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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惨世界-第1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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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威戴上帽子,朝屋里走了两步,叉着胳膊,腋下夹根棍子,剑在鞘中。 
  “不许动!”他说。“你们不用打窗口出去,从房门走。这样安全些。你们是七个,我们是十五个。你们不用拼老命,大家客客气气才好。” 
  比格纳耶从布衫下抽出一支手枪,放在德纳第手里,对着他的耳朵说: 
  “他是沙威。我不敢对他开枪。你敢吗,你?” 
  “有什么不敢!”德纳第回答。 
  “那么,你开。” 
  德纳第接过手枪,指着沙威。 
  沙威离他才三步,定定地望着他,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只说: 
  “还是不开枪的好,我说!你瞄不准的。” 
  德纳第扳动枪机。没有射中。 
  “我早已说过了!”沙威说。 
  比格纳耶把手里的大头棒丢在沙威的脚前。 
  “您是魔鬼的皇帝!我投降。” 
  “你们呢?”沙威问其余的匪徒。 
  他们回答说: 
  “我们也投降。” 
  沙威冷静地说: 
  “对了,这样才好,我早说过,大家应当客客气气。” 
  “我只要求一件事,”比格纳耶接着说,“在牢里,一定要给我烟抽。” 
  “一定做到。”沙威回答。 
  他回过头来向后面喊道: 
  “现在你们进来。” 
  一个排的持剑的宪兵和拿着大头捧、短棍的警察,听到沙威喊,一齐涌进来了。他们把那些匪徒全绑了起来。这一大群人,在那微弱的烛光照映下,把那兽穴黑压压地挤得水泄不通。 
  “把他们全铐起来!”沙威喊着说。 
  “你们敢动我!”有个人吼着说,那声音不象是男人的,但谁也不能说是女人的声音。 
  德纳第大娘守在靠窗口的一个屋角里,刚才的吼声正是她发出的。 
  宪兵和警察都往后退。 
  她已丢掉了围巾,却还戴着帽子,她的丈夫,蹲在她后面,几乎被那掉下来的围巾盖住了,她用自己的身体遮着他,两手把石磴举过头顶,狠巴巴象个准备抛掷岩石的女山魈。 
  “小心!”她吼道。 
  人人都向过道里退去。破屋子的中间顿时空了一大片。 
  德纳第大娘向束手就缚的匪徒们望了一眼,用她那沙哑的嗓子咒骂道: 
  “全是胆小鬼。” 
  沙威笑眯眯地走到那空处,德纳第大娘睁圆双眼盯着他。 
  “不要过来,滚开些,”她喊道,“要不我就砸扁你。” 
  “好一个榴弹兵!”沙威说,“老妈妈!你有男人的胡子,我可有女人的爪子。” 
  他继续朝前走。 
  蓬头散发、杀气腾腾的德纳第大娘叉开两腿,身体向后仰,使出全身力气把石磴对准沙威的脑袋抛去。沙威一弯腰,石磴打他头顶上过去了,碰在对面墙上,砸下了一大块石灰,继又弹回来,从一个屋角滚到另一屋角,幸而屋里几乎全是空的,最后在沙威的脚跟前不动了。 
  这时沙威已走到德纳第夫妇面前。他那双宽大的手,一只抓住了妇人的肩膀,一只贴在她丈夫的头皮上。 
  “手铐拿来。”他喊着说。 
  那些警探又涌进来 几秒钟过后,沙威的命令便执行好了。 
  德纳第大娘完全泄了气,望着自己和她丈夫的手全被铐住了,便倒在地上,嚎啕大哭,嘴里喊着: 
  “我的闺女!” 
  “都已看管好了。”沙威说。 
  这时警察去料理睡在门背后的那个醉汉,使劲摇他。他醒来了,迷迷糊糊地问道: 
  “完事了吧,容德雷特?” 
  “完了。”沙威回答说。 
  接着,他以弗雷德里克二世在波茨坦检阅部队的神气,挨个儿对那三个“通烟囱的”说: 
  “您好,比格纳耶。您好,普吕戎。您好,二十亿。” 
  继又转向那三个面罩,对拿板斧的人说: 
  “您好,海嘴。” 
  对拿粗木棒的人说: 
  “您好,巴伯。” 
  又对着用肚子说话的人: 
  “敬礼,铁牙。” 
  这时,他发现了被匪徒俘虏的人,自从警察进来以后,还没有说过一句话,他老低着头。 
  “替这位先生解开绳子!”沙威说,“谁也不许出去。” 
  说过后,他大模大样地坐在桌子跟前,桌上还摆着烛台和写字用具,他从衣袋里抽出一张公文纸,开始写他的报告。 
  当他写完最初几行套语以后,他抬起眼睛说: 
  “把刚才被这些先生们捆住的那位先生带上来。” 
  警察们朝四面望。 
  “怎么了,”沙威问道,“他在哪儿?” 
  匪徒们的俘虏,白先生,玉尔邦·法白尔先生,玉秀儿或百灵鸟的父亲,不见了。 
  门是有人守着的,窗子却没人守着。他看见自己已经松了绑,当沙威正在写报告时,他便利用大家还在哄乱,喧哗,你推我挤,烛光昏暗,人们的注意力都不在他身上的一刹那间,跳出窗口了。 
  一个警察跑到窗口去望。外面也不见人。 
  那软梯却还在颤动。 
  “见鬼!”沙威咬牙切齿地说,“也许这正是最肥的一个!” 
    
    
    
  
 
 
 
 
 
 
 
 
 二十二 在第三册①中叫喊的孩子

    

  ①本书法文版初版时共分十册。此处所说的第三册,即指本译本第二部第三卷第一章《孟费郿的用水问题》的最后一段,见第二部469页。 
  在医院路那所房子里发生这些事的次日,有一个男孩,仿佛来自奥斯特里茨桥的那面,顺着大路右边的平行小道走向枫丹白露便门。当时天已全黑。这孩子,脸色苍白,一身瘦骨,穿着撕条挂缕的衣服,二月里还穿一条布裤,却声嘶力竭地唱着歌。 
  在小银行家街的转角处,一个老婆子正弯着腰在回光灯下掏垃圾堆,孩子走过时,撞了她一下,随即后退,一面喊道: 
  “哟!我还以为是只非常大的,非常大的狗呢!” 
  他的第二个“非常大的”是用那种恶意的刻薄声调说出来的,只有用大号字才稍稍可以把那味道表达出来:是个非常大的,非常大的狗呢! 
  老婆子伸直了腰,怒容满面。 
  “戴铁枷的小鬼!”她嘟囔着,“要是我没有弯着腰,让你瞧瞧我脚尖会踢在你的什么地方!” 
  那孩子早已走远了。 
  “我的乖!我的乖!”他说,“看来也许我并没有搞错。” 
  老婆子恨得喉咙也梗塞了,完全挺直了腰板,路灯的带红色的光照在她那土灰色的脸上,显出满脸的骨头影子和皱纹,眼角上的鹅掌纹一条条直绕到嘴角。她身体隐在黑影中,只现出一个头,好象是黑夜中被一道微光切削下来的一个耄龄老妇人的脸壳子。那孩子向她仔细望去,说道: 
  “在下没福气消受这样美丽的娘子。” 
  他仍旧赶他的路,放开嗓子唱着: 
    大王“踢木鞋” 
  出门去打猎, 
  出门打老鸦…… 
  唱了这三句,他便停下来了。他已到了五○一五二号门前,发现那门是关着的,便用脚去踢,踢得又响又猛,那股劲儿来自他脚上穿的那双大人鞋,并非完全由于他的小人脚。 
  这时,他在小银行家街转角处遇见的那个老妇人跟在他后面赶来了,嘴里不断叫嚷,手也乱挥乱舞。 
  “什么事?什么事?上帝救世主!门要被踢穿了!房子要被捅垮了!” 
  孩子照旧踢门。 
  “难道今天人们是这样照料房子的吗!” 
  她忽然停下来,认出了那孩子。 
  “怎么!原来是这个魔鬼!” 
  “哟,原来是姥姥,”孩子说,“您好,毕尔贡妈。我来看我的祖先。” 
  老妇人作了个表情复杂的鬼脸,那是厌恶、衰龄和丑态的巧妙结合,只可惜在黑暗中没人看见。她回答说: 
  “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小牛魔王!” 
  “去他的!”孩子接着说,“我父亲在哪儿?” 
  “在拉弗尔斯。” 
  “哟!我妈呢?” 
  “在圣辣匝禄。” 
  “好吧!我的两个姐呢?” 
  “在玛德栾内特。”①那孩子抓抓自己的耳朵背后,望着毕尔贡妈说: 
  “啊!” 
  ①以上三处都是监狱的名称。 
  接着他旋起脚跟,来了个向后转,过一会儿,老妇人站在门外的台阶上,还听见他清脆年轻的嗓子在唱歌,一直唱到在寒风中瑟缩的那些榆树下面去了: 
    大王“踢木鞋” 
  出门去打猎, 
  出门打老鸦, 
  踩在高跷上。 
  谁打他的下面过, 
  还得给他两文钱。 
    
    
    
  
 
 
 
 
 
 
 
 
 一 有始

    

  一八三一和一八三二,紧接着七月革命的这两年,是历史上的一个最特殊和最惊人的时期。这两年,象两个山头似的出现在这以前的几年和这以后的几年之间。它们具有革命的伟大意义。人们在这期间能看到许多危崖陡壁。在这期间,各种社会的群众,文明的基础,种种因上下关连和互相依附的利益而形成的坚强组合,法兰西古旧社会的苍老面貌,都随时忽现忽隐在多种制度、狂热和理论的风云激荡中。这种显现和隐灭曾被称为抵抗和运动。人们在其中能望见真理——人类灵魂的光——放射光芒。 
  这个令人瞩目的时期相当短暂,已开始离我们相当远了,趁早回顾一下,却还能抓住它的主要线索。 
  让我们来试试。 
  王朝复辟是那种难于下定义的中间局面里的一种;这里有疲乏、窃窃的议论、悄悄的耳语、沉睡、喧扰,这些都只说明一个伟大的民族刚赶完了一段路程。那样的时代是奇特的,常使那些想从中牟利的政治家们发生错觉。起初,国人只要求休息!人们只有一种渴望:和平,也只有一个野心:蜷缩起来。换句话说,便是要过安静日子。大事业,大机会,大风险,大人物,谢天谢地,全都见够了,再也接受不下去了。人们宁肯为了普吕西亚斯①而舍弃恺撒,宁肯为伊弗佗王②而舍弃拿破仑。 
  ①普吕西亚斯(Prusias),指比西尼亚的普吕西亚斯二世,他将汉尼拔出卖给罗马人。 
  ②伊弗佗王(roidGYvetoFt),法国贝朗瑞民歌叠句中的人物。 
  “那是一个多么好的小国王!”人们从天明走起,辛辛苦苦,长途跋涉了一整天,直走到天黑;跟着米拉波赶了第一程,跟着罗伯斯庇尔赶了第二程,跟着波拿巴赶了第三程;大家全精疲力竭了。人人都希望有一张床。 
  疲敝的忠诚,衰退了的英雄主义,满足了的野心,既得的利益,都在寻找、索取、恳请、央求什么呢?一个安乐窝。安乐窝,它们到手了。它们获得了安宁、平静、闲逸,心满意足了。可是与此同时,某些既成事实又冒出了头,要求人们承认,并敲着它们旁边的门。这些事实是从革命和战争中产生的,是活生生存在着的,它们理应定居于社会,并且已定居在社会中了,而这些事实又通常是为种种主义准备住处的军需官和勤务兵。 
  因而在政治哲学家们面前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在疲乏了的人们要求休息的同时,既成事实也要求保证。 
  保证对于事实,正如休息对于人,是同一回事。 
  英国在护国公以后向斯图亚特家族提出的要求是这个; 
  法国在帝国以后向波旁家族提出的要求也是这个。保证是时代的需要。是非给不可的。亲王们“赐予”保证,而实际给保证的却是事实自身的力量。这是一条值得认识的深刻的真理,斯图亚特家族在一六六二年对此不曾怀疑,波旁家族在一八一四年却瞅也不屑瞅一眼。 
  随着拿破仑垮台而回到法国的那个事先选定了的家族,头脑简单到不可救药,它认为一切都是由它给的,给过以后,并且可以由它收回;它还认为波旁家族享有神权,而法兰西则毫无所享,在路易十八的宪章中让予的政治权利只不过是这神权上的一根枝桠,由波旁家族采摘下来,堂而皇之地赐给人民,直到有朝一日国王高兴时,便可随时收回。其实,波旁家族作此恩赐,并非出于心甘情愿,它早就应当意识到并没有什么东西是由它恩赐的。 
  它满腔戾气地觑着十九世纪。人民每次欢欣鼓舞,它便怒形于色。我们采用一个不中听的词儿,就是说一个通俗而真实的词儿:它老在咬牙切齿,人民早已看见了。 
  它自以为强大,因为帝国在它眼前象戏台上的一幕场景似的被搬走了。它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正是那样搬来的。它没有看出它是被捏在搬走拿破仑的那同一只手里。 
  它自以为有根,因为它是过去。它想错了;它是过去的一部分,而整个的过去是法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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