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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所谓的“孔子为王”，同样只是三位一体的一位。后世的《公羊》学者们，往往也借助这种说法，来制衡皇帝的权力。我这种说法未必能得到现代《公羊》学者们的认可，但是我这里要表述的，是希望较好帮助不知者来理解西汉的学者们是如何看待《春秋公羊》的。至于现代学者们如何解释《春秋公羊》，是另一回事。我所做的是，是表达西汉时代以及之后一些时代的人们对《春秋公羊》的认知。
至于说“孔子改制”，则是属于所谓的“公羊口说”，一般认为是后代公羊学者的发挥。究竟是孔子的本意还是后代公羊学者的发挥，在当时也许是个大问题，影响到一系列观点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但是在今天，却变得毫不重要了。我们只需知道，在当时，这种说法同样流行，虽然遭遇一部分学者的质疑，但是至少在公羊做为官方主要政治学说的年代，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孔子改制”，公羊学者们往往称之为“春秋制”、“太平制”，《公羊》学者们通过公羊口说认为，孔子在《春秋》中通过讥、贬、诛、绝等条例，实际上改变了周制，孔子要实行的，是一种全新的制度，亦即“春秋制”。这种“改制”，包括公羊学者们认为，孔子改正朔，要行夏代的历法而不用周代的历法；规定了嫡子继承制；大一统制；亲迎制；三田制；三年丧制；三等爵制；七等官制；选举制；井田制；郊制等等。观察其中这些改制，有些是因袭周制，有些确有改变。至于是否改变，我们这里不必追究，由学者们去考据好了。我们只要知道，到了西汉中后期，这些制度成为了理想政治制度。因此我们只要了解这些制度的内容和其中暗藏的含义就够了。
嫡子继承制，是提出来保持国内政治稳定的一种方法。这一点，可能是孔子从春秋的政治现实中看到了反面的教训，而强调的一种礼法秩序。至于其利弊得失，严肃的作家有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有论及（我记得韦伯的《道教与儒教》似乎也有论及，不知是否记错）；通俗的作家田中芳树《银河英雄传说》也有论及，这些人都有肯定这种继承制度的正面意义，我就不多说。
大一统制容后再述。
亲迎制，指天子以至庶人，在成婚时，男方必须亲自迎接女方，以完成婚礼。这种礼制上的道德规范，是为了确立夫妻之间的纯正关系。我们不必自欺欺人以为这是孔子尊重女权，这不过是为了确立嫡子的一种附属制度。至于强调天子亲迎，一方面固然同样是强调将来的嫡子地位，一方面，则似乎也有暗示天子一爵的意思，即认为天子不过同样是人间的一个爵位。同样要受《春秋》新王法的制约。这种制度一直持续到今天。
三田制，是限制天子打猎的时间。在之前，天子四季都可以出猎，公羊学者们认为《春秋》认为夏季打猎，有违天时，所以限制只有一年只能三季田猎。这里面在生态方面有积极的一面，主要是在政治上传递一种“仁”的信息。这里要指出，在古代，天子田猎，是一件大事，有保护庄稼、祭祀、练兵等多重含义，并非只是打打猎那么简单。这是一件重要的政治活动。
三年丧制传递的是“孝”的意思。但是就算在当时看来，也是负面意义多于正面意义。
三等爵制容后再说。七等官制无须多述，只有象征性的作用。
选举制则是反对世袭，主张选贤举能。所以汉代公羊学者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就提出要把察举制度固定下来的观点。并被采纳。所以《公羊》有所谓讥世卿，即认为卿世袭是非礼的，春秋之际，世卿是祸乱的一大表现。这种反面的教训，加固了选贤举能的思想。《公羊》学者在这里，不仅仅和古文经学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虽然经历了东汉以至两晋南北朝的反动，但终于还是对中国历史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应当说，这是有正面意义的。
井田制亦不多述。不过是关注民生的一种技术性措施。汉代的公羊学者并没有追求形式上的井田制，因为汉代的赋税轻于井田制。这里传递的政治信息是关注民生。
郊制，古代祭祀是和战争并列的大事情。孔子改变郊制，不过是希望天子定时祭天罢了。这是一种礼制，只有象征形的意义。公羊学者对这种定时郊祭的鼓吹，也成为了中国几千年的制度。
以上就是孔子改制的一些内容，也是公羊学者们从《公羊传》中发现的政治理念，这些理念有些在今天看来幼稚可笑，但是在西汉，却深深的影响着政治生活。我们从中间发生，这些公羊理念，绝大部分，是用来稳定社会秩序，制约统治者的。我们如果一定要说这是统治者的思想工具也无不可，但是无法否认的是，这个统治者的思想工具，主要还是为了约束统治者。我们无法否认《公羊》是一本政治精英教材，即便说它是工具，至少也是被动的工具，并且，对当时代的百姓来说，起了相当正面的作用。民主政治思想也被人污蔑是“统治工具”，欺骗手段，这时候，民主政治的信仰者无不气愤，但是等他们反过头来，照样会一盘污水倒在公羊学者们头上。这种讽刺性的画面，我们今天己经见怪不怪了。是为中国民主派之怪现状之一。
接下来说“天子一爵”，这是公羊学者给天子的定位，也是公羊排定的政治等级的一部分。这种思想主要来流传于公羊口说。或者说是公羊学者们的出色发挥，或者是孔子思想的流传，我个人怀疑很可能是后世公羊学者受了孟子思想的影响，而有贬天子为人间一爵的说法。这种政治理论，在今天还嫌保守，但是在当时，应当是相当激进的说法了。因为在此之前，天子是人间之神的神圣存在，是天之子，并非一爵，所谓“尔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但是公羊学者开始鼓吹天子亦是人间一爵，借《春秋》压天子，很有点把《春秋公羊传》宪法化的意思，同时又有所谓“屈君以伸天”，总之是公羊学者在寻求一个制约天子的工具。我们可以相信，公羊学者己经敏感的注意到了权力需要制约的问题。虽然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在今天看来如此的可笑，但是他们却仍然在认真的寻求这种制约力。并且公正的说，这个解决办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里不能不提古文经学的破坏作用，古文经学绝不承认有这种说法，实是深得天子之心，虽然这里对于古文学者们来说也有他们的原因，因为天子一爵论与天子受命而王的古老思想，有着深深的矛盾，公羊学者比较现实，可以忽略这理论上的破绽，但是古文经学者们却改不了他们的书呆子气，他们忽略不了又没有智慧新创，只好在中间做一抉择。而同时，西汉末期天文学有了重大的进步，对董氏的以天压君以毁灭性的打击。可以说，这个解决办法，还没有撑到西汉结束，就己经破烂不堪了，但是公羊学此后湮灭无闻，其后的学者们制约皇权，一方面是试图借助道德的力量，一方面依赖制度的惯性，一方面则祖宗皇帝的权威，同时，他们仍然还在用公羊学者们编织的己经破烂不堪的学说，他们己然缺少公羊学家们那种始创的勇气与智慧了。
“天人感应说”众所周知是董仲舒的重要思想，也是属于公羊思想的一部分，实际上本身就是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的解释。其内容无非是借用一些灾异，赋予政治意义，来吓唬皇帝。就是所谓的“屈君伸天”。一方面承认等级制度存在在现阶段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一方面又试图给最高等级的皇帝寻找制约力量，这是公羊学者们政治学说的最大特点。为什么我要加上“现阶段”的定词呢？后面会有讲到。这并非给公羊学者面子上抹金。
“夷夏之辩”影响之深远，到了今天，仍然没有消除。这是《公羊》的重要思想之一，也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最初萌芽之一。夷夏之辩在《公羊》中处处可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公羊并非是以血统种族区分夷夏。夷夏是野蛮与文明为界的。这是一种对自己文明的自信与保护，可以说是一种高傲的自卫心态。和基督教对异教徒的态度略有不同的是，基督教有的是一种进攻的姿态，他们少了一点文明核心应有的矜持，这也许与基督教初起时并非是文明核心有关。我感觉上和希腊文明对野蛮民族的态度更像一点。《春秋》对于夷夏之变，一方面是基于自信的矜持，一方面则是以文明与否做为评价标准。所以《公羊》认为，《春秋》绝不认为夷狄有资格和中国相提并论，一方面却在如泌之战这样的具体事件中，肯定为夷狄的楚，否定为诸夏的晋。这样的事例甚多，充分表明了公羊学在这方面的态度。这种文化本位论，其中开通与进步之处，只有比较不同的文明，才能体会得到。这种强者抛弃种族主义，只以文明与否为取舍的思想，就算是今天的强者也不能做到。可以说，夷夏之辩并没有成为诸夏民族的民族主义，但是却成为了诸夏文明的保护者，中国文明能传承至今，略经患难而不灭亡，夷夏之辩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这种思想对今天的民族主义，会不会有一定的启示，是值得深思的。
“经权说”同样的是《公羊》最重要的思想之一。这是《公羊》区别于其他儒学的一面旗帜。经权说的意思是指，在遵守最基本的公羊原则或者说春秋大义的基础上，可以采取从权的实际行动。也就是说，《公羊》并不认为需要事事符合经典理论，只要大的原则不违背就成了。这种思想被人讥讽甚多，甚至认为他们不是儒家，而是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但是却忽略了一点，就是公羊学者们承认有基本原则的存在。经权说的表现之一，就是“实与文不与”的春秋笔法。也就是说，《春秋》对某些事情，认为它从大义上讲是错误的，从理想乌托邦来讲是错误的，并不认可这样做，但是在某些现实的条件下，这样做起了正面的作用，所以《春秋》在实际上，仍然承认这样做的正面意义，对其表示肯定。这是经权说的一个表现。这也是为什么西汉一世的公羊家们，很少有迂夫子出现的原因。这一点同时也与西汉的王霸道杂治暗合。很可能这一点也是公羊学在皇帝“纯用儒政”后逐渐事实上失宠的原因之一。这里要注意，这种经权说，和马基雅维里的“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措手段”是不同的。马氏理论是以用目的的正确与否来评断手段的正确与否；而公羊的经权说则是用行为结果的正确与否来评断行为本身的正确与否，同时把这种行为限制在一定的原则之内。我们应当可以理解到，目的和结果，是两码事。何者更加公正，我们可以自己评判。我本人信奉马基雅维里主义，不便妄置评语。我要指出的是，儒家除公羊一派之外，大抵不知变通，后世能够记得《公羊》还有这样的经权说的人，只怕很少了。
“张三世说”，这也是公羊口说的理论。所谓“三世”，就是指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我们通常说的小康世就是升平世，大同世就是太平世。这种说法，包含了两个含义：一是对现实的不满，寻找一个历史信仰或者说构建一个乌托邦为基点，来为批评现实的政治现状提供支持平台；二是认为人类历史的演进是道德的演进。做为这种乌托邦提出的主要依据，就是《春秋公羊》的学者利用了当时人们流传的历史传说，我们可以想见当时人们对“神话时代”一定有着美好的传说，他们利用了这种传说，肯定的说那时候存在过太平世，并且人类社会的演进，必然是回到那种美好的太平世——这注意的是，这主要是从道德上说的。同时，《公羊》的经权思想，也有这方面的因素，他们认为太平世的道德才最高道德，可是同时他们也承认自己生活据乱世或是升平世，不能完全遵行太平世的道德规则。所以这时候，他们需要有经权说。
“大一统”是《春秋公羊传》形成时代的一个梦想。现在普遍认为是对长时间无秩序的厌恶，是大部分民众的精神诉求。表现在《公羊传》，就是开篇就提出“大一统”。现代人对“大一统”的批判，主要是因为董仲舒天人三策提出独尊儒术时，就是借“大一统”的名义发难的。但是这个问题如果公正一点来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