡。每个月一次看看儿子。星期天去钓鱼。一般人看来，神仙的日子也不过如此了。他本人起先也这么觉得，有满足的感觉。
但当一个现代隐士是需要一些必要的心理素质和条件的：或彻底地看破红尘、断绝尘缘，或真正地追求境界、超越自我。这两点，陈先生似乎都不沾边。神仙般的日子终于让他越来越难以忍受了。远处的都市再度向他招摇。都市能消解他的寂寞。都市有他想要的女人。
为了见一个女人，陈先生冒着雨上路了。他先坐小公共车，再换地铁，又花钱搭私车，最后到达女人家时，花费了差不多三个小时，迟到了整整一个小时。女人的丈夫到外地出差了。但女人的儿子随时都要放学回来。紧张之中，他和女人几乎没有好好云雨一番，便又穿上衣服，匆匆离去……
小说中的陈先生最终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无奈、空虚、尴尬，甚至狼狈的形象。这实际上是现代社会中相当一批人的形象。他们既被情和欲所吸引，又为情和欲所困扰。在情和欲的旋涡中，他们难以找到自己的方向。
如此看来，作者不给主人公一个具体名字，是有自己的考虑的，因为陈先生已是一个集体符号，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小说也因此获得了它的意义。
五篇作品中，我觉得最具现代意味的是《力·量》。我愿意将它称作一曲情与欲的二重奏。
像许多现代或后现代小说一样，小说中的主人公没有具体的姓名，就叫“男人”和“女人”，恰如两个符号。男人和女人通过几次电话，互相产生了欲望。欲望导致了他们的见面。我们可以隐隐约约地感到，无论女人，还是男人，在情感上都受过伤。曾经的伤痛让他们只愿面对欲，不愿触及情。并且都将对方当作对手，都有决不能输的意愿。他们的交往因此严格限定在肉欲范围之内，就像一场规则严密的游戏。
性爱给他们留下了雷电般的感官感受。问题就出在这里。人并非动物。即便纯粹的性爱，也能成为一股强劲的力量，摧毁所谓的“规则”，将男人和女人推出边界。男人和女人竟然有了再次见面的愿望，继而又有了了解对方的愿望。最后，“他们的性爱里，第一次有了温暖缠绵的东西。他们对待对方不再暴烈，而是姊妹似的温情脉脉：男人奉献了他的亲吻，女人相濡以沫。”
性爱的力量正悄悄转变为情感的力量。这绝对是男人和女人始料未及的。
这篇小说的语言有冲击力，有节奏感，画面和镜头感很强，同时对男女心理（包括性心理）有较深的挖掘，散发出了浓烈的现代气息。作者通过男人和女人两个视角的交替转换，层层推进，严严密密，波浪般将一段现代男女的交往演绎得很好看，也很耐看。
我向来对文学竞赛持怀疑态度。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一定水准的文学作品是没有可比性的。你能说穆齐尔一定比布洛赫伟大吗？他们只是两棵不同的树，有着自己独特的叶。你只能说，你更喜欢穆齐尔，或者你更喜欢布洛赫。
但擂台赛其实也就是一场游戏。游戏自有游戏的规则。我也不能例外。最后的排序仅仅反映我个人的阅读志趣。
我的排序：
1，《力·量》 ；2，《青蟹》《陈先生进城》； 3，《告别》、《快活》。
抚摸历史
朱 健
初读《少年果戈理》，时在一九四三年。逝者如斯夫！六十年了。今日重读，三复斯篇，感到是在抚摸历史。当然谈不上什么宏大叙事。然一沙一世界，芥子须弥，确有潮汐起落、人世悲欢存乎其间。说来话长，有点沉重。这里仅就相关人和事，向今日读者作最简单告白。衰年谈往，无妨轻松些子。
《李广田文集》未收此文。但文集中《年谱》载明：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四日“作散文《少年果戈理》”；八月十五日，“散文《少年果戈理》发表于《创作月刊》一卷三期”，（按：《月刊》由王鲁彦主编，在桂林出版）；一九四三年，“五月，散文集《回声》由桂林春潮社出版，收文十六篇”；篇目中有《少年果戈理》。年谱具载，不惮其详，而文集未收，当然不是编辑疏忽。有意思的是九十年代出版的《李广田散文》中《少年果戈理》又悄然现身。我一直在关注此事，现在可从容解密：一九四二年《少年果戈理》在《创作月刊》首发后不久，便遭遇一篇题为《少年托罗斯基》文章狙击。此文指控李师笔下之“少年”是一名托派分子。罗织周纳，李师自然涉嫌为托派鼓吹张目。
而控者、被控者和作为读者的我都是初中同学，又同为广田先生及门弟子。今日说出来几近荒诞，年甫弱冠的初中生们，居然豪情似火投入“国际共运”你死我活斗争。无以名之，只能说是不知天高地厚因无知而无畏，“左”得可爱吧。至于不少人由此付出惨痛代价，是另一话题，此处不叙。应叙者是《少年托罗斯基》一文，首发在重庆公开出版，中共南方局主办的《群众》周刊，杀伤力类乎“文革”时期“两报一刊”。当时政治语境，凡与托派沾边者，往往为国、共两方所不容。陈独秀坐牢多年，王实味人头落地即属显例。迨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托派问题尚若明若暗，关涉难免心有余悸。《李广田文集》未收《少年果戈理》可以理解。九十年代，著名的托派郑超麟先生，新旧社会两重牢底坐穿，虽仍不思悔改，但已走出牢门，授衔政协委员。著书立说，写诗填词，耄耋之年，颇具明星效应。于是乎《少年果戈理》顺理成章在三卷本《李广田散文》中悄然出现。至于那篇名重一时的《少年托罗斯基》早已鲜有人知。大浪淘沙，历史辩证法果然如此。
尘埃落定，今日读者大概很少有人特别关注李师笔下“少年果戈理”其人是否涉嫌托派，而只会叹服这个永远的中学生对文学的敏悟和勤奋追求，以及广田先生对弟子的至爱真情，心血哺育。而我个人重读先师遗作，受教最深的则是六十年前先师早已有教无类，对学生中的“托派分子”和“斯大林分子”一视同仁，同等关爱。这不是一般的世俗所谓之“超脱”，更非有意不问政治；而是十分清醒的独立思考和唯才是育。我不敢滥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类称号亵渎先师，但决不从众媚俗的独立思考、自由精神的确是先师人格魅力、作品魅力、学术魅力之所在。一篇《少年果戈理》当然不足彰显。且另举一例：一九八一年即在香港昭明出版社出版的《创作论》，这部写于一九四六年，经“文革”劫难仅存手稿上卷的重要著作，《文集》仅收部分章节，约略可见其大。港版已二十余年，当时港论好评如潮，称之为“独树一帜的《文学论》”。大概正是这个“独树一帜”成了“众所周知的原因”，所以迄今未见喜赋荣归。李师百年冥诞将至，不只何日始能得读遗著，再受教益。
二00四年三月
少年果戈理
李广田
《少年果戈理》一文最初发表于1942年8月15日出版的《创作月刊》1卷3号，后收散文集《回声》，1943年桂林春潮社出版。
忧郁的时候我常常翻出这十封信，我每每从这些信里看见青春的闪光，我因此就会得到一些慰藉与鼓舞，每当我看见这些信时，我自然先想起这个写信的人，心里念着：他现在怎样了呢？……在一种茫然的感觉中，我忆起了北方平原上那座僻静的金乡城。
那是二十八年十二月末梢的日子，我们经受了一次敌机的狂炸后，就仓仓匆匆地离开了泰安，辗转数日，而到了鲁西的金乡。这是一座很小的县城。到达的第二门早晨，就看见城门上贴出了令人惊心的消息：“济南已经弃守了！”看见眼前这座县城，虽然小，而且穷，但由于周围都被密丛丛的林木环抱着，却也显得紧凑，有生气，非常可爱。有人说：“这座小城可还是我们的！”不知怎么一来，却有人闻声而下泪了。我们一共是二百多人，这时候，大家仿佛显得更亲近起来，更互相爱惜起来，尤其是那些小孩子对于领他们逃出来的先生们。
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我们是住在大街路北的一个周姓人家的，那人家是刚刚办过丧事的。门上的白纸尚还完好，家里除却一两个女人外，就由我们这些新丧了家的人暂时借住着。在两间屋子里住下了我们十几个人，到了晚间，我们就围着一支蜡烛团团地坐在地铺上，谈起来，我们谈到故乡的沦陷，谈到将来的道路，谈到如何妥善地把这一支小小的队伍带到安全的地方去继续教育他们，门外，窗外，常常聚满了在打听消息的学生们，他们常带着紧张的表情在静听着，虽然我们一再地让他们进来一块儿谈谈，他们却更显得畏缩不前了。但就在这时候，忽然，一个青年慢慢地挤开了众人，轻轻地走进屋里来，我们都多少有点惊讶，并不惊讶于这个孩子的独自闯来，而是惊讶于他的陌生，我们都不认识他，虽然从他的服装上我们知道他是个学生，却不是我们自己的学生，他面色白白的，却又因为冷，或者因为心里有点激动，而腮上却又泛出红来，他简直像一个女孩，他的腼腆的样子更像一个女孩，由于我们大家的注视，由于外边许多学生的一点骚动，使他举措不安起来，他不知道如何安置他自己，他更不知道从何说起了。等校长问过他一句话后，他才像在海浪中抓住了一棵水草，他开始报告了他的本意。
他是第三中学的学生，在初中一年级，学校里经过一次风潮，被政府解散了，他本来希望学校恢复后可以继续上学的，不料紧接着就是抗战，就是省城的沦陷，于是他真如漂浮在一片大海上无可归宿了。他的家就在金乡县，这里当然还可以苟安一时，然而他不愿意在这里苟安，他这几天就只想着如何走开，虽然他的父亲母亲都不放他走开。他曾想跟军队一同走开的，但他又不喜欢那些不战而退的军队，他又想找一个做抗战工作的团体一同走开，却也没有得到门径，最后，他听说我们来了，又听说我们要走开，于是决然地来投靠我们。他很忸怩地问我们的校长，“老师，你可收容我吗？”自然我们是收容了的，我们怎么能不收容呢。他很高兴，他深深地鞠了一躬，黑色大衣襟像两片翅膀向两边一闪，分披在额上的头发轻轻一摇，他没入到一群学生中间去了。
这以后，我们有长久的奔波。在这长久的奔波中，我不曾再注意到这个青年。我们经过河南，在河南住过不少日子，又翻山涉水而到达湖北的郧阳，这已是二十七年的夏天了，我们就在这里安定下来。在第一次作文卷子中，我发现一个剧本，那字迹写得相当秀丽，剧本虽然不能说是多么完美，却可以看出作者的创作才能，当我在班里发落这份作品时，我才又心里一动，原来就是他，就是那个金乡的闯入者。这以后我就常常注意到他，他写了许多诗，许多散文，许多小说，我又听说他能画，能刻，他给一份壁报上作的鲁迅像和高尔基像，使我非常惊讶。而且，他又读了很多哲学书籍，许多社会科学书籍，他领导一个读书会，在团体中发生了很好的影响。
二十七年年底，在最冷的日子里，我们又开始了一次跋涉，经过两个月的徒步而到达了四川的罗江。我们在罗江又安定了下来。安定的日子既久，曾经蓬勃过一时的救亡工作冷淡了下来，尤其是演剧工作。当大家都要偃旗息鼓的时候，他，这个像女孩子样子的男孩，却又领导起一股力量。当演剧时，当我看见一个演乡下老农人的人正如他的神态时，我问坐在旁边的同学，“那个拄拐棍的白胡子老头可是他？”“不是他是谁？”我们都笑。学校中—次暴风雨作起来的时候，他穿了一身灰布制服，光脚板拴着草鞋，腰里扎着一条窄窄的皮带，像一个小兵，又像一个工人的样子，他轩昂地站在高台上向群众讲话了。这等时候，我又想起我在金乡第一次看见他的那情形，我以为他忸怩，错了，我以为他怯懦，错了，他天性善良是真的，然而他又确是一个勇敢的孩子，他站在暴风雨的顶点上。
安定的生活过不到一年，安定的生活变成了腐烂的生活，当环境不适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