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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特点，确实是在阅读、理解和消化了这些方面有关的重要观点，掌握了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思维方式之后，就能够以此来照亮自己博大的思想，从现实人生与往昔的历史这两个侧面，反复和充分地进行思考，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自己已有的省察与领悟，而这种认识过程又反过来使他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无比准确和辉煌。正是通过这样循环不止的印证和检验的过程，他就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自己博大精深的思想知识与文化修养，以及历来所观摩到的丰富复杂的社会人生，高度结合起来进行融会贯通的阐发，使自己的思想攀登到一个更为崭新的水平。以“且介亭”命名的最后这三本杂文集中，思想浩瀚深沉，而又光芒四射，正好是体现了这样的情形。
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另一个特点，是他通过自己努力的探索和建构，极大地扩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这是他毕生追求“人性的解放”《且介亭杂文·〈草鞋脚〉小引》。必然导致的结果。他早期就认真地探索“致人性于全”，认为“根柢在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坟·文化偏至论》。，想从这个以“人”为核心的根本问题出发，从事于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工作，使整个民族都走向觉醒，从而去实现使祖国富强昌盛的愿望。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紧紧抓住精神文化根本关键的深刻的出发点，即文化建设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的精神和思想的建设，他才会最终归结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坚信和服膺这种通过阶级斗争的道路，建立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成员都能够获得全面的发展。
鲁迅曾明确地指出，从“五四”文学革命到后来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实际上正是要求从“人性的解放”，趋于“阶级意识觉醒”《且介亭杂文·〈草鞋脚〉小引》。。进行“人性的解放”的思想启蒙，是人类通向近代历史阶段的第一层次的思想解放，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正是要在“人性的解放”这个牢固的思想基础上，完满地去实现“阶级意识觉醒”，这是人类在进入近代世界后第二层次的思想解放。上述两个递进的层次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如果人们还处于并未解放的浑浑噩噩的精神状态，那是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意识觉醒”的。像鲁迅这样充分地思考，从“人性”到“阶级性”都完整地觉醒起来的全部精神状态，自然就可以保证他很全面地思考新文化建设的问题了。
鲁迅正是这样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的视角出发，深刻地理解和牢固地把握“民众的大层”中的“风俗习惯”的“改革”《二心集·习惯与改革》。。因为在这个最为广阔的基础上，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发展的脉络和衍变，就既可以在回顾中间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的澄清，又能够在前瞻中间对建设自己民族的现代新文化问题，做出明确的预测和阐述。像鲁迅这样全面和深刻的对于文化问题的思考，确实为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做出了辉煌的贡献，也就是说在这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此种情况在研究鲁迅的思想风采时，是必须加以充分注意的。
我在长期研究鲁迅的过程中，始终都在思索着鲁迅作为一位伟大思想家的独特风采，究竟包括哪些重要的内涵，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更好地认识和研究鲁迅极为有益，因而曾就此陆续写过若干有关的文字，但都感到表述得还不够丰富和完满，因此又将自己的思索撰成这篇文章，也许仍旧没有很大的进展，只好先以此就正于鲁迅研究界的各位师友，深愿在详尽的商榷中使我能够得到应有的提高。
1991年6月15日于北京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6期）
《鲁迅其人》第二部分鲁迅：思想的构成与特质
鲁迅作为思想家，不同于一般古今中外各色各样的思想家，他是融作家、革命家、思想家于一体而以作家——艺术家心性为根基的思想家；他没有一本关于思想学说的著作，也没有一本完整地表达他的思想的著作；他的思想都散见于他的短小的杂文之中，因此他的思想家的特质和思想的特质，都是表述于他的杂文学形态之中，以“杂文”为载体而存在和流传于世。他的杂文世界就是他的思想世界，反过来说，他的思想世界也就是他的杂文世界。如果把他的思想比作高山峻岭，那么，它是以众多“思想——杂文”的山丘层垒地堆聚而成的；如果比作思想的大厦，那么，众多的“思想——杂文”的“砖石”、“木材”、“雕梁画栋”、“础石”和“支柱”，便是构筑这大厦的各色材料。
正因为如此，他的思想表露和呈述的形态，就不是抽象的、逻辑的、理性的、理论的、论证的、陈述的；而是具体的、具象的、情感和“情感——理性”型的、文学的、艺术的、呈现的，因此是生动的、活泼的、流泻的、引人的。
也因为如此，所以他的思想是散在的、散发的、由小见大、由浅见深、由具体见抽象、于情感见理性的。他不是在一部书、一篇文章中“和盘托出”他的思想，而是在许多短小的篇章中，分散地闪烁着他的思想。一方面是他化整为零地流泻、呈现、表露他的思想的各种内涵；另一方面，是读者又可以化零为整地把握、理解他的思想总体和总体的思想。
他说过他没有什么思想要宣传，没有什么主义要施行。的确如此。但这只是说，他并没有创立一种什么学说、理论、主义，然后要去论证、宣传、提倡，要人们信奉，向别人推行。他是从爱国爱民出发，从追求祖国的兴盛、民族的复兴、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这个总体目标出发，探寻如何来实现这个目标：依靠什么人、反对什么人、抓住什么根本、通过什么途径等。由此，他观察社会、观察人、研究历史、借鉴外国，从文化和人的心态入手去探寻新生之路，从而产生了他的理解、见解、观点、理论。既形成了一个思想总体、思想体系，又随遇而发地呈现和表露。
他不是从哲学的本体论或认识论或方法论去阐述他的思想，他也没有从伦理学说、政治学说、社会——历史学说以及其他学科的角度，去演绎和归纳他的理论与思想。他不是这种一般类型的思想家。他是以他的散在的、散在而又能汇总自成体系的思想，以他的独特的、创造性的、深邃的、蕴含着丰富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的思想，尤其以他的出众的思想才智、思想特质而成其为思想家的。他的思想，以其饱含着现实社会内涵、融会着现实的爱与恨、渗透着人间悲欢和民族血泪，而且有一种炽热的、令人炙手可热、令人心动情撼的震撼力和吸引力、教育性和启发性。
我们可以说，他的思想的核心、重点和特质就知人论世周扬语。1980年春末夏初，中国鲁迅研究会在京召开纪念鲁迅诞生100周年学术讨论会撰稿会议。会上周扬同志讲话，提出鲁迅的思想作品主要可说是“知人论世”。，也就是剖析人，剖析社会，而于解剖时，又针砭时弊、追溯历史、深及文化——心理层次。这就浑然而成一个思想整体。他的思想和作品是百科全书式的。但这并不是说他的思想充分运用了各种科学、人文科学以至自然科学的理论、素材与方法，而是说，在他的杂文中，在他的散发散在的思想中，蕴含着以上诸科学的知识的内涵和基本理论观点与规律，在解剖过程中，运用了这些科学的种种知识。但“千流归一”，他并未游离地、单纯地运用这些科学知识，而是汇融地、渗透地、自然流泻浑然一体地裹挟于他的叙事状物、分析解剖之中。对他的短小精悍的杂文，和这些杂文中的一些行文与语言，人们今天在注释与解析中，发掘和牵涉到各种学科，大篇大篇地解释那些学科知识，抉隐发微，从许多“潜台词”中解析出许多内涵。这情形正表明了鲁迅思想、鲁迅杂文的特质：内涵和结构的特质是厚积薄发的。
正是这种知人论世的思想特质和这种百科知识性的论证范型以及厚积薄发的叙事方式，使他的思想——杂文，是丰富的、多彩的、活跃的、泼辣的，并散发知识的芳香、薰炙人间烟火气。他早就表示过他不愿意做那种远离人间、深入山林、坐古树下、静观默想、能“讽见三世”、“观照一切”的“天人师”式的思想家；他只愿“执著现在”，“救小创伤”，“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来爬去”；他几乎是带点自豪地说，“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间，又是一个常人。能够交着‘华盖运’”《华盖集·题记》。。他还说：“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同人民一起遭逢“华盖运”并与它搏斗，拼着自己的灵魂荒凉与粗糙，而同民众一起，“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这就是他的思想——杂文产生的背景和“泥土”，这也就是他的思想的力量与内涵的人民渊源、生活根基。
的确，鲁迅在思想理论的论述中，始终抓住了“人”这个根本。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鲁迅的思想理论从来不带抽象性，更不陷入神秘主义，这原因就在他始终不脱离现实，而他自己所说的“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一切“抽象”和“神秘”都在这“实践”和“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化解了，转变为和着民众血泪悲欢的实际生活了。“国民性”“中国的出路”“社会的前途”这些抽象的课题，都被他落实于眼前的人民求生存、谋解放、国家民族救亡图存的实际生活与斗争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从这些实际生活的事实中、需要中，从这中国的现时的“人间烟火”中提炼、抽象出来这些课题的。而且，在面对和解析这些现实课题时，他又紧紧抓住了“人”这个根本。理论要彻底和能够说服人，就要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鲁迅抓住了“人本身”这个根本，所以他的思想理论是彻底的、能说服人的。但鲁迅对“人本身”也不是抽象地、凝固地去理解的。他从救国救民的课题和他的总体思想出发，自然地把“人”具体为“二十世纪的中国人”，而且在这个“人”的背后始终有一个孤苦伶仃贫穷愚昧的中国农民的身影站立着（阿Q、闰土等）。他的“国民劣根性”问题是与这个“人本身”的命题相联的，一而二、二而一。因此，“国性民”问题也被纳入他的这一总体范畴之中了。这样，他的“人——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中国农民”的解放的命题和课题，就直接同中国的民主革命问题联系起来了，甚至包含了革命的动力、同盟军、战略策略等这些基本命题在内。他的高明和深刻正表现于此。但是，他又不是从政治理论、革命学说的角度来提出这些问题和做出解答的，而是从思想文化以至民族心态角度来做这些“功课”的。他作的不是“政治文章”，作的是“文化文章”。这正表明他是一位文化大师，一位“文化—思想”型思想家。
正是从上述的立场、视角的高度和深度出发，他在前期用小说和杂文，解剖、抨击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后期则主要运用杂文来解剖国民性。不过，在后期他的两点明显的改变，也是跃进与提高。其一，他越来越明确，（直至最后运用阶级分析）中国人是一分为二的。一面是压迫者、剥削者；统治者，包括帮凶、帮忙、帮闲的部分知识分子，或统称为“高等华人”；另一面是被压迫者、被剥削者、被统治者，包括与他们同命运的知识分子，统称为“平民”、“下等人”。他在后期鲜明地运用了阶级观点，并以此为理解历史发展的线索。其二，他在依旧不留情面地剖析、抨击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同时，又肯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和国民性中积极的、向上的、优秀的一部分，这是他所说的“中国的脊梁”。这成为他后期思想中的渗进、“排挤”、去除悲观绝望阴影的亮色和火炬。“绝难破毁的铁屋子”，已经在他眼中改变，成为在苦难和斗争中进向光明的国度，并要“参与世界的事业”了。
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小说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