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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望吧，望穿了我也是要分离的。移民的人问我填了离港的表格没有，我说没有，讲话时声音都哽住了。挤出队伍去填表，回头再看了母亲一眼，再看了一次，然后硬下心去再也不回头了，泪是流不尽的，拿起手提袋，我仰着头向登机口走去。就那样，我再度离开了东方。
在我来说，旅行真正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它的过程。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听不同的语言，在我都是很大的快乐。虽说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更何况世界不止是一沙一花，世界是多少多少奇妙的现象累积起来的。我看，我听，我的阅历就更丰富了。
换了三次座位
飞机上我换了三次座位，有的兄妹想坐在一起，我换了；又来了一家人，我又换了；又来了一群学生想坐一起，我又换了。好在我一个人，机上大搬家也不麻烦。（奇怪的是我看见好几个年轻人单身旅行，别人商量换座位，他们就是不答应，这种事我很不明白。）予人方便，无损丝毫，何乐不为呢？
机上有一个李老太太，坐在我前排右边，我本来没有注意到她，后来她经过我去洗手间，空中小姐叫：“坐下来！坐下来！”她听不懂，又走，我拉拉她，告诉她：要降落加油了，你先坐下。”她用宁波话回答我：“听不懂。”我这才发现她不会国语，不会广东话，更别说英文了，她只会我家乡土话。（拿的是香港居留证。）
遇见我，她如见救星，这一下宁波话哗啦啦全倒出来了。她给我看机票，原来她要换机去德国投奔女儿女婿，我一看她也是两个不同机场的票，去德国那张机票还是没划时间的，本想不去管她了，但是看看她的神情一如我的母亲，我忍不下心来，所以对她说：“你不要怕，我也是宁波人，我也要去换机，你跟住我好了。”她说：“你去跟旁边的人说，你换过来陪我好吗？”我想这次不能再换了，换来换去全机的人都要认识我了。
大约六十八岁
飞机飞了二十一小时，昏天黑地，吃吃睡睡，跟四周的人讲讲话，逗逗前座的小孩，倒也不觉无聊。清晨六点多，我们抵达英国Ｇａｔｗｉｃｋ机场，下了飞机排队等验黄皮书。我拿了两件大衣，一个很重的手提袋，又得填自己的表格，又得填李老太太的。（奇怪的是她没有出生年月日，她说她不记得了，居留证上写着“大约六十八岁”，怪哉！）
两百多个人排队，可恨的是只有一个人在验黄皮书，我们等了很久，等完了；又去排入境处的移民局，我去找到一个移民官，对他说：“我们不入境，我们换机，可不可以快点。”他说：“一样要排队。”
这一等，等了快两小时，我累得坐在地上，眼看经过移民局房子的有几个人退回来了，坐在椅子上。我跑去问他们：“怎么进不去呢？”有的说：“我英国居留证还有十五天到期，他们不许我进去。”
有的说：“开学太早，不给进。”
有一个中国人，娶了比利时太太，他的太太小孩都给进了，他被挡在栏杆里面，我问他：“你怎么还不走？”他说：“我是拿中国护照。”我又问：“你的太太怎么可以？”他说：“她拿比利时护照。”“有入境签证吗？”他说：“我又不入境，我是去Ｈｅａｔｈｒｏｗ机场换飞机去比利时，真岂有此理。”
我一听，想想我大概也完了，我情形跟他一样。回到队伍里我对李老太太说：“如果我通不过移民局，你不要怕，我写英文条子给你拿在手上，总有人会帮助你的，不要怕。”她一听眼眶马上红了，她说：“我可以等你，我话不通……。”
我安慰她，也许我跟移民局的人说说可以过，现在先不要紧张。等啊，等啊，眼看一个个被问得像囚犯似的，我不禁气起来了，我对一个英国人说：“你看，你看，像审犯人似的。”他笑笑也不回答。
站到我脚都快成木头了，才轮到我们，我先送李老太太去一个移民官前，她情形跟我差不多，她通过了，我松了口气。轮到我了，我对移民局的人说：“麻烦您了。”他不理，眼睛望着我，我对他笑笑，他不笑。手里拿着我的护照翻来翻去的看了又看，最后他说：“你，你留下来，这本护照不能入境。”
我说：“我是换机去西班牙，我不要入境，我有ＢＡＥ十点半的飞机票。”（看情况我得放弃七十二小时申请入境的计划了。）
“哦，你很聪明，你想找换机场的理由，半途溜进英国是不？你们这些中国人。”
我一生除了在美国芝加哥移民局遇到过不愉快的场面之外，这是第二次如此使我难堪。（更难堪的还在后面。）
我努力控制自己，不要生气，不要生气，给我通过了再骂他还来得及。我尽力对他解说：“请不要误会，我给你看机票，给你看西班牙签证，我很匆忙，请给我通过。”讲完更好了，他将我护照、机票全部扣下来，他说：“你回到那边去，等别人弄好再来办你的问题。”
我拿了大衣，也不走开，跨了栏杆回到里面，嘴里轻轻的骂着：“混蛋，混蛋。”
那位李老太太走到栏杆边来。眼巴巴的望着我，我写了一张英文条子叫她拿着自己走吧。她再度眼圈湿了，一步一回头，我看了实在不忍，但也没有法子助她了。李老太太如果看见这篇文章，如能给我来张明信片我会很高兴。助人的心肠是一定要有的，我们关心别人，可忘记自己的软弱和困难。
阴沟里翻船
再说全机的人都走了，一共有五个人留下来，我机上认识的朋友们走时，向我挥手大叫：“再见，再见，祝你顺利通过。”我也挥挥手叫：“再见呵，再见呵！”
等了又快一小时，有三个放了，最后第四个是那个拿台湾护照，娶比利时太太的也放了。他太太对我说：“不要急，你情形跟我先生一样，马上轮到你了，再会了。”这一下我完全孤单了，等了快三十分钟，没有人来理我，回头一看，一个年轻英俊的英国人站在我后面，看样子年纪不会比我弟弟大，我对他说：“你吓了我一大跳。”他笑笑也不响，我看他胸口别着安全官的牌子，就问他：“你在这儿做什么？”他又笑笑不说话。（真傻，还不知道是来监视我的。）这时那个移民局的小胡子过来了，他先给我一支烟，再拍拍我肩膀，对我友善的挤挤眼睛，意味深长的笑了笑，（你居然也还会笑。）然后对我身后的安全官说：“这个漂亮小姐交给你照顾了，要对她好一点。”说完，他没等我抽完第一口烟，就走了。
这时，安全官对我说：“走吧，你的行李呢？”我想，我大概是出境了，真像做梦一样。他带我去外面拿了行李，提着我的大箱子，往另一个门走去。
我说：“我不是要走了吗？”他说：“请你去喝咖啡。”
我喝咖啡时另外一个美丽金发矮小的女孩来了，也别着安全官的牌子，她介绍她叫玛丽亚，同事叫劳瑞。玛丽亚十分友善，会说西班牙文，喝完咖啡，他们站起来说：“走吧！”
我们出了大门，看见同机来的人还没走，正乱七八糟的找行李，我心里不禁十分得意，马上找李太太。我的个性是是泥菩萨过完江，马上回头拉人，实在有点多管闲事。
玛丽亚将我带着走，我一看以为我眼睛有毛病，明明是一部警车嘛！她说：“上吧！”我一呆，犹豫了一下，他们又摧：“上吧！”我才恍然大悟，刚才那个小胡子意味深长的对我笑笑的意思了——中了暗算，被骗了。（气人的是，那个娶外国太太的中国人为什么可以走？）
眼看不是争辩的时候，还是先听话再说，四周的嘈杂的人都静下来了，众目睽睽之下，我默默的上了警车（真是出足风头），我的流浪记终于有了高潮。
我不闭嘴
警车开了十分钟左右，到了一座两层楼的房子，我的行李提了进去，我一看，那地方有办公室，有长长的走郎，有客厅，还有许多房间。再走进去，是一个小办公室，一个警官在打字，看见我们进去，大叫：“欢迎，欢迎，陈小姐，移民局刚刚来电话。”
玛丽亚将门一锁，领我到一个小房间去，我一看见有床，知道完了。突然紧张起来，她说？：“睡一下吧，你一定很累了。”我说：“什么事？这是什么地方？我不要睡。”她耸耸肩走了。
这种情形之下我那里能睡，我又跑出去问那个在办公的警官：“我做了什么事？我要律师。”他说：“我们只是管关人，你做了什么我并不知道。”“要关多久？”他说：“不知道，这个孩子已经关了好多天了。”他指指一个看上去才十几岁的阿拉伯男孩。
我回房去默默的想了一下，吵是没有用的，再去问问看，我跑去叫那警官：“先生，我大概要关多久？”他停下了打字，研究性的看着我，对我说：“请放心睡一下，床在里面，你去休息，能走了会叫你走的。”我又问：“什么样的人关在这里？都是些谁？”“偷渡的，有的坐船，有的坐飞机。”“我没有偷渡。”
他看看我，叹了口气对我说：“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但是你可不可以闭嘴？”我说：“不闭。”他说：“好吧，你要讲什么？”我说？：“我如果再多关一小时，出去就找律师告你。”
“你放心，移民局正在填你的罪状，不劳你先告。”我说：“我要律师，我一定要律师。”他气了，反问我：“你怎么不去房间里抱了枕头哭，你吵得我不能工作。”“我要律师！”他奇怪的问我：“你有律师在英国？”我说：“有，给我打电话。”他说：“对不起，没有电话。”我也气了：“这是什么？瞎子！”
我指着他桌上三架电话问他，他笑呵呵的说：“那不是你用的，小心点，不要叫我瞎子。”
我当时情绪很激动，哭笑只是一念之间的事了，反过来想，哭是没有用的。事到如今，只有努力镇静自己往好处去想，跟拘留所吵没有用的，要申辩也是移民局的事。不如回房去躺一下吧。
回房一看，地下有点脏，又出去东张西望，那个警官气疯了，“你怎么又出来了，你找什么？”我说：“找扫把想扫扫地。”他说：“小姐，你倒很自在呵，你以前坐过牢没有？”本人坏念头一向比谁都多，要我杀人放火倒是实在不敢，是个标准的胆小鬼。
人生几度坐监牢
他说：“来来，我被你吵得头昏脑胀，我也不想工作了，来煮咖啡喝吧！”
于是我去找杯子，他去煮咖啡，我说：“请多放些水！”他说：“为什么？”我也不回答他，就放了一大排杯子，每一个房间都去叫门：“出来，出来，老板请喝咖啡啊！”
房间内很多人出来了，都是男的，有很多种国籍，神情十分沮丧委缩，大家都愣愣的看着我。警官一看我把人都叫出来了，口里说着：“唉唉，你是什么魔鬼呵！我头都痛得要裂开了。”
我问他：“以前有没有中国女孩来过？”他说：“有，人家跟你不同，人家静静的在房内哭着，你怎么不去哭啊？”（怎么不哭？怎么不哭？怎么不哭？太讨厌了！）
我捧着杯子，喝着咖啡，告诉他：“我不会哭，这种小事情值得一哭么？”反过来想想，这种经历真是求也求不来的，人生几度夕阳红——人生几度坐监牢呵！
看看表，班机时间已过，我说要去休息了，玛丽亚说：“你可以换这件衣服睡觉，舒服些。”我一看是一件制服一样的怪东西。
我说：“这是什么？囚衣？我不穿，我又不是犯人。”事实上也没有人穿。警官说：“随便你吧！你太张狂了。”
出了喝咖啡的客厅，看见办公室只有劳瑞一个人在，我马上小声求他：“求求你，给我打电话好吧！我要跟律师联络，请你帮帮忙。”
他想了一下，问我：“你有英国钱吗？”我说有，他说：“来吧，这里不行，我带你去打外面的公用电话。”
我马上拿了父亲的朋友——黄律师的名片，跟他悄悄的走出去。外面果然有电话，劳瑞拿了我的零钱，替我接通了，我心里紧张得要命，那边有个小姐在讲话，我说找黄律师，她说黄律师去香港了，有什么事。我一听再也没有气力站着了，我告诉她没有事，请转告黄律师，台湾的一位陈律师的女儿问候他。挂掉了电话，也挂掉了我所有的希望，我靠在墙上默默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