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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0-鲁迅其人:全面解读鲁迅-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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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人”思想是鲁迅1907年在日本求学时期提出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观点,堪称鲁迅全部思想的出发点。人是宇宙间最伟大的生命,对人的哲学理解是古今中外思想家的一个永恒主题。作为一个为祖国、为民族而殉道的“人之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鲁迅全部文化活动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对人的主体性给予了自始至终的关注。打开《鲁迅全集》,“人”是出现最多的一个字眼,据电脑统计,共出现了21362次。这就是说,在2930762字的《鲁迅全集》中,鲁迅每写140字,其中就有一个“人”字。这不能不令人瞩目。确实,无论是关于个人的问题,还是关于民众的问题,鲁迅都讲得很多。所以,研究鲁迅对人类——特别是中国人自身的认识,应该成为鲁迅研究一个重要的目标。鲁迅的“立人”思想,可以说是进入鲁迅思想艺术宝库的一把钥匙,对于深入理解鲁迅的思想和著述,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立一代新人来说,也具有十分有益的启示。    
    “立人”思想的提出    
    20世纪初期,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都发展激化了。在西方已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可是在东方古老的中国,面临的还是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日益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清王朝对内加紧阶级压迫与种族压迫,对外则卖国投降,人们感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人民只有进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才有出路。然而,时代还没有提供条件,让人们运用唯物史观去观察和解决中国问题,因而人们向西方寻求真理,进行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19世纪后半叶以来,在解决中国出路问题上,农民虽然多次起义,反抗封建统治的秩序,但由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最终都失败了。在统治阶级内部,封建阶级洋务派,鼓吹兴办实业,企图用富国强兵的新政补天。资产阶级改良派,则鼓吹君主立宪,实行“君民同治”的开明专制,幻想依靠“圣明”君主来挽救颓势。以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要求用革命手段推翻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是最先进的了。    
    1902年,鲁迅到日本留学。当时的日本,云集了一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人士。围绕中国出路问题,他们正进行着激烈的论战。作为著名的革命派人士章太炎的学生,这场论战自然引起了鲁迅的关注。鲁迅当时“往集会,听讲演”《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热情地关注着和思考着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重大的时代课题。    
    经过反复的思考,鲁迅先后写下《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等重要论文。文章各有中心,但都是探讨人类文明发展史,从史的发展中进行立论。鲁迅是想透过历史的迷雾,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从中找出救国救民的道路。    
    这时期,鲁迅在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方法上,有着如下的特点:(一)他认为要救国“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他强调要近知自己的国情,远知别国的实际,知己知彼,才能自觉地取他人之长,避他人之短。只有这样,才能将外国文化中的精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二)他提出“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要做到审己知人,就应当进行历史发展的考察,知道事物演变的因果关系、发展的轨迹和趋向。反对那些“不为将来立计,仅图救今日之阽危”以上几处引文均见《坟·文化偏至论》。的皮相认识和实用主义作法;(三)他还提出要注意本末偏正的关系。鲁迅反对抱残守阙、盲目排外的思想,也反对全盘西化的思想。他主张“苏古掇新”,采撷西方文化的精华,又不失民族固有之血脉。他反对舍本逐末,将偏颇的和陈旧的东西,当做正确的和先进的事物加以引进。    
    鲁迅对人类文明史的广阔探讨,反映着他早期的哲学社会思想。从中可知:(一)他认为人类社会是进化发展的,“自卑而高,日进无既”《坟·人之历史》。。人类的进化和发展,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他说:“人类既出而后,无时无物,不禀杀机”;“平和为物,不见于人间。其强谓之平和者,不过战事方已或未始之时,外状若宁,暗流仍伏,时劫一会,动作始矣”;“故杀机之,与有生偕;平和之名,等于无有”《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强调事物发展的斗争性,这和他所处的时代有关;(二)他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以波浪起伏的形式前进的。“所谓世界不直进,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进退久之而达水裔,盖诚言哉”。而人类文明的起伏发展,表现为一种文明发生发展后,就会产生偏颇流弊,另种新文明则继之而起。人类文明正是在不断克服偏颇中发展的。“由是观之,可知人间教育诸科,每不即于中道。甲张则乙弛,乙盛则甲衰,迭代往来,无有纪极”《坟·科学史教篇》。;(三)鲁迅在探讨人类文明发展时,偏重于对上层建筑的考察。虽然,他认为物质文明是“现实生活之大本”,将科学看做是辉照世界的“神圣之光”、“人性之光”,可是他更强调上层建筑改革的作用,强调精神的力量。他在谈到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时说:“受其改革者,盖非独宗教而已,且波及其他人事,如邦国离合,争战原因,后兹大变,多基于是。”他在谈到思想解放的作用时说:“束缚弛落,思索自由,社会蔑不有新色,则有尔后超形气学上之发见,与形气学上之发明,以是胚胎,又作新事:发隐地也,善机械也,展学艺而拓贸迁也,非去羁勒而纵人心,不有此也。”他认为西方新理想主义的“主观与意力主义之兴,功有伟于洪水之有方舟者焉”《坟·文化偏至论》。;(四)鲁迅强调少数人的历史作用。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应由少数的天才英哲导人群以前行。他殷切期望启蒙主义者的出现,以提高人民的觉悟。他说:“属望止一二士,立之为极,俾众瞻视,则人亦庶乎免沦没”《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五)鲁迅强调个性解放和人道主义,对于阻碍个性发展和违反人道的事物深恶痛绝。    
    鲁迅根据自己对于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探讨,在“剖物质”的命题下;着重批判了洋务派的新政。他指出洋务派“震他国之强大,栗然自危”,于是倡“兴业振兵之说”《坟·科学史教篇》。,“竞言武事”,“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他们想在封建帝制下,吸收西方物质文明,通过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发展军事工业、工商业,以为这样就可以富国强兵。鲁迅指出他们“引文明之语,用以自文”的西方物质文明,到19世纪后半叶,它的流弊已很明显:他们唯利是趋,没有理想和创新的精神。物俗败坏了人们的心灵,社会上充斥了诈伪和罪恶,于是勃兴了新理想主义来纠偏。洋务派对过时的、偏至的东西馨香顶礼,而他们的新政又只是从西方物质文明中“抱枝拾叶”,像盲人似地“宝赤菽以为玄珠”。鲁迅认为,迷信物质而不考虑人的精神,那么“举国犹孱,授之巨兵,奚能胜任,仍有僵死而已矣”《坟·文化偏至论》。。    
    鲁迅还在“排众数”的命题下,着重批判了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的君主立宪。改良派提出“各国皆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君主立宪,由君主立宪而始共和,次序井然,断难躐等。中国今日,亦只可为君主立宪,不能躐等而为共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二)。。鲁迅在《中国地质略论》里,批判了这种臆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模式,明确表示赞同资产阶级革命。他说:“谈人类史者,昌言专制立宪共和,为政体进化之公例;然专制方严,一血刃而骤列于共和者,宁不能得之历史间哉。”他指斥改良派“以福群之令誉”,“掩自利之恶名”。他们“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他愤慨地指出:“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坟·文化偏至论》。    
    鲁迅对于洋务派和改良派的批判,赞同革命派使用暴力去实现共和,表现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不过,鲁迅对于国家命运的思考,并不限于政体的改革,不是实现了共和就可止步,他追求的是建立“人国”,要求的是“立人”。    
    鲁迅提出“立人”问题,也是和他从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探讨,得出中华民族在“文化竞争”中失败了的认识有关。他看到一些文明古国多是“灿烂于古,萧瑟于今”,中途衰落了。创造过灿烂文化的希伯来、以色列、印度、埃及等,都已听不到新声。中华民族从黄帝时定居华土,创造了斐然夺目的文化,但中途也衰落了。鲁迅认为这些文明古国的衰落,是由于固步自封,保守停滞,使民族失去了向上发展的活力,而那些曾被视为不开化的野蛮民族,却追上来,超过去了。近代西方以物质文明炫耀天下,其强盛的根底还是在人;清季,中国受到外族的凌辱奴役,根本原因还在国民的愚弱。因而他明确提出了“二十世纪之新精神”,在于维护人的尊严,光耀人的精神生活,明白人生的意义;中国“情状自不能无所变迁”,必须“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要“辟生路”,他认为,“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坟·文化偏至论》。。他根据“人文史实之所垂示”,强调必须“致人性以全”《坟·科学史教篇》。。有了健全的人性,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愚弱的现状。他说:    
    ……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坟·文化偏至论》。    
    鲁迅提出的“立人”思想,把“沙聚之邦”的中国改造成为“人国”的理想,充满着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色彩,是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长期禁锢人民群众思想、压制人性健康发展而提出的一个思想启蒙运动的理论纲领。这个理论纲领的最终奋斗目标,是要把中国改造成为具有“最理想的人性”的国家。    
    归结起来,鲁迅形成“立人”的思想,是源于:(一)他对清季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他认为洋务派和改良派的主张谬而失正,都不是救亡之道。他赞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革命,但强调提高群众觉悟,改变群众愚弱麻木状态,进行思想启蒙运动(其中包含着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志士流血的教训);(二)他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探讨,使他认为只有“立人”,才是民族图存之道;(三)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对他思想上的影响。    
    鲁迅“立人”思想的内容    
    鲁迅到日本后不久,就开始注意“立人”的问题。据许寿裳回忆,1902到1904年间,两人“见面时每每谈中国民族性的缺点”,“我们又常常谈着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以许寿裳和鲁迅相交相知之深,并验证鲁迅的生平和著述,这段回忆是可信的,这一时期,鲁迅不仅是从思想上探讨“立人”的问题,而且已经着手实践了。1903年,他在翻译儒勒·凡尔纳科学幻想小说《月界旅行》的《弁言》中说明,他译书的目的是使人们“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充文明”。    
    如前所述,鲁迅对于“立人”问题的关注和探讨,以及着手实践,是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进行论战的背景有关。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先进的人们在谋求国家出路时,感到国家的盛衰与民众的状态有关。仅从1902到1904年的时论看,围绕着民质、民力、民气、民德、民志、民智等的讨论,对于民族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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