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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以后的两三年间学术界的卑怯和沉默，企图以批判80年代的“喧嚣和浮躁”来证明卑怯和沉默是正确、明智、伟大的。二是以此来为90年代中期以后的学术新局面鸣锣开道，否定了抗争与忧患，才好光明正大地游戏、超脱、合作、共渡艰难。三是以起哄来壮胆，在指责别人“思想大于学术”的呜呜声中，让人忽略了指责者自己其实是既无思想也无学术的。到了90年代末期，这股热炒秋后自然凉了，因为90年代以自己明明白白的喧嚣与浮躁打了自己的耳光——尽管它不在乎这个，它可以说是“儿子打老子”。90年代就在这种“迎风撒尿刮一身”的尴尬境地中离我们而去，成为一块“飘逝的脏头巾”。
90年代不是完全没有扎实、严肃的学术建设，有。但它们已经充分地边缘化了。这种边缘化的建设再多也只值得欣慰而不值得骄傲——每个时代都不乏这样的边缘人，他们默默的工作成果有一部分可能在未来被后人发掘出来，歌颂一阵，例如陈寅恪、顾准。可是这只能证明个人的德与才而不能证明那个时代是扎实、严肃的。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十余年来，方法论的意义被强调得深入人心。一旦采用某种比较“新”的方法——包括切入角度、理论模式、主题词汇，就可以产生成批的研究著述，这种披着西方学术市场雅外套的学术媚俗行为对于职业化的中国学者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许多博士硕士不读文学作品，甚至连《水浒传》和《子夜》也没通读一遍，专读海外文化理论和汉学著作。写论文时，再去将有关作品“细读”一遍。然而，没有“粗读”作为基础的“细读”是十分可疑和可鄙的。它好比是放着正常的肉眼不用，非要戴上八千度的近视镜去看书，结果当然给他看出一大堆新东西，只是这些新东西与书之所以为书没有关系。
这里，“粗读”指的是无目的性的感情阅读，或者起码是无学术目的性的普通阅读，它不想在文本中发现什么母题、隐喻、结构、功能，它只是留下了一种普泛的阅读印象和感受。它可以被作者操纵，表现出喜怒悲哀，“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痴”，也可以对作者不满，边读边骂，掷书于地，就像有的人读王朔。其实，这种“粗读”才是本来意义上的“细读”。而现今流行的所谓“细读”则是一种屎里觅道、卵中求骨的技术操作。这种操作没有先在的理论工具是无法进行的，所以它必然忽略大量感性的、美学的东西而专门捕捉适合自己嗅觉结构的气息。所以，这种所谓“细读”乃是地地道道的“粗读”，申言之，这是一种学术上的“文字狱”。在国家无事的和平年代，它是学者们沽名钓誉的能指游戏，一旦“万里山河红旗展”，它就会变成杀人的利剑。这套所谓“细读”的功夫，大清朝就做得十分拿手，文革中更是发挥到登峰造极，实在无须舍近求远，请外来的和尚们再三垂教的。
技术操作对于学术研究的意义自然是相当重要的，这一点不容否认，只是它必须建立在普通美学接受的基础上。把这句话“细读”下去，就是说，做学者必须建立在做普通人的基础上。二十多年来，一切方法的变换、视角的变换，都是表面的遁词，决定着这些变换的最根本者，乃是人文学者道义身份的变换。
正像叙事性文学中叙述者的身份十分重要一样，学术论著中也存在一个十分重要的“论述者”。因为是“论”不是“叙”，所以，他天然地具有道义功能。二十多年以前，这个论述者的道义身份是党在学术领域的全知全能的代言人，他要粗读就粗读，要细读就细读，自由出入，万物在我。后来，这个论述者的道义身份变为党的一部分的代言人，粗读和细读都受到了有意的限制。再后来，论述者变为党的同路人，开始有意改变粗读和细读的比例，进而本质性地颠覆自己的身份，变作为民请命、为民启蒙的“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在与权力话语的对抗中自以为上应天命，下合民心，谁知天命不可测，民心更无常。在经历了天意的重创和民心的冷落后，“知识分子”的道义信念发生了动摇和崩溃。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一词大面积地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学者”、“批评家”、“文化人”等模糊概念。这些概念摆脱了“知识分子”的道义负荷，企图“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然而，正像鲁迅所说生在有阶级的社会而要做超阶级的文学家实在是心造的幻影一样，这些身份暧昧的论述者不可能彻底泯灭或隐藏自己的道义倾向，只是那种企图泯灭或隐藏的努力造成了道义倾向的摇摆和混乱。
许多“学者”仍然继续执行着“知识分子”的学术功能，尽管他们穿着学院化的西装，领带打得很规范，但主流意识形态的御史大夫们一眼就能看穿他们的领带曾是裹头的红巾，西装翻过来就是迷彩。学者终不能迷惑御史，只好在一脚道义、一脚学术的双轨蹒跚中艰难地、然而又不无自得地行进下去。
“批评家”的身份感觉要比“学者”好得多。他不但可以批评知识分子，还可以批评学者，还可以批评“批评家”乃至一切人。所以批评家的道义身份是复杂的，他需要找一个很安全很舒适的瞄准点，又需要不断地“打死打伤敌人若干名”以表示自己没闲着，所以有时不管该不该打，只要在瞄准器上有个人影一闪，就急忙扣个连发。有时发现一个便于射击的“视角”，也不管这个视角是何人开发建设用于何种投资方向的，就趴下去埋头扫射。因此，批评家们的道义身份经常自我矛盾或青红不分，批评本身的份量也就随之大大地打了折扣。
“文化人”本来是指从事文化艺术科技教育工作者的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经过王朔一派作家的大力调侃和糟践以后，成为一种可以随意嘲弄和自嘲的大众化的“文化俗人”形象。这种“文化人”的道义身份不像学者和批评家那样受到职业的客观制约，因此他可进可退，可左可右，一切看自己高兴，强调一个“舒服”和“爽”。文化人决心做学问时，比学者要扎实、规范，体例丰赡，一板一眼，平均每页有20个尾注，参考书目有一万多本，其中西文书占八千本，四库总目书占一千五百本。文化人从事批评时，比批评家要瞄得准来打得很，的确是“阶级仇压枪膛，民族恨喷怒火”。只是他所归属的阶级和民族是不一定的。
道义身份的驳杂与暧昧，决定了当下人文科学研究的通胀与停滞。应该说，今天的人文学者队伍兵强马壮，掌握着成套的先进武器，产量高、包装美。但正像中国的电脑，普及速度是世界一流的，而有效使用率却仅有2％一样，人文学术论著的现实指向之微弱，使人们开始怀疑它存在的价值和消耗国家文化经费的理由。随便举个例子，当今有许多漂亮的论文，包括一些著名学者的论文，花费了很大力气，爬梳考证，细读解剖，结果不过是想证明1949…1979年间的文学是没有价值的，阶级性文学是没有价值的，一切有共产党参与的文化活动都是错误和荒谬的。这些论著在技术层面上都操作得很好，但它们的道义倾向是没有经过审慎考虑的。它们主观地认定中国人民在1949…1979年间过着牛马不如的奴隶般的生活，觉得只要向那段历史大泼脏水，不论怎么泼都在道义上是光彩的。海外学者这样想还有情可原，因为他们在中国问题上确实无知，海内学者也来傍尖起哄，就未免有负于天地良心了。
当今中国的人文学科研究，理论和方法都过剩得需要大批量销毁了。花里胡哨的东西对人也不是没有一点好处，但它们是不可能持久的，做学问和做人的那些普普通通的道理，却需要我们哪怕是假正经也要正经地恪守下去的。铁肩担了道义，妙手才著得文章，不然妙手再多又有何用。千手观音的价值不在它有婀娜的千手，而在它是济世的观音。
天将灾之
近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指出，对待法轮功成员主要应采取“团结、教育、挽救”的措施。我以为，这样的措施是十分英明的。因为法轮功的核心问题是违反科学、扰乱人心，而不是篡党夺权、卖国投敌。尽管一部分法轮功成员做出了有违法纪的行为，但大多数法轮功成员基本上属于怀着善良的愿望误入歧途者。在他们没有危害社会治安和侵犯他人权益的情况下，严格掌握政策，慎用法律手段，是我们最后战胜法轮功的有力保障。个别地区的领导性情急躁，滥用法律乃至专政手段对待法轮功的普通成员，结果不但给境外敌对势力造成口实，也使得法轮功基本成员加深了对立情绪。这导致我们战胜法轮功的工作欲速而不达。毛泽东同志说过：“路线和政策是党的生命。”我们在战争年代对敌方首领和普通士兵所采取的区分政策有力地加速了敌军的分化瓦解，今天面对法轮功这样一个不过是用“歪理邪说”武装起来的组织，更应该攻心为上，说理为上。
《明史。太祖孝慈高皇后传》记载，吴兴有个名叫沈万山的大款，富可敌国。他慷慨解囊，出钱帮助朝廷修建了南京城墙的三分之一，真是气焰万丈。可是该大款不知收敛，又表示要出巨款犒赏三军儿郎。朱元璋终于大怒，说道：“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按说在封建时代，对于这般公开向社会体制挑战的“乱民”，杀了也就杀了。可是贤德的高皇后对朱元璋说：“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朱元璋听高皇后讲得在理，就免了沈万山一死，把他发配到了云南。
高皇后的贤德在于，她理智地区分了“不法”与“不祥”。对待“不法”，要用法律手段；而对待“不祥”，则要相信自然规律。所谓“不祥”，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违反科学，违反常理，它终究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而倘若滥用法律手段去解决法律之外的问题，那我们就成了“不祥”。所以那些个别地区的领导应该从高皇后的话中得到某些启示，要相信法轮功这样逆天行事的“不祥”群体，其必然的结果是，天将灾之。
语不坑人死不休
赵忠祥大叔的大书——《岁月随想》，在祖国各地的书肆地摊上已经随想了颇有些个岁月，这本来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蒸蒸日上的表现之一，说明不管什么文化层次的劳动人民都可以写书出书，我们的扫盲事业已经从《夫妻识字》那种粉笔加黑板的苦难岁月，进化到“告别铅与火”的电子排版时代了。怪不得春节晚会上宋丹丹大婶激动地表示，要学习倪萍的《日子》，写它一本《月子》。这时导演给了赵忠祥和倪萍一个特写，看他们笑得多甜蜜，让人禁不住想唱：“黑咕隆咚天上，出呀么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
可是，偏偏有好事者吹毛求疵，愣给《岁月随想》一书罗织了一大堆语法和印刷错误（详见《北京青年报》1999年4月16日第9版以及其他报刊其他版）。按照这些好事者的逻辑，凡国家正式出版物，尤其是印数达到一定规模，足可给出版者和作者带来可观的经济利润的出版物，就必须表达清楚，没有语病，否则就属于假冒伪劣，坑害读者，可以到“消协”去揭发控诉。这种逻辑应该说是很危险的，很容易被打成极左思潮，说你是破坏民主，反对自由，干扰市场经济。特别是，咱赵忠祥大叔是“全国第一脸”，把这张脸打肿了，全国人民都得跟着一齐充胖子。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赵大叔的大书写得还应该算是不丢人的，完全能够代表中央电视台的整体文化素质。我们不应该用学术著作的标准或者文学创作的标准去横挑鼻子竖挑眼。退一步说，学术著作和文学创作的文字质量又如何？内部人都清楚，那也是读着读着就要吃个沙子吞个小虫的。许多大书都以勘误表做陪嫁，结果勘误表还需要“再勘误”。我的一位朋友的博士论文，书中所有的“情感”一词全部印成了“性感”，什么“文学的审美性感”、“军民的鱼水性感”以及“居委会大妈的纯朴性感”一大堆，这能怪博士的语文水平差么？我以为责任主要在出版社。出版社的所谓“责编”，在我看来有许多属于“贼编”。他们很少有校对三遍以上的，最恶劣的一遍也不校，还经常把书稿的校对推给作者，不懂得作者自己是最不适宜做校对者的起码道理。校勘学上把校对比做仇人相对，校对者不但要具备鸡蛋里挑骨头的狭隘心胸，甚至要怀着搞一把文字狱的阴暗心理，才能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