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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轻轻松松的走，轻到自己走了才知道。
你的拖鞋还在床边，你忘了讲穿鞋子那一段。
对，我也没有讲穿衣，洗脸，拿皮包。我也没有讲墙、讲窗和那一扇扇在夜里深锁着的门。我没有忘，只是出去时这些都不重要了，包括睡在床上的那个躯体。
可是，我走了，又回来，坐在这里，喝茶，写字，照镜子。
你也照镜子对不对？
那片冰冷镜中的反影使你安心，你会想——你在，因为看见了自己，是不是？
三毛，你到底要讲什么？
我不说了，让姑姑来跟你说。
这许多年来，我一直很少出门。我是一个家庭主妇，丈夫早逝之后，我的一生便托付给了子女。年轻的时候，孩子小，我中年的时候，孩子们各自婚嫁，我高年，孩子们没有抛弃我，一同住在台北，在普普通通的家庭生活和琐事里，我的一生便这样交了出去。我的天地是家，没有常常出口的习惯，当我终于有一些闲暇可以出外走走的时候，我发觉自己的脚步已经蹒跚，体力也不能支持，出门使我疲倦，也就不去了。
那一天，我为什么进了国泰医院？是家人送我去的。我并不喜欢住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只因为全身疼痛难当，他们就哄着我去住院了，孩子们总是这个样子。
其实，我的脑筋仍是很清楚的，八十年前做女儿的情景一段一段的能够讲得出来。不久以前我跟我的外甥女平平说：年轻的时候我也打过高尔夫球。她眼睛睁得大大的瞪住我，也不笑，好似我说的不是家族生活的过去，而是洪荒时代的神话一般。她的眼神告诉我，像我这种老太太，那里知道高尔夫球是怎么回事。
我也有过童年，我也做过少女，这一生，我也曾哭过，也曾笑过，当然，也曾丽如春花。而今，只因我说了全身酸痛，他们就将我送进了医院，我有什么办法，只有来了。
你也晓得，医院的岁月比什么地方都长，即使身边有人陪着，也不及家里自在。我不好跟儿女们老吵着要回家，于是，我常常睡觉，减去梦中的时间，天亮得也快些了。那个午后，四周很安静，窗外的阳光斜斜的照进病房，粘住了我床单的一角，长长方方的一小块，好像我们家乡的年糕一样。
看了看钟，下午四点——那块粘得牢牢的年糕动也不肯动。
天气不冷也不热，舒适的倦怠就如每一个午后的约会一般，悄悄的来探访我。
今天不同，我却没有睡过去。病房里没有人，走廊上看不见护士，我的心不知为何充满欢喜，我的年纪有如一件披挂了很久的旧棉袄，有那么一双手轻轻拂过，便不在了。当它，被抖落的那一霎间，我的脚，我的身体，奇迹似的轻快了起来。
我要出去玩——。
什么时候已是黄昏了，满城灯火辉煌，车水马龙，每一条街上都是匆匆忙忙各色各样的人。多年没有出来狂街，街道不同了，绸布庄里的花色夺目明亮，地摊上居然又在卖家乡小孩子穿的虎头鞋，面包烤房里出炉的点心闻着那么香。西门町以前想来很远，今日想着它它就在眼前，少男少女挤着看电影，我没有去挤，电影也没有散场，我只想看看里面到底在演什么，我就进去了，没有人向我要票，我想告诉一位靠着休息的收票小姐，我没有买票你怎么不向我讨呢，她好似没有看见我似的——多年来被糖尿病折磨的身体，一点也不累了，我行路如飞——我是在飞啊——百货公司我没有去过几家，台北什么时候多了那么多迷城也似的大公司？比起上海永安公司来，它又多了不知多少奇奇怪怪的货品。这里太好玩了，我动得了更是新鲜，健康的人真是愉快，走啊走啊，我的脚总也不累——我拦住一个路人，告诉他我很欢喜，因为我自由，自由的感觉身轻如燕，我不停的向这个路人笑，他不理我，从我身上走上来——
这一代的年轻人没有礼貌，也不让一让，就对着我大步正面走过来——我来不及让。他已经穿过我的身体走掉了，对，就是穿过我。再回头看他，只见到他咖啡色夹克的背影。我吓出一身汗来，怕他碰痛了，他显然没有知觉，好奇怪的年轻人呀！
我的心像一个小孩子那样的释放，没有想念那些孙子，没有怕儿女挂念我的出走，我只是想尽情的在台北看一看，玩一玩，逛一逛，多年的累，完全不在了。
这种感觉当然弄得我有些莫名其妙，可是我没有丝毫惧怕，没有怕，只是快乐，轻松。自由啊，自由原来是这样好。自从我的儿女开始奉养我之后，我们搬过两、三次家，年轻人不念旧，我却突然想念罗斯福路的日本房子，在那儿，我们一家度过了大陆来台湾之后长长的时光。以前我走不动，我总是累，那么现在不累了，我要回去看一看。
从百货公司到罗斯福路好快啊，心里想它，它就到了，“心至身在”是怎么回事？这份新的经历陌生得如同我眼前的大台北，可是为什么去想呢，我赶快去找自己的故居，那个进门的玄关旁，总也开着一片片火也似的美人蕉——日本房子没有了，我迷失在高楼大厦里，这里找不到我的老房子，花呢，花也不见了。那条长长的路通向什么地方？新店。我怎么在新店？
不好走远了，我回去吧，我不去医院，我回儿子女儿住的大厦，百乐冰淇淋招牌的那条巷子里就是我的家。
小孙子在吃饭，电视机开着也不看也不关，费电呢。我上去关，电视却不肯灭掉。
家里没有人叫我，我四处找找人，没有什么人在家，除了孙子之外。
后来我又想，回家是失策的，万一孙子看见我逃出了医院，大叫大嚷，捉住我又去躺病床也不舒服，我快走吧，趁他低头吃饭快快溜走。
汉清大哥、嗣庆、谷音全在台北，他们是我的手足，这些年来行动不方便，总也难得见面，见了面，大家怕我累。也不肯多说话，总是叫我休息、休息。这个时候谁要休息呢，我要快快去告诉他们，我根本没有病，走得飞快。我完全好了。
小弟嗣庆不在家，他的办公室在火车站正对面，那个地方我从来没有去过，今天跑去看看他，他一定吓了一跳。
就看见嗣庆啦！他在看公文，头伏得低低的，我不跑到他面前去，我要跟他捉迷藏，就像我未上花轿以前在家里做他姐姐一般的跟他顽皮一下——我浮在他的上面，用手指轻轻搔一下他的头顶心，嗣庆没有反应，人老了就是这个样子，弟弟也老了，敲他的头都没有感觉，他不及我年轻了，我怎么又一下那么爽快了呢？是的，我们都老了，爹爹姆妈早已过去了，我找不到他们，看不到他们，这也没有办法，我只有在台北跑跑，再去看看我的亲戚们。
今天不累，我一个一个房子去走亲戚，我好忙啊，已经是老婆婆了玩心还那么重，自己也有一点不好意思，可是能走还是去走走吧，今天不同凡响——于是我走了好多好多的路，我看亲戚，看街，看外销市场，看新公园，看碧潭的水，看街上的人，看阳明山淡水河，看庙看教堂，也去了一间国民小学——玩了不知多少地方，绕了好大的一场圈子，我到了一幢建筑面前，上面有字，写着“国泰医院”，这个地方眼熟，好像来过，二楼一个窗口尤其熟悉，我上去看一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于是我从窗外向里看，你可别问我怎么飞到二楼窗口去的，我没有说谎，我是在二楼外面看——这一看吃了一惊，我的儿子阿三怎么坐在一张床的前面，哀哀的在向一个老太太一遍一遍的叫——“姆妈！姆妈！姆妈！姆妈……”
那个睡着不应的女人好面熟……她不是我自己吗？难道是我？那个镜中的我？一生一世镜中才看得见的我？我急忙往窗内跑，跑向自己——“姆妈——”
我听见了儿子的声音，哽住的声音，叫得好大声，吵得很的。
再一看床头的钟，五点了，原来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一个小时，我去了好多地方——而我又在床上。
“姆妈，现在是早晨五点，你昏迷了十三个小时，怎么救也救不过来，我们——”
傻孩子，急成那个样子，姆妈哪里是昏迷了，姆妈只是出去玩了一场，散散气闷，你们怎么叫护士小姐用针扎人呢。我的姑姑跟你讲了一件很普通的小事，她不太会说故事，又越说越匆忙，因为说完她要收拾东西回百乐冰淇淋那条巷子里的家里去，她想回家，不肯慢慢细细的讲。
至于我的故事，并没有说完，可是让我悄悄告诉你一个秘密，有关我的秘密——当我“出去”的时候，我从来不肯去照镜子。
狼来了
对于我在台北市开车的事情，在我们家中，不太赞成的有八个人，热切盼望的只有一个，我们一共是九个成人的家庭。
当然，如果我自己不发心买车，那九个人就想法一致了。
这几年来，海外的日子虽然过下来了，房子总觉得大到没有人气。一到夜间，阳光退去，黑暗里总有奇异的声音在一个角落里轻轻的响。
有时候天气不好，海浪就如巨兽般的绕住房子怒吼。这种夜晚，我必是不能再睡，悄悄开了车房的门，将汽车倒出来，跑到高速公路上去慢慢的驶到天亮。再回家的时候，心中便很舒坦了。
所以说，相依为命的东西，一直是那匹马。我的白马。
回到台湾来之后，发觉我突然属于许多人。这当然增加了说话的对象，也缩减了长长的光阴，可是我的情况仍是相同的；没有一个人或物是完全属于我的。这一回，难道唯一的马也没有了吗？
坚持要一匹马，而且它必须是白色的。
白马是一辆喜美，报纸上找到它的，要它的人相当的多。它先前的主人是一个美丽的中国女孩子。我恳求这一位老主人——这匹马和我一见钟情，请让我来驯养它吧。那个女孩子依依不舍的将它过给了我。
马来我家的时候，是下午五点，我跟着它跑进了台北最混乱的交通时刻里去，一直跑到深夜十二点半才回家。
台北是这么美丽的城市，尤其在落着微雨的深夜。以前不认识它，因为马和我没有在这里共同生活过。于是，我属于了一匹马，彼此驯养着。
那时候，我还没有搬到阳明山的学校宿舍中去住，我常常藉着种种的理由，将我的父母手足和下一代的孩子们装进白马里，一同出去跑路。这件事情就有如请亲人来我自己的家中坐坐一样，他们进车来，我便开车招待他们，心中十分欣慰。
开车的时候，不太镇静的弟弟总是忍不住大叫，这件事情使我有些抱歉。他们很怕。
事实上我自己也是心虚的，每次在街上一看见警察，就会煞车，口里也会轻轻的喊出来。
“一个警察！”
“警察总是有的，叫什么嘛！”坐在旁边的人总是奇怪。“怕他捉我，不如先慢下来，表示我没有逃走的意念。”“为什么要抓你？”
“就是不知道呀！不知道做了什么就更怕了，想想看，随时随地会被抓。”
“可是你没有犯规——”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犯规，才那么紧张的。”
这么一说，将同座的人也弄成怕警察了，坐一趟车大家都很费力。
当我住在西班牙那个海岛上的时候，小城的交通也到了饱和点，停车当然是极大的难题。只因为警察们心肠软，我常常派他们看守我随便停着的车，自己跑去快速的办事，办好出来，不但没有被罚，反而有人吹哨子将交通挡住，让我上路。在那边，警察是一群卡通片里的熊，碰到他们，总是喜剧——华德狄斯奈的那种。
台北是不是卡通片？我猜不是。
那天夜里，我的弟弟和他们的小女儿回到父母家中来探望之后，要回家去了。
我当然热心的要送他们。彼此客气了一会儿之后，我们上车了。
“你就穿这个样子跑出去啦？”弟弟问我。
我的百慕达式牛仔裤是旧的长裤剪成一半的，没有缝边，上身一件软得如同豆腐皮一般的恤衫，并没有穿袜子，踏着一双带子断了的白球鞋。乱发分叉盘在头顶，一丛芦花也似的。
当然，这个样子是不好看，可是只是坐在车内开一趟，十多分钟便又回来，谁会看得见呢？更何况天也是黑黑的，还下着雨。
送完了弟弟全家，彼此有礼貌的挥手晚安了一大场，我快快乐乐的往仁爱路财神酒店的方向开，要绕过圆环到敦化南路去。
那时候路上已经没有什么车辆和行人了，雨地的反光将都市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