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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最能说明卡夫卡的殊异风格，如梦似幻的超现实意境，交织著缜密逻辑的写实叙事，颇有旧约文体的影子，读来令人紧张万分。卡夫卡的作品被定位为「表现主义」，德国文学专家叶廷芳教授解释这种艺术手法，反对对现实直接的模仿，「主张把描写的客观物件加以陌生化的处理，以造成审美主体与被描写的客体之间的距离，从而引起你的惊异，迫使你从另一个角度去探悉同一个事物的本质。」
格里高在家人的嫌恶中，逐渐丧失生的意志，终于虚弱而死，家人在获得解脱之后，准备搬家开始过新生活。《蜕变》在妹妹「显现出了她年轻的身材」，这样光明的音调上结束。卡夫卡作品常有动物或昆虫和人之间尖锐的对峙，阿尔特（Robert Alter）指出「卡夫卡作品经常出现的外地人或被厌弃者，是一种非人性对人性的入侵，或者广泛地说，是一种对人性内涵极大的不确定性」，他认为这是卡夫卡作品中一个重要的主题。
卡夫卡在日记中称「写作是他祈祷的形式」，说自己「头脑里装著庞大的世界」，他以创作为天职。虽然在公司受到普遍的喜爱，工作获得高度评价，他对伤残劳工也极为关心，但所从事的毕竟不是他感兴趣的职业。为了独立供养自己不得不为的工作，不断扼杀著他的创作空间，这是导致他染上结核病、英年早逝的主因。阴暗的基调几乎出现在他所有的小说叙述里，卡夫卡公务经验里公文停滞堵塞的流程，受害工人权益受损的悲惨经历，在伟大的长篇《审判》和《城堡》清晰可见。
约伯式的控诉与诘问
《城堡》具有鲜明的卡夫卡特色，小说主人翁K是一个名义上的土地测量员，应聘前往不知名的城堡工作。谁知堡内层层机构，没有人知道这项聘任，K遇上重重的阻挠，只好孤军奋战，和官僚权贵不懈地进行斗争，直到最后他始终没有进入城堡，也无法见到城堡最高当局。布劳德从亡国的犹太人处境解读，认为这是一首惊人的悲剧叙事诗，写一个无家可归的陌生人，想要在他所选择的家乡扎根，却不成功。
打破传统小说形式的《审判》，同样没有清楚的时空定位，也无明显的结构和情节发展，有的只是周而复始的事件，莫名其妙被控的约瑟夫？K，渴望获得一个公正的审判。K却始终见不到最高法官、进不了最高法庭，《审判》结束时有这样一段：
这最后一次工作的失败，应该由那个没给他留下所需力气的人来负。他的眼光注射著那栋俯临石旷的房子，最高层射出一线闪烁的光亮，窗扉突然打开，在遥远的高处，出现一个身子向前倾、手臂伸出的模糊人影。那是谁？一个朋友？一个好人？一个同情者？一个援救者？是一个人吗？还是人类全体？还有救吗？是不是有利于他的证据出现了？当然是的。逻辑虽然无可动摇，却抵不住一个想要活命的人。那个他从未照过面的法官在哪里？那个他不得其门而入的最高法庭在哪里？他举起手，张开所有手指。
随后K荒谬地被杀身亡。在这两部长篇小说里，古老约伯的控诉异常明显。
然而，卡夫卡想表达的究竟是什么呢？难道只是无罪之人向至高上帝的控诉？事实上，卡夫卡从不认为人是无罪的，他经常藉著小说人物无爱的表现，定人有罪。他说过：「我们全然活在罪恶的世界里，和特定的罪行无关。」卡夫卡肯定罪和原罪的存在，明白人类堕落后都活在罪的咒诅之下，这个主题几乎出现在他所有作品里。
藉著独树一帜的写作风格，铺张缺乏特定时空的场景，卡夫卡营造出人类脱离上帝之后的失序、失灵，他急于说明远离上帝之现象的感觉，凸显人类一旦离开了「那不可摧毁的」，生活就只会剩下荒谬与虚无，丧失生存的意义。《审判》和《城堡》的主人翁，终生和官僚的「中间阶层」打交道，始终到不了最高层，中间层次无可救药的错综复杂，正是卡夫卡悲观绝望所在，是阻隔在人与上帝之间巨大的鸿沟，甚至使人失去看见上帝的可能。有人指出卡夫卡的小说是他所锺爱的齐克果哲学的艺术体现，应该也是指这样的存在困境。
卡夫卡的信念与盼望
卡夫卡从犹太心灵感受特别深刻的「流放」状态出发，写出人类普遍的孤立和疏离，展示人如何迷失了道路。在他的小说里，人类找不到出路、无家乡可归，有的只是绝望。
卡夫卡三个妹妹后来都死于纳粹集中营，生前默默无名的他却早已成为他身后苦难世界的一则预言和寓言。很少有作家的名字化为形容词被收入字典，kafkaesque成了荒诞、恐怖的代名词；另一位享有这样殊荣的是写作《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的英国作家乔治？欧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orwellian指受严酷统治而失去人性的社会。从纳粹和共产主义的兴衰来看，两人都有资格作为二十世纪的预言家。
然而，卡夫卡并不是一直这样阴郁绝望的，在他的语录里（书信、日记、笔记），他写下许多光明的句子：
「我们有罪不只因为我们吃了知识树，也因为我们没有吃生命树。」
「人不能没有一种对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的持久信念而生活。」
「人只须有一次转向善的一边，他便得救了，无须顾及过去，甚至无须顾及未来。」
「世界之外存在著许多希望对上帝无限多的希望，但不是对我们。」
「结婚、建立家庭，接受所有降生的孩子，在这不安全的世界上保护他们，甚至给予些引导，这些我确信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极致。」
「尽管如此，你们这些沉默、被推动著的、前进的、互相信任到无以复加的人们，尽管如此，我们不会扔下你们不管，即使在你们做了天大的蠢事时也不会，而且尤其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抛弃你们。」
上帝不会撇下人类不顾，这是卡夫卡对上帝出于希望和爱的表白。
仰望现代文学这样高耸的一座奇峰，我们的确需要通过他的小说和语录，更全面地认识卡夫卡的世界观，布劳德说得好：「他虽然想做一团火，但他却是一块透视苦难的冰。」
二十世纪落幕了，人类在惨痛的悲剧灾难中步入新的纪元，此时此刻展读卡夫卡，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仍然是本世纪一个指路的人。
参考资料：
1。Alter； Robert； ”Jewish Dreams and Nightmares”； from What is Jewish Literature？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Philadelphia； 1994）。
2van and Guinness； Louise and Os； editors； Invitation to the Classics； Baker Books（Grand Rapids： Michigan； 1998）
3。Kafka； Franz； The plete Stories； edited by Nahum N。 Glatzer； Schocken Books （New York： New York； 1971）。
4。Kafka； Franz； ”Letter to His Father”； translated by Ernst Kaiser and Eithne Wilkins； revised by Arthur S。 Wensinger； Schocken Books Inc。
5。卡夫卡著，黄书敬译，《审判》（台北：志文出版社，1973）。
6。卡夫卡著，汤永宽等译，《城堡》（台北：志文出版社，2000）。
7。伊塔罗？卡尔维诺著，吴潜诚校译《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台北：时报文化，1998）。
8。李映荻编译，《德国文学入门》（台北：志文出版社，1998再版）。
9。马克思？布劳德著，叶廷芳、黎奇译，《卡夫卡传》（台北：志文出版社，1999）。
10。叶廷芳，《变形记》赏析。
原载于《校园》
卡夫卡误入世界
——栖向石间的寒鸦 ；我是一只渴望在石头间藏身的寒鸦。
错误地来到这个世界，也就无可回避的面对这个世界的一切苦难。卡夫卡说：“你可以避开这个世界的苦难，你完全有这么做的自由，这也符合你的天性，但正是这种回避是你可以避免的唯一苦难。” 犹太文化的幽灵 弗兰茨·卡夫卡1883年出生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波希米亚首府布拉格。历史上，布拉格是一座苦难深重的悲剧性城市。作为奥地利行省波希米亚的首府，在奥地利与德意志及普鲁士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冲突中，布拉格是首当其冲的要害地区和枢纽城市。自13世纪以来，这块是非之地就一直卷裹在政治纷扰和铁血较量的无尽苦难中，从查理大帝的一手遮天到哈布斯堡的暗无天日，布拉格的城头上频频变换着大王旗，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哈布斯堡寿终正寝，捷克斯洛伐克从奥匈帝国碎裂的疆域上独立出来。今日的捷克首都布拉格，混居着各种各样的人群：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普鲁士人、犹太人……他们形形色色交错着的语言，暗喻着布拉格无可言说的凝重苦难。在这样一座城市出生长大并一生与之难分难解的卡夫卡，很早的时候即已体味到一种“存在性不安”。这种“存在性不安”是布拉格乃至整个欧洲动荡不安的历史凝固成的，它渗透在欧洲人人性的土壤中，构成人的先天存在的一部分。背上这样一个纷繁扰攘的地域文化背景，本已是卡夫卡的悲哀，然而更可悲的是，卡夫卡还是一名犹太人，一名讲着德语的犹太人。有人说，如果历史要挑选某个民族代表所有上帝子民去认识人的天命，那么历史多半会挑选犹太民族。犹太民族是最先受到上帝宠爱的民族，像其他优秀民族一样，犹太民族为世界文明贡献出了《圣经？旧约全书》。然而由于某种神秘的无可逃脱的命数，犹太民族又成了上帝惩罚最多的民族。从出埃及后的辗转沙漠，到“巴比伦之囚”的奇耻大辱，辛酸的泪水交织着绝望的呼告，犹太民族始终曝露在上帝的淫威下，默默领受着神秘的命数。公元70年，犹太民族终于迎来了末日审判的腥红：风雨飘摇的耶路撒冷在罗马帝国铁蹄的践踏下洗劫一空，然后淹没在全城犹太人的血泊中。从此便开始了犹太人的永世漂泊和流浪。而在流浪中依旧又伴随着恐惧与颤栗，迫害与杀戮，居无定所与排斥歧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顶峰。犹太人似已成为“永劫回归”的象征。生而为犹太人，卡夫卡只能发出辛酸的感慨：“我们犹太人生下来就是老人。” 苦难的民族将民族的苦难积淀成一种原罪心理，一代又一代传下来，于是我们看到，与卡夫卡大致同一时期的奥地利人里尔克、古斯塔夫？马勒（音乐家）、阿德勒（心理学家）、茨威格等人，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的内心深处都隐含着浓重的罪感。这种浓重的罪感深深压抑和折磨了卡夫卡的一生。在《致密伦娜情书》中，卡夫卡对原罪问题做了如此概括性的表述：“在人与人的共同生活中事情只能如此，罪过层层堆积着，无穷无尽地排列着，遥至远古的原罪。” 而卡夫卡还是一位讲德语的犹太人，这一特殊身份使他成了非鸟非兽，不仅可能受到日耳曼反犹主义、基督教反犹倾向以及捷克民族主义的排斥和打击，同时在犹太人中间也成了异类。这就加剧了卡夫卡内心的“存在性不安”。也正因为如此，卡夫卡在童年时期一直对犹太教不抱好感。历经沧桑的布拉格（被卡夫卡称为“带爪子的小母亲”）和饱受苦难的犹太民族的文化幽灵共同构成了卡夫卡精神世界的背景与底色，尤其是后者，不仅加剧了卡夫卡内心的“存在性不安”，还促成了卡夫卡一生都挥之不去的“无家可归”意识。卡夫卡成年后对犹太文化的态度有所转变，在朋友的影响下，他广泛阅读了帕斯卡尔、陀斯妥耶夫斯基、列昂？布卢瓦、克尔凯郭尔的著作。应该说，作为一名犹太人，不论爱与恨，犹太文化始终都是他一切思想和人生态度的出发点。孤独与恐惧 1）。孤独感。卡夫卡的孤独感大致有两点来源：第一，如前所述，身为讲德语的犹太人，卡夫卡是犹太民族中的异类；身为奥地利统治下的犹太人，卡夫卡是没有祖国的异乡人。这种双重排斥内化成卡夫卡的双重孤独感。第二，亲情的缺席。卡夫卡出身在一个商人家庭。其父赫尔曼？卡夫卡是一名中士出身的妇女用品零售和批发经销商。繁忙的商务占据了他的绝大部分时间，以致襁褓中的小卡夫卡几乎很少看到父亲的身影，只能不时听到他匆忙的脚步声。母亲尤莉？洛维虽然充满慈爱，却也跟父亲一道卷入商海浮沉。她的干练机智和友善大方使她成为丈夫不可或缺的依赖。在每天的“全日制”工作中，母亲不仅独当一面，还分担丈夫商务上的不满和抱怨；晚饭后照例陪丈夫玩纸牌。母亲在对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