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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没有更加衰落下去，反像有了复兴的样子。只看一看北新，开 明等几书店新出版的书籍目录，你就知道我的话不是无稽之谈。更奇怪的，社会革命烧起了 火焰以后，文学因为是非革命的，是不急之务，所以被搁置着；但一面便有人提供革命文 学。革命文学的呼声一天比一天高，同着热情与切望。直到现在，算已是革命的时代，这种 文学在理在势，都该出现了；而我们何以还没有看见呢？我的见闻浅陋，是不用说的；但有 熟悉近年文坛的朋友与我说起，也以千呼万唤的革命文学还不出来为奇。一面文学的复兴却 已成了事实；这复兴后的文学又如何呢？据说还是跟着从前Ｐｅｔ＃ｙ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 ｓｉｅ的系统，一贯地发展着的。直到最近，才有了描写，分析这时代革命生活的小说；但 似乎也只能算是所谓同行者的情调罢了。真正的革命文学是，还没有一些影儿，不，还没有 一些信儿呢！
这自然也有辩解。真正革命的阶级是只知道革命的：他们的眼，见的是革命，他们的 手，做的是革命；他们忙碌着，紧张着，革命是他们的全世界。文学在现在的他们，还只是 不相干的东西。再则，他们将来虽势所必至地需要一种文学——许是一种宣传的文学——， 但现在的他们的趣味还浮浅得很，他们的喉舌也还笨拙得很，他们是不能创作出什么来的。 因此，在这上面暂时留下了一段空白。而Ｐｅｔ＃ｙ Ｂｏｕｒdｇｅｏｉｓｉｅ，在革命 的前夜，原有很多人甘心丢了他们的学术，文学，艺术，想去一试身手的；但到了革命开始 以后，真正去的是那些有充足的力量，有浓厚的兴趣的。此外的大概观望一些时，感到自己 的缺乏，便废然而返了。他们的精神既无所依据，自然只有回到学术，文学，艺术的老路上 去，以避免那惶惶然的袭来。所以文学的复兴，也是一种当然。一面革命的书籍似乎已不如 前几年的流行；这大约因为革命的已去革命，不革命的也已不革命了的缘故吧。因而文学书 的需要的增加，也正是意中事。但时代潮流所激荡，加以文坛上革命文学的绝叫，描写革命 气氛的作品，现在虽然才有端倪，此后总该渐渐地多起来的吧。至于真正的革命文学，怕不 到革命成功时，不会成为风气。在相反的方向，因期待过切，忍耐过久而失望，绝望，因而 诅咒革命的文学，我想也不免会有的，虽然不至于太多。总之，无论怎样发展，这时代的文 学里以惶惶然的心情做骨子的，Ｐｅｔ＃ｙ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的气氛，是将愈过愈 显然的。
胡适之先生真是个开风气的人；他提倡了新文学，又提倡新国学。陈西滢先生在他的 《闲话》里，深以他正向前走着，忽又走了回去为可惜。但我以为这不过是思想解放的两 面，都是疑古与贵我的精神的表现。国学成为一个新运动，是在文学后一两年。但这原是我 们这爿老店里最富裕的货色，而且一向就有许多人捧着；现在虽加入些西法，但国学到底是 国法，所以极合一般人的脾胃。我说“一般人”，因为从前的国学还只是一部分人的专业， 这一来却成为普遍的风气，青年们也纷纷加入，算是时髦的东西了。这一层胡先生后来似颇 不以为然。他前年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恳亲会的席上，曾说研究国学，只是要知道“此路不 通”，并不是要找出新路；而一般青年丢了要紧的工夫不做，都来拥挤在这条死路上，真是 很可惜的。但直到现在，我们知道，研究学术原不必计较什么死活的；所以胡先生虽是不以 为然，风气还是一直推移下去。这种新国学运动的方向，我想可以胡先生的“历史癖与考据 癖”一语括之。不过现在这种“历史癖与考据癖”要用在一切国故上，决不容许前人尊经重 史的偏见。顾颉刚先生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的《一九二六始刊词》里，说这个意思 最是明白。这是一个大解放，大扩展。参加者之多，这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运动盛于北 京，但在上海也有不小的势力。它虽然比新文学运动起来得晚些，而因了固有的优势与新增 的范围，不久也就赶上前去，骎骎乎与后者并驾齐驱了。新文学销沉的时候，它也以相同的 理由销沉着，但现在似乎又同样地复兴起来了——看年来新出版的书目，也就可以知道的。 国学比文学更远于现实；担心着政治风的袭来的，这是个更安全的逃避所。所以我猜，此后 的参加者或者还要多起来的。
此外还有一件比较小的事，这两年住在北京的人，不论留心与否，总该觉着的。这就是 绘画展览会，特别是国画展览会。你只要常看报，或常走过中山公园，就会一次两次地看见 这种展览会的记载或广告的。由一而再，再而三的展览，我推想高兴去看的人大约很多。而 国画的售值不断地增高，也是另一面的证据。上海虽不及北京热闹，但似乎也常有这种展览 会，不过不偏重国画罢了。最近我知道，就有陶元庆先生，刘海粟先生两个展览会，可以作 例。艺术与文学，可以说同是象牙塔中的货色；而艺术对于政治，经济的影响，是更为间接 些，因之，更为安静些。所以这条路将来也不会冷落的。但是艺术中的绘画何以独盛？国画 又何以比洋画盛？我想，国画与国学一样，在社会里是有根柢的，是合于一般人脾胃的。可 是洋画经多年的提倡与传习，现在也渐能引起人的注意。所以这回“海粟画展”，竟有人买 他的洋画去收藏的。（见北京《晨报·星期画报》）至于同是艺术的音乐，戏剧，则因人 才，设备都欠缺，故无甚进展可言。国乐，国剧虽有多大的势力，但当作艺术而加以研究 的，直到现在，也还极少。
这或者等待着比较的研究，也未可知。
这是我所知的，上海，北京的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与Ｐｅｔ＃ｙ Ｂｏｕｒｇｅ ｏｉｓｉｅ里的非革命者——特别是这种人——现在所走的路。自然，科学，艺术的范围极 广，将来的路也许会多起来。不过在这样扰攘的时代，那些在我们社会里根柢较浅，又需要 浩大的设备的，如自然科学，戏剧等，怕暂时总还难成为风气吧？——我说的虽是上海，北 京，但相信可以代表这时代精神的一面——文化。我们若可以说广州，汉口是偏在革命的一 面，上海，北京便偏在非革命的一面了。这种大都市的生活样式，正如高屋建瓴水，它的影 响会迅速地伸张到各处。你若承认从前京式的靴鞋，现在上海式装束的势力，你就明白现在 上海，北京的风气，将会并且已经怎样弥漫到别的地方了。
在这三条路里，我将选择哪一条呢？我惭愧自己是个“爱博而情不专”的人；虽老想着 只选定一条路，却总丢不下别的。我从前本是学哲学的，而同时舍不下文学。后来因为自己 的科学根柢太差，索性丢开了哲学，走向文学方面来。但是文学的范围又怎样大！我是一直 随随便便，零零碎碎地读些，写些，不曾认真做过什么工夫。结果是只有一点儿——一点儿 都没有！驳杂与因循是我的大敌人。现在年龄是加长了，又遇着这样“动摇”的时代，我既 不能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总得找一个依据，才可姑作安心地过日子。我是想找一件事，钻了 进去，消磨了这一生。我终于在国学里找着了一个题目，开始像小儿的学步。这正是望“死 路”上走；但我乐意这么走，也就没有法子。不过我又是个乐意弄弄笔头的人；虽是当此危 局，还不能认真地严格地专走一条路——我还得要写些，写些我自己的阶级，我自己的过， 现，未三时代。一劲儿闷着，我是活不了的。胡适之先生在《我的歧路》里说：“哲学是我 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我想套着他的调子说：“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 乐。”这便是现在我走着的路。至于究竟能够走到何处，是全然不知道，全然没有把握的。 我的才力短，那不过走得近些罢了；但革命期的破坏若积极进行，报纸所载的远方可怕的事 实，若由运命的指挥，渐渐地逼到我住的所在，那么，我的身家性命还不知是谁的，还说什 么路不路！即使身家性命保全了，而因生计窘迫的关系，也许让你不得不把全部的精力专用 在衣食住上，那却是真的“死路”。实在也说不上什么路不路！此外，革命若出乎意表地迅 速地成了功，我们全阶级的没落就将开始，那是更用不着说什么路的！但这一层究竟还是 “出乎意表”的事，暂可不论；以上两层却并不是渺茫不可把捉的，浪漫的将来，是从现在 的事实看，说来就“来了”的。所以我虽定下了自己好走的路，却依旧要虑到“哪里走？” “哪里走！”两个问题上去！我也知道这种忧虑没有一点用，但禁不住它时时地袭来；只要 有些馀暇，它就来盘据心头，挥也挥不去。若许我用一个过了时的名字，这大约就是所谓 “烦闷”吧。不过前几年的烦闷是理想的，浪漫的，多少可以温馨着的；这时代的是，加以 我的年龄，更为实际的，纠纷的。我说过阴影，这也就是我的阴影。我想，便是这个，也该 是向着灭亡走的我们的运命吧？
１９２８年２月７日作
（原载１９２８年３月《一般》第四卷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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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王善瑾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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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王善瑾君
我与王善瑾君相处确只一年，但知道他是一个勤苦好学而又具有正确判断力的人。
他现在死了！他的朋友告诉我他的死信的时候，真使我失惊：这样一个有为的青年，竟 这样草草完了他的一生！生死的道理，真是参不透的么？
但他的病来得这样快，只腹痛了两日，一切便都完了！他死在江苏阜宁县城；他家在离 城很远的乡下。没有和家人见一面，他便撒了手，阜宁是个偏辟的地方，只有几个不中用的 医生。他的病，没有人知道名字；他便这样糊里糊涂地死了。
他家本可勉强过活；但他一读书，便不得不负债了。他独自挣扎着，好容易才得到大学 待了一年。他实在不能支持下去了，只得忍了心休学，想做点事，积些钱，过一年再来；
他自己和我们，谁会想到他永远不能再来呢？
但若仍在清华，而不去办那一身兼编辑、校对、发行的报纸，或许不会有这样的病吧？ 就有，也不至于不可救吧？他在清华病过两三个月，后来似乎好了。这回或是复发的旧病， 或是袭来的新病，无论如何，他若不在那样偏僻的地方，我们的希望总要多些。
他这几年的日子真不好过。他家因他受累，他不能不时时感到自己的责任；一面还得为 自己张罗着。而家乡的腐败情形。他也十二分关心。他曾经使得绅士们不安，他们恨他，直 到现在。
这种种引导他到死路上去，病或者只是一个最近的原因吧？我说生死的道理是参不透 的，但他的生死却又似乎有些参得透的；所以更觉着可惜了。
他死后，他的朋友们告诉我他的一切；但他并不曾告诉过我什么，虽然我们是一个中学 校里的先后同学。这见得他是能谨慎能忍耐的人，值得我们想念的。
１９２８年３月１１日作
（原载１９２８年３月１６日《清华周刊》第２９卷第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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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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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湖
今天是个下雨的日子。这使我想起了白马湖；因为我第一回到白马湖，正是微风飘萧的 春日。
白马湖在甬绍铁道的驿亭站，是个极小极小的乡下地方。在北方说起这个名字，管保一 百个人一百个人不知道。但那却是一个不坏的地方。这名字先就是一个不坏的名字。据说从 前（宋时？）有个姓周的骑白马入湖仙去，所以有这个名字。这个故事也是一个不坏的故 事。假使你乐意搜集，或也可编成一本小书，交北新书局印去。
白马湖并非圆圆的或方方的一个湖，如你所想到的，这是曲曲折折大大小行许多湖的总 名。湖水清极了，如你所能想到的，一点儿不含糊像镜子。沿铁路的水，再没有比这里清 的，这是公论。遇到旱年的夏季，别处湖里都长了草，这里却还是一清如故。白马湖最大 的，也是最好的一个，便是我们住过的屋的门前那一个。那个湖不算小，但湖口让两面的山 包抄住了。外面只见微微的碧波而已，想不到有那么大的一片。湖的尽里头，有一个三四十 户人家的村落，叫做西徐岙，因为姓徐的多。这村落与外面本是不相通的，村里人要出来得 撑船。后来春晖中学在湖边造了房子，这才造了两座玲珑的小木桥，筑起一道煤屑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