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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惨世界-第1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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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尼禄们的黑暗统治,应同样被描绘出来,仅以刻刀雕琢是平淡无味的,应使刻痕具有简练而辛辣的文风。 
  暴君有助于思想家的观察,接二连三的言论是猛烈的言论。当某一主宰剥夺群众的言论自由时,作者就要再三加强他的语气。沉默会产生神秘的威力,使思想经过筛滤如青铜般坚硬,历史上的压制造成了历史家的精确性。某些文章象花岗石一样坚固,实际上是暴君的压力形成的。 
  暴君制度迫使作者把叙述的范围缩小了,也就增添了力最,在罗马的西塞罗时代,对韦雷斯①的评论多少有些力量,可是对卡利古拉就逊色了。词句简练而加强了打击力,塔西佗的思想是强有力的。 
  ①韦雷斯(Verrès),古罗马地方总督,在西西里岛贪污,为当时政治家西塞罗所批判。 
  一个伟人的正义感是由公正和真理凝合而成的,遇事给予雷霆般的打击。 
  顺便谈一谈,应当注意到塔西佗不是在历史上压倒了恺撒。罗马王族是保留给他的。恺撒和塔西佗是相继出现的两个非凡人物。他们的相遇是神秘地不予安排,在世纪的舞台上规定了他们的入场和出场。恺撒是伟大的,塔西佗是伟大的,上帝免去了这两个伟人相遇。裁判官在打击恺撒时可能过火了,因而成为不公正。上帝并不愿意如此。非洲和西班牙的战争,西西里岛上的海盗被消灭,把文化引进到高卢、布列塔尼以及日耳曼地区,这些光荣遮蔽了鲁比肯①事变。这正是神圣正义的微妙表示,不批判著名篡位者的令人生畏的历史学家在犹豫不决,于是使恺撒得到塔西佗的宽恕,这样就给予英才一些可减轻罪行的情况。 
  当然,专制政治总是专制政治,就是在有才能的专制君主统治之下,在有名的暴君之下,也有腐化和堕落,但是在一些丧失廉耻的暴君的统治之下道义方面的灾害是更丑恶的。在这些朝代里耻辱是不加遮盖的,塔西佗和尤维纳利斯这些表率人物,在人类面前有益地批颊痛斥这些无可辩解的耻辱。 
  罗马在维特利乌斯②统治时期比西拉时代更坏。在克劳狄乌斯和多米齐安时代,其卑劣畸形是符合暴君的丑恶面貌的。奴隶们的卑鄙是由专制君主直接造成的,在这些沉沦的内心中散发出来的浊气反映了他们的主人。社会的权力是污浊的,人心狭窄,天良平凡,精神如臭虫。卡拉卡拉③时代是这样,康莫德④时代是这样,海利奥加巴尔⑤时代也是这样。可是在恺撒时代,在罗马元老院内只散发出一些鹰巢内本身的臭味。 
  ①鲁比肯(Rubicon),意大利和高卢边界的一条小河,为了避免冲突,双方相约不准越过此河,但恺撒没有遵守。 
  ②维特利乌斯(Aulus Vitellius,15—69),罗马国家活动家,六十年代为日耳曼行省总督,六九年一月被推为皇帝,在同年年底绵延不断的内战中战败被杀。 
  ③卡拉卡拉(Caracalla,188—217),罗马皇帝(211—217),以夺权开始,以被刺结束,在位时扩大罗马民法。 
  ④康莫德(mode,161—192),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之子,以残酷著名,后被毒死。 
  ⑤海利奥加巴尔或埃拉加巴尔(Héliogabale,204—222),罗马皇帝(218—222),他的名字成为挥霍、独裁和淫乱的代名词。 
  从这时起出现了塔西佗和尤维纳利斯等人,看来似乎迟了一点,这时期明显地产生了示威运动者。 
  如尤维纳利斯和塔西佗,同样如《圣经》时代的以赛亚以及中古时代的但丁,都是个人,可是暴动和起义是群众,有时是错误的,有时是正义的。 
  一般的情况,暴动由物质现实所引起,而起义总是一种精神的现象,暴动就如马赞尼洛①,而起义是斯巴达克。起义是局限在思想领域里,而暴动属于饥饿方面。加斯特②冒火了,加斯特未必总是缺理的。在饥荒问题上,暴动,例如比尚赛③事件,出发点是正确的,悲壮和正确,为什么还只是暴动呢?因为它实质上虽然有理,但在形式上是错误的。虽有权力,但行动横蛮,虽然强大,但残暴不堪,乱打一阵,象一只瞎了眼的象,在前进中摧残一切,在后面留下一批老幼妇女的尸体,他们不知不觉牺牲了那些天真无辜者的鲜血。哺养人民是一个好愿望,而残杀他们是一个坏方法。 
  ①马赞尼洛(Masaniello,1620—1647),托马佐·安尼洛(Tomaso Aniello)的绰号,渔民,一六四七年那不勒斯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人民起义领袖。 
  ②加斯特(Gaster),法国古小说中人物,此词的意义是肚子或胃。 
  ③比尚赛(Buzānsais)事件是指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一个情妇,挑动国王去领导军队。 
  一切武装起义,包括合法的,如八月十日和七月十四日,在开始时都有同样的混乱。在法定权力被解放以前总有些骚动和糟粕,起义的前奏是暴动,同样一条河流是由急流开始的,通常起义是归纳到革命的海洋中。有时起义从高山出发,那里是正义、明智、公理,民权的天地,理想纯洁如白雪,经过岩石到岩石的长距离倾泻,并在它明镜似的流水中反映了蔚蓝的天空之后,就成为壮大的百条巨川,具有胜利的雄壮气概,突然,起义事业迷失在资产阶级的洼地中,象莱茵河那样流入了沼泽。 
  这些都是往事,未来则又不同。普选有这样可钦佩之处,它原则上消除暴动,当你给起义者以选举权,你就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战争就此消灭了,不论是街垒战或是国境战。这就是必然的进步。不问今天的情况如何,和平是明天的事。 
  总之,起义不同于暴动,可是真正的资产阶级,不能理解这种细微的差别。在他们看来,这一切都是民变,纯粹是叛乱,是看门狗的反抗,想咬主人;想咬人就得用铁链锁起来关在笼子里,狗用大声或小声狂吠着,直到狗头的形象突然变大的一天,暗中隐约出现了一只狮子的脸。 
  于是资产阶级就喊起来:“人民万岁!” 
  经过这样的解释,根据历史的观点,一八三二年六月的运动是什么?是暴动?还是起义? 
  这是一场起义。 
  从这场可怕事变的舞台布置,我们可能把它说成暴动,但这仅是表面现象,同时我们要具有区分暴动的形式和起义的实质的能力。 
  这次一八三二年的事变,在它爆发的速度和它悲惨的熄灭中都表现出无限伟大,就是那些只认为它是暴动的人也不能不以尊重的态度来谈论它。在他们看来这仅是一八三○年事件的余波。他们说,被激动的思想不会在一日之内平静下去。一切革命不能一刀把它垂直地切断。在回到平静时期之前必须经过一段波折,好象高山慢慢达到平原一样,好比没有汝拉山区就没有阿尔卑斯山脉,没有阿斯图里亚斯,就没有比利牛斯山脉。 
  在近代史中,这次感动人心的危局,在巴黎人的记忆中称之谓“暴动时期”,这肯定是本世纪风暴中最突出的一个时期。 
  在言归正传之前再来谈件事。 
  下面我要谈的是件活生生的戏剧性的事,历史家由于缺少时间和机会而把它忽略了,可是,我们要特别指出,在这件事里有生活,使人忐忑不安和发颤,我们好象以前曾讲过,有些细节,好象巨大事变中的一些小枝叶,已在遥远的历史里消失了。在所谓的暴动时期有许多这类琐事。有些司法部门的调查,由于其他原因而不是为了历史,没有把一切都揭发出来,也可能没有深入了解。在已经公布的众所周知的一些特殊情况里,还有些事,或是因为遗忘,或因当事人已死,没有流传下来,我们因而来揭露一些。这些宏伟场景中的大多数演员已经不在了,相隔一日,他们已经沉默。而我们在下面要讲的,可以说是我们亲眼见到的。我们更改了一些人名,因为历史是叙述而不是揭发,但是我们描写的是真实的情节。我们写这本书时的条件只能显示某一事件的某一方面,当然是一八三二年六月五、六两天中最没有被人注意到的情节。我们要做到使读者在我们揭起暗淡的帷幕后,能约略见到这次可怕的群众事变的真实面貌。 
    
    
    
  
 
 
 
 
 
 
 
 
 三 埋葬:再生之机

    

  一八三二年春,尽管三个月以来的霍乱已使人们精神活动停止,并在他们激动心情上蒙上一层说不上是什么的阴沉的死气,巴黎仍处于长期以来就有的那种一触即发的情绪中。正如我们先前说过的,这个大城市就象一尊大炮,火药已经装上,只待一粒火星落下便会爆炸。在一八三二年六月,那粒火星便是拉马克将军之死。 
  拉马克将军是个有声望也有作为的人。他在帝国时期和王朝复辟时期先后表现了那两个时期所需要的勇敢:战场上的勇敢和讲坛上的勇敢。他那雄辩的口才不亚于当年的骁勇,人们感到他的语言中有一把利剑。正如他那老一辈的富瓦一样,他在高举令旗以后,又高举着自由的旗帜。他坐在左与极左之间,人民爱他,因为他接受未来提供的机会,群众爱他,因为他曾效忠于皇上。当初和热拉尔伯爵和德鲁埃伯爵一道,他是拿破仑的那几个小元帅之一。一八一五年的条约把他气得七窍生烟,如同受了个人的侮辱。他把威灵顿恨之入骨,因而为群众所喜爱,十七年来他几乎不过问这其间的多次事件,他岿然不动地把滑铁卢的痛史铭刻心中。他在弥留时,在那最后一刻,把百日帝政时期一些军官赠给他的一把剑紧抱在胸前。拿破仑在临终时说的是“军队”,拉马克临终时说的是“祖国”。 
  他的死,原是预料中的,人民把他的死当作一种损失而怕他死,政府把他的死当作一种危机而怕他死。这种死,是一种哀伤。象任何苦痛一样,哀伤可以转化为反抗。当日发生的情形正是这样。 
  六月五日是拉马克安葬的预定日期,在那天的前夕和早晨,殡仪行列要挨边路过的圣安东尼郊区沸腾起来了。这个街道纵横交错的杂乱地区,处处人声鼎沸。人们尽可能地把自己武装起来。有些细木工带上他们工作台上的铁夹“去撬门”。他们中的一个用一个鞋匠用来引线的铁钩,去掉钩子,磨尖钱柄,做了一把匕首。另一个,急于要“动手”,一连和衣躺了三夜。一个叫龙比埃的木工,遇见一个同行问他:“你去哪儿?” 
  “我呀!我还没有武器。”“咋办呢?”“我到工地上去取我的两脚规。”“干什么?”“不知道。”龙比埃说。一个叫雅克林的送货工人,遇见任何一个工人便和他谈:“你跟我来。”他买十个苏的酒,还说:“你有活计吗?”“没有。”“到费斯比埃家里去,他住在蒙特勒伊便门和夏罗纳便门之间,你在那里能找到活计。”费斯比埃家里有些子弹和武器。某些知名的头头,“搞着串连”,就是说,从这家跑到那家,集合他们的队伍。在宝座便门附近的巴泰勒米的店里和卡佩尔的小帽酒店里,那些喝酒的人,个个面容严肃,聚在一起密谈。有人听到他们说:“你的手枪在哪里?”“在我的褂子里。你呢?”“在我的衬衣里。”在横街的罗兰作坊前面,在一座着过火的房子的院里,工具工人贝尼埃的车间前,一堆堆的人在低声谈论。在那群人里有个最激烈的人,叫马福,他从来没有在同一个车间里做上一个星期,所有的老板都不留他,“因为每天都得和他争吵。”马福第二天便死在梅尼孟丹街的街垒里。在同一次战斗中被打死的卜雷托,是马福的助手,有人问他:“你的目的是什么?”他回答说:“起义。”有些工人聚集在贝尔西街的角上,等候一个叫勒马兰的人,圣马尔索郊区的革命工作人员。口令几乎是公开传达的。 
  六月五日那天,时而下雨,时而放晴,拉马克将军的殡葬行列,配备了正式的陆军仪仗队,穿过巴黎,那行列是为了预防不测而稍微加强了的。两个营,鼓上蒙着黑纱,倒背着枪,一万国民自卫军,腰上挂着刀,国民自卫军的炮队伴随着棺材。柩车由一队青年牵引着。残废军人院的军官们紧跟在柩车后面,手里握着桂树枝。随后跟着的是无穷无尽的人群,神情急躁,形状奇特,人民之友社的社员们、法学院、医学院、一切国家的流亡者,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波兰的国旗,横条三色旗,各色各样的旗帜,应有尽有,孩子们挥动着青树枝,正在罢工的石匠和木工,有些人头上戴着纸帽,一望而知是印刷工人,两个一排,三个一排地走着,他们大声叫喊,几乎每个人都挥舞着棍棒,有些挥舞着指挥刀,没有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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