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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了！
元大都虽下，顺帝在上都依然可以发号施令，元军实力仍然强大完整。徐达常遇春移师进取关中，从洪武元年八月到第二年八月，整整用了一年时间，才完成第四步战略目标。在这一年中，元军不断坚持抵抗，而且还作了几次大规模反攻。这是北伐中最艰苦的一段时间。
西征军从河北进入山西南部，扩廓遣将来争泽州，大败西征军，又乘北平空虚，亲出雁门关偷袭。徐达得知，也不回救，竟率大军直捣扩廓总部太原。扩廓不得不救，回师途中，遭遇埋伏，不知所措，仓皇之中仅以１８骑北走，山西遂平。
洪武二年三月， 西征军进抵奉元路（今西安），李思齐逃奔凤翔，又奔临洮。西征大军跟踪追击，李思齐势穷力竭，只好投降。是年六月元军又乘虚进攻通州，北平无重兵，常遇春李文忠率步骑九万还救，围魏救赵直捣元上都，元顺帝北逃沙漠，北平转危为安。七月，常遇春暴卒于军中，李文忠领兵会合大军并力西征，大败围攻大同的元军，生擒元将脱列伯，杀孔兴。徐达大军继续西进，张良弼逃奔宁夏，为扩廓所执。其弟张良臣以庆阳降，不久又反，城破被杀，陕西遂告平定。
原来横行河洛关陕的元朝大将，也就是朱元璋北伐檄文中所数骂的人物，这时只剩下一个扩廓贴木儿拥兵屯驻宁夏，不时出兵攻掠，闹得边境守军不得安逸。刘基警告说 ：“不可轻看扩廓，此人真将材 。”洪武三年朱元璋又命大将军徐达总令大军出征沙漠，扩廓方围兰州，徐达被迫解围回救，被扩廓大败而奔和林。五年，朱元璋又动员大军分道进攻，到岭北为扩廓所大败。２５年后，元璋想起此败，还非常伤心，写信告诉他的儿子朱棣说 ：“吾用兵一世，指挥诸将，未曾败北，致伤军士。正欲养锐，以观胡变。夫何诸将日请深入沙漠，不免疲兵于和林，此盖轻信无谋，以致伤生数万 。”连同过去几次损失，合计死亡有四十多万人。
朱元璋一直对扩廓又敬又恨。察罕死后，扩廓继掌兵权，朱元璋就曾多次奉使通好，但扩廓就是不表态，总是扣留使者，也不回信。既至北走塞外，扩廓家属被俘，朱元璋又遣使劝降，扩廓仍然不为所动。最后派李思齐劝降，扩廓以礼相待，临走时，还派骑士送上一程。正要分别，骑士说 ：“奉总兵令，请留下一点东西作纪念 。”思齐不知所措 ：“我为公差远来，无以留赠 。”骑士道 ：“我要你一只手臂 ！”思齐情知难免，乃挥刀砍下自己一只手臂，回去后不久就死了。朱元璋曾问 ：“我朝谁为奇男子 ？” 众人都推常遇春。朱元璋则说 ：“常遇春虽然是人杰，我还可以臣服他。可是王保保就决不肯，这人才是奇男子 ！”
直到洪武八年，扩廓贴木儿死于军中，西北守军才得以安宁，元璋和他的将军们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北方平定，洪武四年正月朱元璋出兵伐夏。以汤和为征西将军，周德兴廖永忠为副将军，率舟师由瞿塘峡攻重庆；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率步骑由秦陇取成都。
夏国自明玉珍死后，子升年幼继位，大权旁落，国势竟一天不如一天。既致大军压境，依仗瞿塘天险，以铁索横断关口，两岸置放大量硝石铁铳，层层布防，以为固若金汤，朱元璋水军难以突破。汤和水军果然被阻，三个月不能前进一步。
夏人又把重兵配置于东线，北边防务空虚。傅友德趁机南下，连据名城，以克城之日写于木板上投于汉江中，顺流漂下，为廖永忠所知，即从间道绕过敌后，两面夹攻，断飞桥，毁铁索，水陆并进，夏兵抵敌不住，明升乞降。傅友得进攻成都，守军知重庆已失，抵抗无益，也就“缴枪不杀”了。十月汤和等全定川蜀郡县，夏国正式宣告灭亡。
这时，元朝残留的军事力量还有两支：一支是云南的梁王，一支是东北的纳哈出。两者仍用元朝年号，孤军割据。洪武四年，当朱元璋灭夏以后，迅速把注意力转向云南。云南与元朝本部远远隔绝，势单力弱，孤立无援，朱元璋想以武力为后盾，争取和平解决。先后派遣使臣王祎吴云前往招降，都被梁王所杀。直到洪武十四年，决意用武力占领云南，分派傅友德沐英蓝玉三将军分两路鼓勇继进。
这时的云南在政治地理上分属三个系统：一是以昆明为中心的梁王，直属蒙古大汗；二是以大理为中心的段氏土酋，政治上隶属于蒙古政府，享有政治权利；三是其他区域和南部非汉族诸部族的土司地域。前两者区分为路府州县。就汉化程度而言，一者最深，三者最浅。至正二十四年，朱元璋平定湖南湖北时，和湖南接界的贵州土人头目思南宣慰，和思州宣抚先后降附。到夏国平定后，与四川接壤的贵州其他土司大起恐慌，贵州宣慰和普定府总管即于第二年自动归附。贵州的土司大部分归顺明朝，云南的梁王政权也就随之失去了东北两面强有力的屏障。
明兵由东北两面同时发起进攻：一路由四川南下取乌撒。这个区域是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接处，与梁王主力相呼应；一路由湖南西取普定，直捣昆明。东路军一路顺风仅用了三个多月时间，就于洪武十四年年底平定昆明，梁王兵败自杀。昆明既下，东路军又迅速回师与北路军会攻乌撒，附近东川乌蒙艺部诸夷族完全降伏，昆明附近诸路政府也都以次归顺。第二年二月置贵州都指挥使司和云南都指挥使司，树立了军事统治中心。着手大力改善交通状况，开筑道路，设立驿站，把川滇黔三省的交通通讯联结起来，建立军卫，控扼粮运。然后以大军西向攻占大理，经略西北和西南部诸地，招降各少数民族，分兵勘定各土司。分云南为５２府５４县。云南边外的各国政府也纷纷遣使修好，敬表臣服。明廷又设缅中缅甸和老挝八百诸宣慰司，以示慰抚。朱元璋又加封大将义子沐英为西平侯，统兵镇守云南。沐家世代英才，在云南三百多年，竟与明朝国运相始终。
纳哈出是元朝世将，朱元璋当年攻取太平时，将其俘获，后放遣北还。元亡后拥兵虎踞金山，养精蓄锐，伺机南下；和蒙古大汗的中路军及扩廓贴木儿的西路军，互相呼应，形成三路钳制明军的局面。
在东北，除纳军以外，辽阳沈阳开元一带都有蒙古军屯聚。洪武四年元辽阳守将刘益归降，朱元璋遂建辽东指挥使司，统辖辽东军马，以次征服辽阳沈阳开元等地。同时又从河北陕西各地出兵大举深入蒙古，击败扩廓主力，并进攻应昌，元主远遁漠北。到洪武八年，随着扩廓的死去，元军失去了一只最强大的攻击力量，西路军和中路军也日渐衰困，无力南顾，再也不敢深入内地剽掠财物了。
朱元璋则乘机经营甘肃宁夏一带，招抚西部各羌族回族部落，给以土司不同名义或王号，极尽分化瓦解，拉拢利用之能事。在长城以北今内蒙古内，就各个军事要害处，建立军事据点，逐步推进，用武力压迫蒙古人不得不退缩漠北，不敢靠近边塞，扰乱边境群众的经济生产和安宁生活。
至此，西北的问题算是很好地解决了，朱元璋回过头来全力解决东北问题。
洪武二十年春正月，朱元璋以冯胜为征虏大将军，傅友德蓝玉为左右副将军，率军出征纳哈出。
为了保证大军的粮饷供应，同时也作好持久战的准备，冯胜等将领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方针。大军从长城松亭关开出，筑大宁宽河会州富峪等四城，储备大量军需粮饷供给前方；同时留下相当军力屯守，严防粮草被劫。然后以主力部队东向由北面包抄纳哈出。老纳势穷力竭，孤军无援，只好投降。辽东全境遂告平定。
辽东既定，大明的江山一统算是真正完成了。和前朝一样，大明帝国拥有许多属国和藩国，可以说是傲视群雄，独步天下了。洪武廿五年，东面的高丽发生政变，大将李成柱推翻了亲元王朝，自立为王，改国号为朝鲜，并宣誓永世效忠大明王朝。藩国东南有琉球国，西南有安南镇腊占城暹逻及南洋群岛的诸岛国，内地和边疆则有许多部族和土司接受封赠，听从王朝节制。
按照旧制，藩属国必须在接受帝国新政权的印授册诰的同时缴还先朝的印授册诰，尊奉帝国大统正朔，然后遣使称臣入贡，永做藩臣，万世通好。帝国承担藩国遭受危险时的保护义务，对其内政则从不干涉，任其自立。帝国政府特设立三个市舶司管理沿海三个通商口岸：宁波市舶司指定为日本通商口岸，泉州通琉球，广州通暹罗南洋诸国。
朱元璋吸取元朝屡屡兴兵海外，而得不偿失的教训，确立了致力于大陆经济发展，子子孙孙不要海外扩张的政策。他在《皇明祖训》中郑重告诫儿孙们：四方诸夷皆险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中国子孙侍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中国边境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综观历朝历代，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总是奉行一种保土安民，努力防御而非积极进取的和平政策，这是一种黄色文明的鲜明特征。这一方面固然是几千年崇尚 “温良恭俭让” 的儒家传统文化强烈影响的结果，不可否认也是一种妄自尊大、自我陶醉的优势心理体现，同时也同人们对海洋的经济利用价值认识肤浅密切相关。几千年来，我们的民族总是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自我感觉中陶醉，逐渐失去了独步世界的锐气，不断丧失了自己的海洋权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民族的悲哀。
对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和地方土司，朱元璋则恩威并施。
一是不吝封赐。对于土司酋长封以官位。允许其有一定的辖地和土民，利用他们倾心内向，维持地方秩序，发展生产，征缴赋税。土司衙门有宣抚司宣慰司招讨司等，封官可以世袭。
二是实现“改土归流”。“土”即“土官 ”，指当地部族酋长，土司长官；“流”即“流官 ”， 指由朝廷派任的一定任期的非世袭的地方官。实际上也就是用流官监视土官，将其政治经济行为尽力纳入朝廷规范。对于极边远的地区，朝廷采取放任自流的愚民政策，只要土司肯听话，军政大事全凭其定夺。在内地则取积极的同化政策， 如派流官协同治理， 开设官路驿道，选拔土族子弟到国子监读书，如此潜移默化，逐步将其改建为朝廷直接治理的州县。
治理西北羌族等少数民族也有两种办法：一是用其酋长为卫所长官，世代承袭；一种因其土俗，建设寺院并赐与蕃僧封号，利用宗教来统治边民。羌族力量分化，兵力分散，西边的国防就可高枕无忧了。现在的西藏和西康当时都是喇嘛教中心，僧侣兼管政事，明廷仍袭元制，封其长老为国师法王，令其抚安蕃民，定期朝贡。为了永图入贡和通商利益，就得世代保持袭官和受封的权利，因此僧侣法王都表现得服服贴贴，尊奉朝廷。明朝三百年，西部羌族大体平静，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乱。
二 改组军队 扼守长城固国防
洪武二十年，随着辽东平定，江山一统；同时，对少数民族的分化治理也取得一定成效。国泰民安，似乎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由于帝国规模的扩大，军事形势的发展，国防和国都问题也就愈显突出。
基于自然环境的限制，从辽东到广东，沿海几千里的海岸线的暴露，时时都处于被倭寇侵掠的危险境地；长城以外是蒙古的势力，元帝北走沙漠，仍有强大军力，如不在险要处屯兵，则铁骑奔驰，黄河以北便不可守。可是若把边塞重兵军权托付诸将，又怕尾大不掉，拥兵自重，造成藩镇割据，如以重兵直隶中央，则国都必须扼驻国防前线，才能收统辖指挥的功效。东南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北方又必然是全国的军事中心。国都如建设在东南，依附经济中心，则北边空虚，无法堵住蒙古人的入侵；若建在北方与军事中心合一，则粮食军需仍需靠东南大量供给，劳民伤财，极不划算。
能不能找到一种两全其美的方法呢？通过对历史的比较借鉴，朱元璋找到了一个确实可行的折衷办法：建都于东南财富之区，封子弟于北边国防据点和全国军略重地。以此确保江山永固，社稷安定。
明初定都应天，主要是经济原因。第一是江浙富庶，“财富出于东南， 而金陵为其会”。 第二是吴王时代所奠定的宫阙，不忍放弃；若忍痛割爱，必然又是一番劳费。第三是从属将士大都是江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