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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要听你的事。你不知道，我常常觉得我对你的了解太少了。有时候，”她自己对自己笑了一笑，“我真希望我是从小跟你一块儿长大的。”
“八年前，我从部队复员回到北京，正赶上父亲到南方出差，准备顺路看望龙奶奶，就带我—起来了。”
“那年你多大？”
“十八岁。”
“你当了几兵？”
“三年。噢，我从小长得高，参军那年虽然只有十五岁，我多报了两岁，也蒙过去了。当然，父亲帮我说了好话。”
“你为什么不继续上学？”
“这个嘛，这可能是我一生中犯的第一个大错误，不过现在还不能完全肯定。念初中的时候，我就立志要当一个作家，而且要当一个好作家。那时候出了一些很有名的农民诗人、战士作家，都是些不认识多少字的人，所以我觉得我有初中华业的文化程度就足够了。当作家主要靠生活，特别是工农兵的生活，所以初中毕业就当兵去了，然后再当工人、农民。可是后来我渐渐发现，要当一个好作家，没有渊博的文化知识绝对不行。光了解些生活表象是写不出好作品的，必须对生活有透彻的理解和剖析，这就得有知识，有思想武器和理论武器。”
“所以你现在拼命看书……”
“是的，我想努力弥补我这个缺陷，多看书，多思考。”
“你真了不起！你总是有明确的追求目标……”
“哪怕这个目标是不正确的，或片面的，等到发现了，我可以去纠正，去弥补。我最怕没有目标。没有目标我就无法生活！”
“项光，我真地非常非常喜欢你这种精神。可是，我一直想不明白，你这么爱学习，爱思考，怎么就看不出‘联司’不对呢？”
“你！”他露出一个恼怒的表情，但随即又笑了，还把她搂紧了一下，“你今天到这儿给‘红旗’总部上班来了？”
她也乐了，向他依偎得更紧些：“好，今天咱们不辩论观点。你接着讲你的故事。”
“我跟父亲在龙奶奶家住了三天。父亲给我讲了当年的故事，带我看了他负伤的地方，藏身和养伤的山洞，然后又带我到虎牙峰下，看了当年游击队的指挥部、宿营地，还有几次至要战斗的旧战场。我还头一次听说，在那一片广大的山区里，除了父亲的游击队，还同时存在着好几股土匪，他们也把游击队看作是一股土匪。游击队与各股土匪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微妙。有时候打一仗，有时候达成互不侵犯的默契，有时候还互通有无，比如用布匹换油盐，用首饰换大米，有一次还用现大洋从一股土匪那儿买来一挺机枪两箱子弹。这些事让我更加认识到生活的复杂性。不过，这三天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龙奶奶一家人，特别是龙奶奶和银叔。他们猛一看很质朴，很单纯，细琢磨又很不简单。我当时就想：要了解中国的农民，就应该从他们开始。我应当承认，十八岁正是个充满幻想的年龄，但是，在准备动身回北京之前，我告诉父亲说我已决定在康平找个工作，住下来；我说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所做的最后决定。”
“父亲同意了？”
“说不上同意不同意。早在我要去当兵时，他就讲明了他的原则：凡是有关我生活道路的重大决定，他只提供参考意见，决定由我自己做，错了自己负责，自尝苦果。就这样，我留在康平，进了七四一五厂当学徒工。”
“你有很强的自立精神。”
项光却微微摇了摇头：“父亲希望我这样，我也曾经以为自己是这样，可是后来发现实际上不完全是。当初如果不是父亲出面，我根本进不了七四一五厂——那时候所有的工厂都不招新工人。现在父亲没有力量了，我又很难离开这个厂或者不再当工人。当初我并不是为了当一辈子工人才决定留在康平的。”
“啊，幸亏是这样！否则我就遇不见你了。”
“我已经在康平待了八年了。这八年里，我每年总要去看龙奶奶一两次，去年只是春天去了一次，到现在已经一年多没去了。”
“那咱们快走吧！让你这么一说，我也真想早点见到龙奶奶了。”
43
龙奶奶今年七十整。耳有点背，眼有点花，可仿佛什么都听得清看得见；牙齿落了一半，照样吃东西；腿脚不大方便了，照样山上山下拾柴火。
一见项光，龙奶奶乐得合不上嘴，拉着他从头到脚细细地看，看着看着，眼圈儿红了，在他肩上打了一下：
“一年多了，不来看你奶奶！”
“这不是来了吗？”
“老不来，奶奶想你啊！”
“总想来，可总没时间……”
“嗯，忙。跟你银叔一个腔调，碰到亏理的时候，就祭起这道救命符，忙，忙！”
迟丽中第一次看到项光居然也有在“辩论”中“理屈词穷”的时候，噗嗤一声儿乐了。这倒提醒了项光得到一个脱身之计：
“奶奶，今天我给您带来一个新客。您瞧，她是——她叫迟丽中。”
“哟，瞧我！”龙奶奶一拍腿，“光顾了看你，倒把新客慢待了。”
“奶奶！”迟丽中恭敬地叫了一声。
“唉”龙奶奶答应着，看看迟丽中，又看看项光，“小子，她是你媳妇儿？”
“没过门的。”
“懂啦！用你们的新词儿，该叫对象。”
迟丽中红了脸，但也给逗乐了。
“臊什么？来都来了！”龙奶奶拉着迟丽中的手，也从头到脚地细细看了一遍，“嗯，是个挺俊的闺女，也必是个挺有心计的闺女——奶奶看得出来！”
龙奶奶深陷在皱纹堆里的眼睛慈爱地眯缝着，伸出手把迟丽中散在面颊上的头发往后拢了拢。这个细小的动作使从小失去母新的迟丽中产生—种新奇的感觉，爸爸不会这样，别人更不会。她一点儿也不觉得拘束了，亲昵地回答着龙奶奶有关她年龄、家世的询问。
“阿明欺负你吗？”龙奶奶又问。
“阿明？”
“阿明是项光的小名……”
项光插嘴道：“奶奶，这小名是要保密的。”
“跟她也保密？”
“反正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迟丽中不满地瞟了项光一眼，但也没多问；要到很久以后，她才知道这小名的使用范围。
龙奶奶也就没再用过这个称呼。她起身去点燃灶火，说是要“烧水舞饭”。迟丽中想帮忙，龙奶奶不让，迟丽中也真有点插不上手，不知道山里农家这一套事怎么做。半锅水烧到吱吱作响时，一位中年妇女来了。项光亲热地管她叫“银婶”，龙奶奶抢着把迟丽中介绍给她。她也拉着迟丽中的手端详了一阵，又夸奖了一番，而迟丽中竟也毫不感到拘谨。迟丽中觉得自己是被她们当作家庭中的一员对待的。
银婶接着去“烧水舞饭”。龙奶奶拉着项光和迟丽中坐在门口，每人一只粗木小板凳。顶光开始向龙奶奶讲他这一年多的情况，讲得极仔细，极认真，迟丽中注意到他好像完全解除了戒备。他不仅讲到他做了些什么，重要的事都要讲到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甚至讲到有几种可能的做法，而他是怎样从中做出选择的。同样，他不仅讲到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或想法，还要说明为什么这样看，甚至列举出对同一问题的各种看法，而他为什么认为自己的看法是对的。当这些事情、问题和看法涉及到“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复杂、微妙的敏感区时，他的表达也显得颇为困难，有时是因为内容本身就不清楚，大概项光也还没有想透，有时是因为不得不使用一些不通俗的词语和比较深奥的逻辑思辨。这些东西，迟丽中听着都觉得很费劲，也不敢说全听懂了，可是她几次偷眼观察龙奶奶时，发现老人始终在聚精汇神地听着，而且还在专心地边听边想。迟丽中惊讶之后又不由得猜想：老人的文化程度和理论修养当然都不高，但是她想必有她自己的独特的理解方式。
项光讲完了，龙奶奶还在想。她的嘴抿成了一条瘪进去的线，眼睛眯起来望着很远很远的地方，使迟丽中觉得老人不是在想眼前的事，而是在追想很久很久以前的往事。过了好—阵，老人收回目光，看着项光说，
“有些事，奶奶一时还看不准。上面说，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儿，这话不假。新问题，不能再用老眼光看啦！看来你就是在琢磨这些新问题，想解决这些新问题，奶奶觉得很应该。不管怎么说，有—条奶奶认得准：这命是咱们这样的人家革下的，如今往后，还是得咱们这样人家的娃儿革下去。咱们打下的江山，咱不坐谁坐？有人想篡位，咱不保谁保？咱是把身家性命都放在这上面了，刀搁脖子不含糊！咱跟有些角色不一样，那些角色嘴上说得好听，蹦达得比谁都欢，可心里头指不定想的是什么杂碎！小子，好好干吧，奶奶信得过你。只要不离开革命的大谱儿，就错不到哪儿去！”
“奶奶说得也是，”顶光诚恳地说，“现在情况很复杂，好多问题一时找不到答案，立场问题就显得更重要了。所以我总是要求自己，无论对什么事，一定要首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看，看它是不是符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革命的利益。”龙奶奶接道，似补充又似纠正，“啥时候也不能忘了咱们是干革命的。就说你银叔吧，去年冬天，人家要他靠边站了。我说：一个大队的担子不算重，换个人挑挑也没啥，只要是干革命的就行，你看着点就是了。你银叔看了一阵，来跟我说：娘，那些人路不正，我不能靠边站，得往前站。其实我也在看，只一件事就能看出个大谱儿，他们上任立下的头一个章程，就是参加武斗队的人可以不出工，每天照记十五分。这叫革命？当年我和你银叔替游击队办事，谁给记工分来着？我就对你银叔说：是这样，你接着干吧！就这么着，你银叔名义上靠边站了，可该说的话还是说，该管的事还是管。”
项光问：“那群众还听他的吗？掌权的人能依他吗？”
龙奶奶淡淡地一笑：“他在这儿有根基，不说是不说，只要说话，基本群众就听他的。想篡位的那帮人当然嫉恨他，有一阵还谋划过暗算他。这个咱不怕！还是那句话：咱是把身家性命都舍给革命的人家！再说咱有根基——风声紧的那阵子，基本群众偷偷给咱家站了两道岗，上头一个，下头一个，从天—黑直到天大亮，过了五宿我们才知道，让他们撇，他们说什么也不肯。”
迟丽中一面听着，一面心里直惊讶。山里农村这种关系，是城里没有的，也是一下子很难理解的。
晌午饭在当院石桌上摆好的时候，龙长银回来了。五十岁上下年纪，魁梧粗壮的身材，一张黝黑的四方脸，半部灰白相间的络腮胡子，穿一身山里人常穿的黑布裤褂，戴一顶很旧的、帽檐软沓下来的制服帽。帽子和裤褂不大协调，却是干部的标志。
他看上去是个寡言的人。他对项光的到来很高兴，对迟丽中也很喜欢，但这些都不是说出来的，而是从眼神里流露出来的。
“娘，”他很郑重地向龙奶奶说，使迟丽中觉得就像下级在向上级汇报请示，“南坳里那片玉米得追一次化肥，到县里拉化肥，道上不大太平，我叫老二老三去了。老二家里的老三家里的领着十几个妇女去柳条沟那边干活，路远，我让她们晌午不回来了。”
“嗯，行呀。吃罢饭让你家里的送饭去，后晌也在那边干活。”
“早上掌权的把我请去了——难为他们倒是发了个‘请’字。他们说，只要我表态承认他们那一派是革命的，等大队成立革委会时，他们就拥护我当革委会主任。”
“你怎么说？”龙奶奶也很认真地问。
“我说到时候再说吧。”
龙奶奶点点头：“嗯，行呀，就这么说。革命不革命，他们自己还不知道？咱们当年革下这个命，谁也没逼着谁承认过。”
迟丽中忍不住问；“银叔，你不答应他们的条件，他们会不会……”
龙长银微微一笑：“闺女，乡下的事，跟城里不一样。抢去两块木疙瘩，占下队部几间屋，啥用都没有！打个比方说，早年间乡下大姓的族长，一没功名，二没权位，三没田产，凭的是个根基，不光本姓族人，连村外的小姓各户都听他的，说话那个灵，什么村长乡长保甲长的，根本没法比。咱的根基是靠革命革下的，他喊声打倒就真能打倒了？咱这个大队一共三百七十六户，二十八个姓，老老少少两千零一十六口人，这么大家业，想当家主事，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吃罢饭，银婶挑着个小担子去给妯娌们送饭。知道项光和迟丽中后晌要走，回来时赶不上了，便恋恋地同他们道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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