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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这句话，我抱起书本，掉头就走出了那个房间。心里冷笑的想——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没有人要嫁给你呀！回到自己空虚的房间，长裤被雪湿到膝，赶快脱下来放在暖气管上去烤。想到要写家信，提起笔来，写的当然是那场考坏了的听写，说对不起父母，写到自己对于前途的茫茫然和不知，我停下了笔将头埋在双臂里，不知再写什么，窗外冬日的枯树上，每夜都停着一只猫头鹰，我一打开窗帘，它就怪嗥。此生对于这种鸟的联想有着太多寂寞的回忆，想起来便不喜欢。
每天晚上，修补鞋子是天快亮时必然的工作。鞋底脱了不算，还有一个大洞。上学时，为着踏雪，总是在两双毛袜的里面包住塑胶袋，出门去等公车时，再在鞋子外面包上另一个袋子。怕滑，又用橡皮筋在鞋底鞋面绑紧。等到进了城内，在学校转弯处，快碰到同学时，弯腰把外层的塑胶袋取下来。为了好面子，那脱了底的鞋总当心的用一条同色的咖啡色橡皮筋扎着，走起路来，别人看不出，可是那个洞，多少总渗进了雪水。进了教室立即找暖气管的位置坐下来，去烤脚，虽然如此，仍是长了冻疮。
同学们笑我为了爱美，零下十九度都不肯穿靴子。哪知我的脚尺寸太小，在柏林买不到现成的靴，去问定做价格，也不是一个学生所花费得起的。自然，绝对不向父母去讨这种费用，家信中也不会讲的。
那天考坏了，被朋友数落了一顿，都没有使我真正灰心，写家信也没有，做功课也照常，只是，当我上床之前，又去数橡皮筋预备明天上学时再用时，才趴在床沿，放开胸怀的痛哭起来。
很清楚的记得，那是十二月二日，一九六九年的冬天。
那时候，学校说二十二日以后因为圣诞节，要放几天的假，我跟一位同宿舍的男生约好，合出汽油钱，他开一半，我开一程，要由西柏林穿过东德境内，到西德汉诺瓦才分手，然后他一路玩玩停停去法国，车子由我开到西德南部一个德国家庭中去度节。我们讲好是二十三日下午动身。那时，由西柏林要返回东德去与家人团聚的车辆很多，边境上的关口必然大排长龙，别人是德国人，放行方便。我是中国的人，那本护照万一临时在关卡不给通过，就穿不过东德境内，而坐飞机去，又是不肯花机票钱的。
为了这事，那位与我同搭车的法国朋友心里有些不情愿，怕有了临时的麻烦，拖累到他。那位朋友叫米夏埃。他坚持在旅行之前，我应该先跑到东柏林城那边的东德政府外交部去拿过境签证。如果不给，就别去了。说来说去，就是为了省那张飞机票钱才弄出这么多麻烦的。
米夏埃不常见到我，总在门上留条子，说如果再不去办，就不肯一同开车去了。我看了条子也是想哭，心里急得不得了，可是课业那么重，哪有时间去东柏林。课缺一堂都不成的，如果缺了一天，要急死的，实在没有时间，连睡觉都没有时间，如何去办手续？
心里很怕一个人留在宿舍过节，怕那种已经太冷清的心情。“中国同学会”不是没有，可是因为我由西班牙去的，又交的是德国男朋友，加上时间不够，总也不太接近，又有一种不被认同的自卑心里，便很少来往了。
那天，十二月二日，终于大哭特哭了一场。不过才是一个大孩子，担负的压力和孤寂都已是那个年龄的极限。坐得太久，那以后一生苦痛我的坐骨神经痛也是当时死钉在桌前弄出来的。而自己为什么苦读——虽然语文是我心挚爱的东西，仍然没有答案。
第二天，十二月三日，也许因为哭累了，睡过了头，发觉桌上的小钟指着十点，又急得要哭。抓了书本就往车站跑，跑的时候，鞋子一开一合的，才知忘了扎橡皮筋。而左腿，也因为坐骨的痛压到神经，变成一拐一拐的了。
知道第一堂课是完了，赶不上。想，想自己如此苦苦的折磨所为何来，想成了呆子。站在车站牌下，眼看着一次又一次的班车走过，都没有上车。
逃课好了，冻死也没什么大不了，死好了，死好了。
没有再转车，摸摸身上的护照和二十块美金的月底生活费，将书在树丛雪堆里一埋，上了去东柏林围墙边，可以申请进去的那条地下火车。
柏林本来是一个大城，英美法苏在二次大战后瓜分了它。属于苏俄的那一半，是被封了，一个城变为天涯海角，不过一墙相隔便是双城了。
我下车的那个车站，在一九六九年是一个关卡，如果提出申请，限定当日来回，是可以过去的。而东柏林的居民却不可以过来。
那个车站是在东柏林，接受申请表格的就是东德的文职军人了。
我们的护照和表格在排了很久的队之后，才被收去。收了便叫人坐在一排排的椅子上等，等播音机内喊到了名字，又得到一个小房间内去问，问什么我不明白。总之面露喜色的人出来，大半是准进东柏林去了。
等了很久，我坐着会痛，又不敢乱走，怕听不见喊人的名字，那儿，有一个办公室是玻璃大窗的，无论我如何在一拐一拐的绕圈子，总觉得有一双眼睛，由窗内的办公桌上直射出来，背上有如芒刺般的给钉着。
有人在专注的看我，而我不敢也看回去。
播音机叫出我的名字来时，已是下午一点左右了。我快步跑进小房间，密封的那一间，没有窗，里面坐着一位不笑的军官。请坐，他说。我在他对面坐了下来。军官衣着很整齐，脸色不好，我一坐定，他便将那本护照向桌上轻轻一丢，说：“你知道这本护照的意义吗？”我说我知道。他听了便说：“那你为何仍来申请？我们不承认你的，不但不承认，而且你们的政策跟南韩一样。现在我正式拒绝你的申请。”我看了他一眼，站起来，取回了护照，对他笑了一笑，说谢谢。那时的我，是一个美丽的女人，我知道，我笑，便如春花，必能感动人的——任他是谁。
已经走出了门，那位军官是心动了，他很急的叫住了我，说：“你可以去西柏林付十五块美金，参加有导游带的旅行团，我给你一个条子，这种护照也可以过去的。”
我说，我是要去你们东德的外交部，导游会放人单独行动吗？再说，十五块美金太贵了，我有，可是舍不得。说完我没有再对那个人笑，就出来了。
决定逃学，决定死也可以，那么不给过去东柏林也不是什么大事，不去也就不去好了。时间，突然出现了一大段空档，回宿舍，不甘愿，去逛街，只看不买不如不去，于是哪儿也没有去，就在那个车站里晃来晃去看人的脸。
那面大玻璃窗里仍然有一种好比是放射光线一样的感应，由一个人的眼里不断的放射在我身上，好一会儿了，他还在看我。
等我绕到投币拍快照片的小亭子边时，那种感应更强了。一回身，发觉背后站着一位就如电影“雷恩的女儿”里那么英俊迫人的一位青年军官——当然是东德的。
“哦！你来了，终于。”我说。他的脸，一下子浮上了一丝很复杂的表情，但是温柔。“晃来晃去，为什么不回西柏林去。”我指了一下那个密封的审人室，说：“他们不给我进东柏林。”我们又说了一些话，说的是想先进去拿过境签证的事。一直看他肩上的星，感觉这个军官的职位和知识都比里面那个审人的要高，而且他不但俊美，也有一副感人而燃烧的眼睛，这个人那里见过的？
事情很快解决了，台湾护照东德不承认，给发了一张对折的临时证。上面要写明身高、眼色、发色、特征等等——在填写特征时，我写：牙齿不整齐。那叫它通行证的东西是白色的。说要拍张快照，我身上没有零钱，那位军官很快掏出了钱。一下子拍出来三张，公事用了两张，另外一张眼看他放入贴心内袋，我没说一个字，心里受到了小小的震动，将眼光垂了下来。
排队的人很长，一个一个放，慢慢的。那位帮我的军官不避嫌的站在我的身边，一步一步的移。我们没有再说话，时光很慢，却舍不得那个队伍快快的动。好似两个人都是同样的心情，可是我们不再说话了。
等到我过关卡时，军官也跟了过来。一瞬间，已站在东柏林这一边了。凄凉的街上，残雪仍在，路上的人，就如换了一个时光，衣着和步伐跟西柏林全不一样了。“好，我走了。”我说。那个军官很深的看了我一眼，慢慢说了一句英文，他说：“你真美！”听了这句话，突然有些伤感，笑着向他点点头，伸出手来，说：“五点钟，我就回来。可以再见的。”他说：“不，你进入东柏林是由这里进，出来时是由城的另外一边关口出去。问问路人，他们会告诉你的。外交部不远，可以走去。我们是在这一边上班的人，你五点回来时，不在我这里了。”
“那，那么我也走了。”我说。
我们没有再握手，只互看了一眼，我微微的笑着。他，很深的眼睛，不知为什么那么深，叫人一下子有落水的无力和悲伤。
就那么走到外交部去，一面走一面问人，路上有围着白围巾的青年，一路跟着要换西柏林马克或美金，随便多少都可以。我不敢睬他，只是拒绝得难过。
都快下班了，才问到签证的柜台，也不存希望给或不给，孤零零的心，只留在那个离别时叫人落水的眼睛里。
是东德，在东柏林的外交部，是一种梦境，很朦胧的倦和说不出的轻愁。那本护照——台湾的，就如此缴了上去。
看护照的中年胖子一拿到，翻了三两下，就向身后的同事叫嚷，说：“喂！来看这本护照呀！蒋介石那边来的。”人都围上来了，看我。我的心，仍在那双眼睛里。随便人们如何看我，都很漠然。“蒋——介——石——嗯。”那位中年人叹了口气。
也是那日不想活了，也是多日不想活了，当他说到这句话，我就自杀似的冲出了一句：“蒋介石，我还是他女儿呢！”“真的？！”对方大叫起来。
他呆呆的看住我的名字，一念再念——陈、陈、陈……。“你说老实话哦！”他说。我不说话，只是笑了笑。那双眼睛，今朝才见便离了的眼睛，他说我真美丽，他用英文说，说成了他和我的秘密还有终生的暗号。
“你姓陈，他姓蒋，怎么会？”又问。
我反问他：“请问给不给经过东德的签证嘛？”他说：“给、给、给……。”急着哗一下盖了章，就成了事。
隔着柜台，我竖起了脚尖，在那中年胖子的脸上亲了一下，说：“你真美，谢谢你。”然后，走了。
东柏林在展越南战争的照片，进去看了一下。那张，美军提着越共的头，踩在无头尸体上，有若非洲猎象猎兽的成就感，在那个大兵的脸上开着花。没有再看下去，觉得自己是一个亚细亚的孤儿。
去饭店吃了一顿鱼排，付帐时，茶房暗示我——很卑微的那种笑，使我付出了不是过境时换的当地钱。有二十块美金，给了十块，每月生活费的十分之一。没有等找钱，向那位老茶房笑笑，便走了。
经过一家书店，看见齐白石的画，我一急，进去了，要人窗内拿下来，发现是印制的，不是原墨，就谢了走开。
街上行人稀少，有女人穿着靴子，那是我唯一羡慕的东西。
又走了很多路，累了，也渴，天在下午四点时已经暗了。可是这边的城没有太多灯光。问到了出关回西柏林的地方，关口很严也牢，是九曲桥似的用曲折墙建出来的，我猜是怕东边的人用车子来闯关而设计的。
他们不给我回去，一直审问，问我那张白色的通行证如何得来的？为什么会身上又有一本台湾的护照藏着。又问来时身上报了二十美金，怎么换了五块美金的当地东德马克仍在，而那另十五元美金只剩下了五块一张。我说吃饭时付错了。问是哪一家饭店，我答谁记得路。
他们不给我走。我急了，急得又不想活了，说：“你们自己发的通行证，去问放我过来的那个关卡。去问！打电话去问呀！好讨厌的，也不去解决。”
不知过了有多久，我弯弯曲曲的走过了一道又一道关，门口站着来接的，是中午那个以为已经死别了的人。他在抽烟，看见我出来，烟一丢，跨了一步，才停。
“来！我带你，这边上车，坐到第五站，进入地下，再出来，你就回西柏林了。”他拉住我的手臂，轻轻扶住我，而我只是不停的抖，眼前经过的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