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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着的马路牙子对面，是一个交通银行的营业部。我认识里面一个叫王世雄的营业员。第一次见他是在仁和医院的保卫处，王世雄蹲在暖气片旁边，保卫处高处长对他喊：“你不要喊，会放你出去的。”
我看见王世雄巨大的眼睛，水塘一样，荡漾在屋子中间。高处长说，这个人是个号贩子，还有偷东西的嫌疑。我再见王世雄是在呼吸内科门诊，我陪着罗老教授出诊。罗老教授七十多了，每天七点之前，必到病房，雪白的白大衣里面雪白的白衬衣，雪白的头发向后梳理得一丝不乱，领带鲜艳饱满。“这么多年的习惯了，不管好坏，要改都难。”
罗老教授说。所有抽烟成瘾的大官们，肺用了五十年以上，就算是烟筒也堵了，都要排队找罗老教授诊治。罗老教授每周只有一次能出公共门诊，所以那个下午总是人山人海。病人山病人海中间的山谷就是一张漆成土黄的桌子、坐着正被诊断的一个病人、两个我这样跟着学习的实习大夫，山谷最底部是罗老教授。一年四季，罗老教授都是雪白的白大衣，里面雪白的白衬衣，领带鲜艳饱满。冬天还好，夏天，没有空调，窗户开着，屋外也是热风，周围的病人山病人海挡住所有外来的空气，山谷里盘旋的全是呼吸内科病人喷出的和体温接近的气体，仔细听，不同病人，由于病变位置、年份和病因的不同，从病变了的肺泡、支气管、气管发出不同的声音，总和的效果近似苏格兰高地的长笛和中山音乐厅的管风琴。罗老教授的汗水顺着鬓角和脖子往白衬衣里灌流，“这么多年习惯了，习惯了就好，习惯了就好。”
柳青告诉过我，在距离仁和门诊楼五百米的王府饭店，洗一件这样的衬衫，要九十块，加百分之十五的服务费，罗老教授的专家号一个十块。罗老教授问得仔细，看得慢，一个下午，也就看十来个病人。我在病人山病人海里，又看到王世雄巨大的眼睛，门诊结束了，他还在。我问他，你不是倒号的吗，怎么自己还到门诊来？看看你的号有多紧俏，好调整价钱？王世雄说，不是的，不是的，我本来就是给自己挂号的，肺结核，好久了。挂了几次都没挂上专家号，那天晚上我就和票贩子去得一样早，晚上不到十二点就到了，和票贩子一起站着。后来高处长带人来，我也搞不懂为什么心慌，就跑，真正票贩子反而没有一个跑的，看着高处长，微笑。我从小跑得快，百米十二秒，要不是肺结核，我就进北京市田径队了。我跑到你们老楼地下室，到处是岔路和各种管道，迷了路才被高处长的人抓到。当时楼道周围堆满了冰箱什么的，高处长穿的是皮鞋，跑的时候扭了脚，一边喊痛一边硬说我是票贩子还跑还想偷东西。我问王世雄，为什么不给单位挂电话。王世雄说，他是交通银行的，如果领导知道，他被怀疑是小偷，即使只是嫌疑犯，他如何再混啊？我从罗老教授那里给王世雄要了个专家号，第三次见他，他已经住进呼吸科病房了。
第四次莫名其妙见到王世雄，是在外科病房。
自从被厚朴培养了挤脸上粉刺的毛病之后，我爱上了外科，每当想到从一个机体里将一块坏了的或者不需要的组织切除，然后肿胀消失了、疼痛消失了、炎症消失了、癌症被抑制了，我就感到巨大而莫名的兴奋，比拉紧窗帘、熄灯、放映黄片，更加巨大而莫名。厚朴也喜欢外科，尤其是心脏和乳腺之类和上半身有关的专科。厚朴总是反复纠缠这些专科的典型病人，总住院大夫已经把思想工作做好了：“希望你们能配合教学。我告诉你们，你们的典型心音，你们让听得听，不让听也得听，这就象献血一样，是义务，献血是公民的义务，让听是病人的义务。凉？造影也会凉你们半个小时，你们怎么不叫啊？不让？我们是肩负着医疗和教学双重任务。你们怎么能这么自私？不为将来的病人想想？”
心外科来了一个二十四岁的女生，长得好，面带桃红，风湿性心脏病的典型面容。总住院大夫说她的心音很典型，在左乳房附近很容易听清楚。厚朴至少去了三次：“我能听听你的心音吗？”
“你难道没听过吗？”
“没有。”
“真的没有？”
“真没有。即使有过，印象也不深刻。”
“好吧。”
“你帮我把听诊器放到你乳房上，好吗？”
“你自己来吧，别客气，没事儿的。”
我是在心外病房的一个加床上第四次看见王世雄的。查房的时候，教授掀开他的被子，王世雄下半身什么都没穿，阳具的位置上罩了一个空的塑料酸奶杯子。教授将杯子掀开一半，看了看，又全罩上，看了眼王世雄的桌子，一杯当早饭的黑芝麻糊，“你阴毛挺黑的，干嘛还吃黑芝麻糊啊？”
教授问，没等回答，接着往前走，看下一个病人去了。剩我一个人的时候，王世雄一脸哭相，说，肺结核很快控制住了，出院前两天，一个病友说，还不趁着住院，把包皮割了，省时省事，卫生，增加性能力，减轻体重，这个病友自己就割了，后来离婚了的老婆和他复婚了。王世雄苦求大夫，终于做了。主刀大夫说，术后一个月，禁房事，禁看黄书、黄片，禁喝春药，否则容易术后感染，轻则延迟伤口愈合，重则变成司马迁。王世雄说，不是他的错，但是术后他一直做春梦，他的阳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刺激，所有以前看过的黄书、黄片都不间断地到梦里来，一连几周，没有一天停歇，酸奶杯里面的阳具肿得象大象鼻子，红得象胡萝卜。老护士长，帽子上三条蓝杠，严肃地说，王世雄，你如果再这样下流下去，就不得不做阴茎切除术，不得不改名叫王七雄了。我想，英雄出草莽，这个老护士长竟然能看出“世”字和“七”字之间的差别是跟阴茎，和我老妈一样，都是隐匿在民间的语言大师。
我坐在东单三条和东单北大街交汇处的马路牙子上，金桥香烟抽到第五支，开始上头，更加想不清楚小白和小红的前因后果。
每次吃完包子，辛荑都会议论，说：“我觉得小红会后悔的。小白送了小红一张信用卡的副卡，长得和普通信用卡一样。也就是说，小红花钱，小白付账。这么说来，我觉得还是小白的七张信用卡比兽哥哥的七种液体实用。但是我觉得小红还是会后悔的，不是后悔和兽哥哥分，而是后悔和小白在一起。”
“是吧。”
我当时附和了一声，不完全同意。
最近诸事不顺。
钱少，和辛荑吃东单街上最便宜的一家四川小吃店，啤酒换成二锅头，五块一大瓶，很便宜就能晕起来。老板娘从四川逃婚出来的，奶圆，脸大，腿长，她说，她的远景目标是有生之年要战胜麦当劳，在全世界开的分店数量比麦当劳的多两倍。她小吃店的标志是两个挨在一起的“o”远看仿佛两个挤在一起的圆奶。她小吃店的价值定位是，十块钱两个人吃饱，十五块钱两个人吃好，二十元两人喝高。我和辛荑吃口包子，碰下杯子，下口白酒，喊一声小红。两斤包子，一斤二锅头，二三十声小红。老板娘问，小红和你们两个什么关系啊。辛荑说，小红是我们的女神。我说，小红是我们的宗教。老板娘包包子的肉应该是坏了的或者接近坏了的。辛荑吃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做托福模拟题，还保持老习惯，两天不拉屎。我仿佛吃了一只半死了的猫，在肚子里又活过来，一直叫。再吃什么，喝什么，就拉什么，没的拉了，就尝试着把一条消化道从下到上、从肛门到食道拉出去。最后王大师兄救了我，他从急诊要了两管庆大霉素注射液，砂轮锉一下接口，敲掉玻璃帽，直接灌进我嘴里。
毛片也没得看了。辛荑把李加加的超级强力毛片借给同实验室的一个重庆籍研究生，他当晚就组织在京的单身老乡们到实验室观看。二十几个重庆精壮男子，先在食堂吃饭，让食堂显得比平时拥挤。用的是实验室的投影仪，打到墙上，足有100英寸。保卫处高处长说，太嚣张了，聚众看毛片，太不小心了，连窗帘都不拉上。太阳落山，夜幕降临，从东单三条的街上看过去，墙上的外国女人，面如满月，清楚得很。高处长一边站在街上看剧情发展，一边调集人手，等基本演完了，手边儿的保安也凑了小二十个了，手一挥，“上”奔上实验室，人赃俱获。那个研究生是条汉子，死活不说毛片是辛荑给的，咬定是街上买的。辛荑只剩李加加一边的麻烦，李加加逼着辛荑赔她，要一模一样一个版本的带子，否则就必须请她吃饭，川粤鲁淮阳，至少四大菜系要吃遍。辛荑死活不敢让妖刀在美国买，安慰自己说，即使妖刀买了也不方便寄过来，一个女生在海关被抓住夹带超级毛片比在追悼会上被抓住放屁还难为情，只好请李加加客。作为开始，最近刚刚请了李加加吃了四川办事处的翠鱼水煮。我在秀水市场外边，向一个看上去最朴实的抱小孩儿阿姨买毛片，她拿出两张光碟，一张印着邓丽君三十年精选，另一张印着革命老歌精选，她咬定是毛片，“总不能印着《肉蒲团》、《蜜桃成熟时》啊，那样被抓住，我们要坐牢的。”
我拿给辛荑，让他从李加加那里赎身，辛荑试完碟后，哭丧着脸，“卖给你碟的阿姨真是朴实，真的是邓丽君，有何日君再来，真的是革命老歌，第一首是打靶归来。”
我又得了结膜炎，很快从一只眼睛传染到另一只眼睛，两只眼睛开始流水。一个人摸索着坐公共汽车回家，坐着听一会儿收音机，实在听不下去了，坐着听一会儿电视，实在听不下去了。眼睛绝对比阳具重要，我同情海伦凯勒。如果让我必须两者选一，我宁可当司马迁。
在我等结膜炎自行治愈的一周中，小红打过来一个漫长的电话。她问我，眼睛瞎了吗？痛吗？烦吗？比昨天好些吗？怎么会得这种病？活该啊，看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要不要组织群众去探视？
我说：“亏你还是学医的，看毛片一定会得结膜炎吗？我的确看了很多毛片，都不满意。我总想，能不能毛片和正经片加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更真实的片子。生活中，该是毛片的地方，片子里就是毛片，生活中，该纯情纯精神的地方，片子里就不是毛片。全是毛片，仿佛全肉的包子，连一点葱都没有，就像看动物世界一样，嗷嗷叫一阵，厮打一阵，没什么意思。”
小红说：“人家拍毛片不是为了展示生活本质，和你的追求不一样。”
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