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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曾艳兵
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卡夫卡的先行者，但卡夫卡跟随这位先行者，却走出了完全只属于自己的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俄国作家，也是被研究得最多的作家。卡夫卡则是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被誉为欧洲文坛的“怪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宗师和探险者。卡夫卡的思想和创作明显地受到过陀
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卡夫卡甚至明确表示：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某种血亲关系。因此，梳理他们二人之间的影响关系，辨析他们思想和创作的异同，应当是十分有意义的课题。这不仅可以使我们从另一角度来重新认识和理解卡夫卡，而且对于我们确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也是颇有裨益的。
在现存的卡夫卡的文稿中，卡夫卡第一次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1913年7月21日。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特别的思想方法。感觉上的渗透。一切都是作为思想去感受的，即使是最难以理解的情感也是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多月后，1913年9月2日，卡夫卡在给菲莉斯的信中写道：“在我认为与我有血亲关系的四人──格里尔帕策，陀思妥耶夫斯基，克莱斯特，福楼拜中间，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结了婚，并且，也许只有克莱斯特才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由于受内外危机的驱迫，在万湖边开枪自杀。”1914年3月15日，卡夫卡在日记中又一次提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棺材后面，大学生们想负担起他的枷锁。”1914年6月12日，卡夫卡在日记中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一位女画家的信”。1914年11月1日，卡夫卡又在日记中写道：“在考泰克的绿草地上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防卫文字。”在其他地方，卡夫卡也曾多次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1916年为了弥补妹妹奥特拉受教育的不足，卡夫卡“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向她讲解和介绍歌德、叔本华、汉姆生、柏拉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后，当他谈到年轻的朋友克罗普斯托克医生时，卡夫卡说，他“很有志气，聪明，也很爱文学，外表粗鲁，很像韦尔弗，天生一副医生气质，反犹太复国主义，耶稣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他的领袖”。大约在1920年年初，卡夫卡在给女友密伦娜写信后不久，就长篇大论地谈论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您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篇成功的短篇小说吗？这是个归纳了很多道理的故事（即《穷人》发表过程的故事———笔者注），我在此引用它，仅仅因为引用一个伟大人物的故事能使人快乐，而一个发生在周围的、甚至更近处的故事往往可以具有同样的意义。”当然，卡夫卡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重要一段文字可能要数下面这段话：
马克斯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由是 他让精神病人出现得太多了。这完全是错误的。病症无非是一种刻画性格的手段，而且是一种非常细腻、非常有用的手段……。陀思妥耶夫斯基刻画性格的意义就好比朋友间说骂人的话。如果他们相互说“你是个笨蛋”，他们并不是说，对方就真的是一个笨蛋……。例如卡拉马佐夫的父亲就绝对不是一个傻瓜，而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几乎与伊凡势均力敌的、真正凶恶之人，而且不管怎么说，要比那些没有被叙述者抨击过的、在他面前如此崇高的地主外甥们聪敏得多。
这段话表明，卡夫卡不但熟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白痴》等小说，而且，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变态人物，以及他的独特表现手法均情有独钟，赞赏有加。众所周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一批病态的小人物形象，这些形象并不能为当时一般的读者所理解，即便是像别林斯基这样重要的文艺批评家，对此也多有微词。卡夫卡的朋友马克斯亦未能超越他的时代，也应当在情理之中。但卡夫卡却不以为然，他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辩护，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说到底，卡夫卡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辩护其实也就是对他自己创作的独特性的辩护。
各种迹象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卡夫卡经常阅读的外国作家之一。卡夫卡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也非常熟悉，他肯定阅读过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材料。的确，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夫卡心中的地位非同寻常。卡夫卡虽然也多次恋爱，并曾经三次订婚，但最终他选择了单身生活。这里，唯一结了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能够被卡夫卡引以为精神先驱，说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夫卡心中的确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和意义。记得卡夫卡的朋友布罗德结婚后，卡夫卡有一阵子几乎和他断绝了往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
就卡夫卡的创作而言，他的作品似乎弥漫着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或“死屋”的气息，而他笔下的“弱的形象”也颇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小人物”的精神和特征，至于他的怀疑、迷惘、焦虑和探索等等，我们也都能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找到某种精神渊源。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人物形象中有一类为变态的小人物，这一类形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象长廊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则被评论家概括为“防守型的弱者”，“被抛入世界的小人物”，他们“一般都是正直、善良的劳动者，对社会黑暗有不平，有怨怒，但他们的致命弱点是屈辱退让，逆来顺受，对强者、对黑暗势力的袭击或欺凌缺乏自卫能力”。虽然都是小人物、弱者，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人物在外部世界的压力面前走向内心分裂、精神变态；而卡夫卡的人物则走向变形，并多半变成小动物。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地下室手记》中塑造了一个著名的“地下人”形象，这个“地下人”这样自我表白：
现在，先生们，我想对你们讲一讲我为什么甚至连虫豸都没有做成的道理。我只管讲我的，你们愿意听也罢，不愿意听也罢。我要庄严地告诉你们，我曾多次地想做虫豸。可是甚至连这一点我也做不到。我向你们赌咒，先生们，过多的感觉，那是一种病，是真正的、十足的病。
然而，到了卡夫卡那里，无论是《变形记》里主人公格里高尔，还是地洞里的主人公——那个不知名的小动物，它们都真的变成了虫豸，或者变成了“具有强烈感觉的老鼠”了。这样，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卡夫卡，他们的主人公便从外部世界走进了内心世界，从“地下室”走进了“地洞”。但不同的是，“地下人”渴望走出地下室；“地洞”的主人公则希望永远留在地洞里。
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总觉得自己是个病人，因此他特别关注对病人进行精神分析；卡夫卡觉得自己是个弱者，因此他希望呈现弱者内心世界的真实图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像他的主人公一样在地下室写作，但他渴望从地下室走向“活生生”的世界；卡夫卡则试图逃避“活生生”的世界，一头扎进“地洞”将自己永远封闭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拷问灵魂，并且残酷到了冷静的程度；卡夫卡面对人间的巨大灾变则总是不动声色，似乎是冷静到了残酷的程度。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卡夫卡的先行者，但卡夫卡跟随这位先行者，却走出了完全只属于自己的路。
大师的眼睛
摩罗
卡夫卡的眼睛——恐惧
世界上最能抓住读者眼睛的眼睛，无疑是卡夫卡的眼睛。
卡夫卡的眼睛充分宣示了他内心的柔弱和恐惧。也许你会像触电一般被他唤醒了自己内心同样的柔弱与恐惧，也许你内心苏醒的是对于一个柔弱而又恐惧的孩子的深深的怜悯与关爱。总之，只要你看见了这样的眼睛，你就一辈子摆脱不了他对你的倾诉与吁请。
卡夫卡说，作家就是一个弱小的生命。他还说，为了原谅自己内心的弱小，他总是把外部世界描写得很强大。这个保险公司的小职员一生都害怕父亲，好像被他的父亲所压垮。其实他是被存在本身所压垮。世界和生命都是完全出乎他意料的存在，他被存在的真相吓得喘不过气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句话用在卡夫卡身上是再合适不过。
刘青汉说，鲁迅笔下的狂人突然发现罪恶的人类“原来如此”，耶稣却知道罪恶的人类“本来如此”。这个精辟论断有助于我们理解中西精神文化的差别。可是，西方人并不是简单地接受耶稣的结论，每一代精神巨人都是重新发现“本来如此”的。在他意识到“本来如此”之前，也惊恐地品尝过“原来如此”的震撼。
卡夫卡的眼神就是这种发现的惊讶与恐惧。
卡夫卡说他的作品只是他随手记录下来的噩梦，他甚至立下遗嘱让朋友把这些文字全部烧掉。他实在不喜欢他所体验到的存在的柔弱、恐惧与痛苦，他深知“人要生活，就一定要有信仰”，他每天都在吁请信仰的降临，因为真正的生活就是信仰本身。
这是一双最真诚地为信仰而焦虑的眼睛。他好像决心把上帝看个清清楚楚。最后他说“上帝居住在神秘和黑暗之中”。
当我们相信神秘和黑暗之中居住着上帝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减少一点恐惧呢？
普鲁斯特的眼睛——梦幻
梦不仅是大脑的一种思维状态，也是生命的一种存在形式。而文学就是人类的梦幻。所以，所有的文学大师都无法与梦脱尽干系。
世界上有一种病人，医生永远看不到患者的临床表现，因为这种病发生在夜间。谁曾见过梦游者的身影和眼神呢？可是，自从普鲁斯特成为著名作家之后，每个有机会读到他的照片的人都可以见识梦游者的眼神和灵魂。
卡夫卡说他的作品就是他的噩梦，这等于说人生就是一场噩梦。普鲁斯特好像有不同看法，他拉着卡夫卡的手，带他来到一座花园楼房，在“格里戈利一觉醒来变成了一只大甲虫”的那张床上，恍恍惚惚地回忆起睡觉前母亲慈爱地拥抱他的温暖感觉。这时奶奶送来了一只馅饼，普鲁斯特还没有品尝就感觉到了浓郁的甘甜和馨香，这是对曾经有过的甘甜和馨香的回忆呢，还是在梦中幻想着的甘甜和馨香？
普鲁斯特依然拉着卡夫卡的手，迷迷糊糊地来到海边，欣赏阳光在海浪上跳舞，美丽的舞裙一会儿变成红色，一会儿变成金色。这时一个送牛奶的村姑款款走来，阳光在她脸上开成了一朵变化不拘的小花。普鲁斯特痴迷地赞叹，生活就像阳光一样，在任何地方都闪烁着诗意。诗人不过是这些诗意的感受器。
谁都知道，普鲁斯特因病不能接触空气，只能长期封闭在室内。他是一位生活的囚徒，这才是真正的囚徒。
卡夫卡禁不住嘟囔着说，可怜的梦游者，你都几十年没有见过阳光了。
普鲁斯特说，我在生活中没有见过阳光，不见得梦中也没有阳光。生活不过是梦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噩梦又是生活很小的一部分。何必被那一小部分压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