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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中国在印度洋贸易上的优势，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6世纪初葡萄牙人到达为止。
这一建筑群于咸丰六年（1856）太平天国之乱彻底被毁，在此之前的众多歌颂瓷塔精美的诗歌中，曾有美国诗人朗费罗（Longfellow）译注：朗费罗（HenryWadsworthLongfellow；1807—1882），美国诗人。作诗歌颂这座纪念海上中国与郑和出使任务成功的一个色彩缤纷的纪念碑——大报恩寺瓷塔的雅致优美：
位于南京的近郊，你看那座瓷塔，奇异而且古老，高耸入云天它九层彩绘的楼台，有着枝叶盘绕的栏杆，和层层衬着瓷砖的塔檐，上头悬挂的瓷铃无时无刻响着轻盈柔和的乐铃声，同时整座塔闪耀多彩多姿的烨烨烂漫，完全融入一个缤纷的彩色世界，就像阳光照耀下花团锦簇的迷宫。
第三部分第七章 天朝的使臣（1）
朱棣登上皇位之后，日本是所有前来朝拜的国家中最早的一个。第三代幕府大将军足利义满，是个极度爱好中国文化的人，并且渴望与中国展开商业上的关系。
日本使臣在成祖面前行礼时，说他从幕府大将军那里带来了一封国书，在国书上，足利义满自称自己是“尔臣日本国王”。在他之后的幕府大将军，对于这种屈辱称谓的记忆，感到无比的愤懑。对于日本既快速又谄媚地承认他登上天朝的宝座，朱棣感到相当欣悦，立刻重开宁波、泉州、广州的市舶司译注：明朝洪武初年设市舶司于太仓、黄渡两地，不久罢去，复设于宁波、泉州、广州。洪武七年（1374），又罢三地之市舶司。至永乐元年（1403），成祖因海外诸国贡使附带货物前来，需有专官负责，于是复设三地之市舶司；并于永乐三年命宦官管市舶司事。市舶司之复设，是否与日本来贡有关，不可知，并派遣一名官员至日本，提出一个商业协议。依据该协议，日本的贸易代表团，只要提交特殊的官方凭证译注：此处所言特殊的凭证，乃是“勘合”。据学者研究，“勘合”类似今日之三联单，关于其形式的考证，可以参阅郑梁生，《再论明代勘合》，《淡江史学》，第10期（1999年6月），页1—18。，就可以在宁波贸易。这一协议规定：自日本前来的两艘贸易船，仅能搭载200人，不得携带武器，每十年贸易一次。然而，显然由于朱棣的默许，日本人并未理会协议结尾部分“十年一贡”的限制，贸易使节团从永乐元年（1403）起，直至永乐八年幕府大将军去世为止，频频地到访。
从他即位的一开始起，朱棣显然仅是在口头上服膺他父亲的外交方针，从而为中国制定了一个不同方向的蓝图。明朝的开国者朱元璋由于受到帝国境内、境外敌人的烦扰，他认为无限制的私人贸易，是先天性不安定与危险的所在。他认定朝贡贸易的惟一好处是在控制邻国。朱元璋对于派遣军队到帝国以外相当谨慎，除非是受到公然挑衅，他在《祖训录》上写道：“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明太祖此一言论，见《皇明祖训录》，页五—六，收于《明朝开国文献》（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第3册，页1588—1589。
译者按：作者所引用的应为《皇明祖训》，而非《皇明祖训录》。当然，朱棣一样不理会这一劝阻，永乐五年（1407），以复辟正统的国王登上王位为借口，明军入侵了安南（北越）。这场战争，让朝廷的军队陷入了对抗安南游击队的泥沼之中，拖了21年之久（译注：明朝入侵安南在永乐四年（1406）十月，第二年六月于安南设交趾布政使司，至宣德二年（1427）十月，罢交趾布政使司，撤回官民、军队，前后共21年。，这也预示了500多年后美国本身卷入越南这里的下场。
永乐皇帝认为《祖训录》只是他制定本身外交政策的一个指南，并非书于金石之上的铁律。由于是非正式的，朱棣认为其父亲的训示是可以忽略的，而转变中的情势才是政策的依据。朱棣是皇子，所学皆为方便日后统治天下，年轻而有自信，不似他父亲，出身为一贫困的军士，不时以外国人及外来势力为虑。而且，自其夺得皇位开始，他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可谓空前，不曾有人扮演过类似的角色。宝船船只的远航，仅是永乐皇帝在位24年期间所派遣的将近50个特使团当中的一个而已。这些特使团都是将中国的影响力和霸权扩大到世界的“四隅”这个宏伟的计划的一环。
居于中国边境的蒙古人，亦使朱棣感到烦心，约在他派遣郑和开赴南洋的同时，朱棣也曾采取行动，试图稳定与蒙古的关系。基于种种原因，朱棣亦将触角伸向西藏地区、朝鲜，以改善彼此的关系。为了前述的使命，朱棣屡屡选用类似郑和这样的宦官，他们通常在少年时既已净身，大半来自边疆地带，通晓外国的语言和风俗习惯。这些使节的出使，是与宝船的远航同时并进，都包含于一个让人迷惑的总体外交之中，连当时的明朝宫廷都可能感到困惑，而它的回响则延续了好几个世纪。
在与北京外围接壤地带的兀良哈蒙古译注：兀良哈蒙古，即兀良哈三卫，明初兀良哈三卫的活动范围在今内蒙古东半靠近东北之地，从北京东北方之热河及辽河流域一带，向东北分布，直抵大兴安岭。建立友好的关系上，朱棣是有一些麻烦。兀良哈的骑兵，曾在内战中与朱棣一起战斗，而基本上也是靠着他们才得以取得胜利。因此成祖以撤回今日长城以北的中国驻军，将内蒙古的大部分交付给兀良哈看管，作为报酬。同样地，朱棣亦借由授予女真有力的部酋军事头衔（译按：如指挥使等），很快地与满洲的女真建立了稳定关系。事实上，这些迷人的荣衔，也意味着这些部酋在一定程度上臣属于中国的控制。在永乐四年（1406），帝国边境开设了马市，不少中国的垦拓者移往满洲的南部（辽东）。在马市上，中国人以丝绸及纺织品交换他们急需的健壮蒙古马以及皮毛、飞鹰、人参。关于马市，参见MorrisRossabi；“TwoMingenvoys”；5．然而，居住在满洲北部的所谓野人女真（系部落牧民），及其他西伯利亚民族，则规避中国的影响。这些地方令朱棣感到忧心。
永乐九年，成祖派遣一名生于满洲南部名叫亦失哈的宦官，试图与奴儿干（Nurkal，位于满洲北边偏远之地）的女真部酋进行交涉。亦失哈就像郑和一样，他是在小规模的战事中被中国人所俘虏，再加以净身后，在宫中接受训练。他率领25艘船和1000人，由吉林出发5”K（译按：顺着松花江、黑龙江而下）。亦失哈在奴儿干成功地说服了当地的首领派遣一个178人的贡使团，向朱棣进贡。成祖在欣喜之余，赐予酋长头衔以及宝钞，并给予他们贸易的特权。亦失哈随后又在永乐十一年、宣德七年（1432），两度被派往满洲的北部。译注：奴儿干位于接近黑龙江河口的右侧，现为俄罗斯联邦特林地方，明朝于此设奴儿干都司，辖境约包括今黑龙江、精奇里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及库页岛。据学者研究，亦失哈在永乐九年至宣德七年间，前后前往奴儿干九次，参见杨醬等，《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页72—82；杨醬，《明代辽东都司》（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页55—56。为了对慈悲的女神观音菩萨表示敬意，他在黑龙江地区的永宁建了一座佛寺，立了一块用三种文字表记的石碑以纪念其成功地“抚绥”女真人。亦失哈的石碑，分别用汉文、女真文及蒙古文书写，现藏俄罗斯联邦海参崴博物馆（VladivostokMuseum），参见DictionaryofMingBiography；685。然而，这座佛寺在建成后不久即损坏，虽然经过亦失哈重修，佛教或中国文化对这些北方民族的影响有多深，颇令人怀疑。中国人与女真人的关系，在亦失哈最后一次出使之后，逐渐转坏；在1440年代，位于外蒙古的西蒙古部族瓦刺译注：元朝灭亡后，蒙古势力退出中原，继续与中原对抗，洪武年间几经明朝打击，兼以本身部落内讧，势力分散为数路人马，瓦剌部游牧于蒙古草原西部、新疆一带，故亦称西蒙古，与漠北之东蒙古部族鞑靼分庭抗礼，彼此争战。
攻击中国时，女真人甚至加入了他们的阵营。帖木儿部译注：帖木儿部位于今中亚细亚，系分夺蒙元察合台汗国实权之继起势力。部酋帖木儿，生于1336年，至1360年代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在察合台部族中取得强而有力的地位。其后以中亚为中心，转战东西南北，征服在伊朗的伊儿汗国，并进军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高原、阿拉伯半岛、两河流域、高加索山区、乌克兰草原、金帐汗国、印度北部等地，攻克大马士革、巴格达、德里等城市，生擒奥斯曼土耳其拜亚齐德一世（BayazitⅠ）。在1380年代之后，事实上已经是察合台汗国的主宰者了。参见GavinHambly著，吴玉贵译，《中亚史纲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页204—208；ReneGrousset著，魏英邦译，《草原帝国》（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448—510。、瓦剌部、东蒙古部族译注：即鞑靼，由大汗直接统治的各部和拥护大汗的部族所组成，游牧于蒙古本部、漠北及漠南一带，其首领为元室后裔，故被视为蒙古正统。明朝时，鞑靼势力直接威胁北京外围。以及在中国西部边境上的所有蒙古人，让朱棣在位时期如坐针毡。朱棣外交上频频的出击，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激起他们的敌意。虽然蒙古人急需中国的物品，特别是中国的药物，但他们无法长期忍受中国沉闷的外交礼仪或自贬身价屈辱地承认中华帝国的宗主权。
第三部分第七章 天朝的使臣（2）
在与帖木儿部族的官方联系上，朱棣重蹈了他父亲的错误，自称本身是“世上所有地面之主”。关于中国皇帝自称是“世上所有地面之主”，参见JosephF。Fletcher；“ChinaandCentralAsia；1368—1884”；inFairbank；ed。，TheChineseWorldOrder；211；转译永乐皇帝的信之波斯文原件，此信收于；’AbdalRazzāqSamarqandī；Matla'…isa'daynwamajma'…ibahrayn；ca．1475；2：1；130。这激怒了帖木儿部族伟大的领袖帖木儿（Timur）——突厥语为达莫南（Tamerlane），系征服波斯、印度及其他中亚细亚的征服者——他扣押了明朝的使节，并且气急败坏地誓言要征服自大的中国人。西班牙的使臣克拉维约（RuyGonzlezdeClavijo）在永乐元年抵达帖木儿帝国的首都撒马尔罕，在帖木儿的朝廷上他受到额外的尊崇，坐次比朱棣的使臣还要高。帖木儿当着克拉维约的面，轻蔑地指称中国的皇帝是“奸恶贼”，并且是他的“仇人”。关于帖木儿指称中国的皇帝是“奸恶贼”，参见NarrativeoftheEmbassyofRuyGonzlezdeClavijototheCourtofTimouratSamarkand；A。D。1403—1406；trans。ClementsR。Markham；NewYork；BurtFranklin；1970；页133—134．永乐三年（1405）一月八日，帖木儿为先前的恐吓做好了入侵中国的准备，率领一支20万的部队出发，在大雪中长途跋涉，越过了冰冻的药杀河（JaxartesRiver）译注：药杀河即锡尔河，在今中亚细亚，为一内陆河，注入咸海。。对于这一军事行动可能为好不容易才肇始的明朝带来灭亡的威胁，朱棣是否明白，不能确定。朝廷显然并未采取特别的对策以制止这一攻击。对中国而言，着实幸运，这位伟大的蒙古统帅在名叫额答剌（Otrar）的地方患了热病，并于永乐三年一月十七日，以69岁之龄去世。帖木儿的尸体用麝香防腐，裹以亚麻布，运回撒马尔罕安葬。其继任者沙哈鲁（ShāhrukhBahadur）译注：沙哈鲁系帖木儿第四子，在位期间为1405至1447年。经历帖木儿几乎无休止的征战之后，沙哈鲁的长期统治，标志着帖木儿帝国历史上一段比较稳定的时期。与其父亲不同的是，他不再以中亚锡尔河、阿姆河之间的河中地区为其帝国的重心，而迁至阿富汗西北部的哈烈，将帖木儿时期的中亚帝国转变成为以伊朗高原为中心的正统伊斯兰帝国。参见GavinHambly著，吴玉贵译，《中亚史纲要》，页208—210，对中国并没有任何的企图，只简单地希望将他父亲辽阔的帝国统合在一起。他将原来被帖木儿拘留在撒马尔罕的中国使节释放；而朱棣也做出了回应，派一名叫白阿儿忻台的非中国裔中亚人，前往帖木儿的陵墓献祭。可能借由双方使臣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