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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记者。当然是记者。”
他接着说：“主持人是个很含糊的概念。其中有的人只是很好的播音员——当然，播音本身也是值得尊敬的职业，但却没有参加节目的采访和制作。而‘记者’，则比较明确地划定了我的职业性质。”
当然，美国的一些大众型节目的主持人并不面临类似克朗凯特先生在职业称谓上的选择，以谈话节目（也称脱口秀）的头牌主持人奥普拉·雯费瑞女士为例，虽然在初期她当过几年记者，但是在她二十多年的电视生涯中，主要是在演播室中主持谈话节目，可以说跟记者这一行是分道扬镳了。美国的谈话节目多达三十多个，大多每周播出五次，因此无论在节目的数量与质量上竞争都是非常激烈的。而奥普拉竟在二十年中独占鳌头，成为美国电视、文艺界中年收入最高者，以一九九五年为例，达一亿七千万美元。她的成功所凭借的是什么呢？是她的外貌吗？她是一位四十多的黑人妇女，中等身材，相貌平常，体重曾达两百磅（约九十公斤）；是她受过什么主持人的专业训练吗？她仅在大学上了两年戏剧专业，尚未毕业就开始了工作。我反复看了她的节目，觉得她成功的秘诀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与观众真诚的感情交流，既敞开自己的心扉，同时设身处地体会他人的苦乐。在一次关于美国少女被强奸一题讨论时，她竟全盘托出自己十五岁时被摧残的亲身经历。这样坦率和真诚怎能不打动观众的心呢？她曾经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归纳为两个字：“分享”。
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我主修国际传媒专业。
作为常青藤名校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的藏书量不可谓不丰，我却没有查找出一本有关所谓主持人理论方面的书籍。有关主持人的著作除名人传记外，只有一本名为《采访的艺术》的书带有一些理论色彩。作为一个电视大国和主持人这个词的发源地，出现这种现象一开始让我很诧异，问及指导老师，他反问道：“主持人艺术？没听过这样的说法。”
记得过去在国内曾看过不少主持人理论方面的文章和书籍，也曾被有意著书的人士采访，谈过电视主持的经验和体会。“主持人艺术”的概念堂而皇之地出现于电视评论界，也成为不少有志于做电视主持人的年轻人的理想追求。
而现在，我却第一次对这个提法产生了根本的怀疑。
主持有艺术吗？
如果说没有，那么怎么解释诸如镜头感、语言的分寸感、现场气氛的调节，个人情绪的把握等等对主持人的要求呢？又怎么解释世界范围内一位位卓越主持人的魅力呢？如果没有艺术可言，电视主持人这一职业岂不显得立足不稳？
慢。我似乎发现了问题：电视主持人——这个眼下时髦的职业，有严格的定义吗？换句话说，这算得上是一种明确的职业吗？
让我们先到美国看一看那里的电视主持人是如何产生的吧。四五十年代，美国电视发展的早期，电视中的主持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默罗为代表的记者出身的新闻主持人，被称为“anchor”。默罗不仅因为二战时在伦敦大轰炸中的现场报道而成为战时英雄，而且因为敢于面对面地与麦卡锡辩论及在感恩节时深入揭露外籍劳工在美国农场中的非人待遇等等成为正义的象征。第二类主持人被称为“host”，负责的是歌舞、说笑等娱乐性节目。他们几乎全是喜剧演员出身。一些好莱坞、百老汇明星也时常在这些节目中客串。到了五十年代末，游戏、智力竞赛类节目兴盛一时，主持人以公正的形象出现，他们多是拥有良好社会形象和一定知识修养的中年演员。六十年代，谈话节目出现，具有亲和力的新闻记者，谈吐幽默的演员成为这类节目的红星。到了七十年代以后，电视节目已多如牛毛，其主持人的来源、层次，在节目中发挥的作用也参差不齐。一些王牌节目，如《六十分钟》、《二十、二十》等依然采用资深老记者，但他们往往只负责重头新闻报道，如总统竞选，两党年会等。其他外景报道由年轻些的记者负责，串联词也往往由编辑写好，送到手上。电视上大量的新闻快讯则由相貌出众的“年轻”播音员承担。而“年轻”的概念也是指年纪在三十岁以上。名人专访类节目，突出主持人的明星效应。他们面对政界艺坛的风云人物，不卑不亢，甚至针锋相对，专门提富有挑战性的尖锐问题，有时不惜吵个天翻地覆。他们的文稿虽然事先由创作集体拟定，但因为现场采访，不容迟疑，所以要求这些主持人的思辨及语言功底都不同凡响。至于娱乐节目，脱口秀一类，则一般由电视台向私人制作公司购得。这些节目的主持人五花八门，难以概述，很多人根本离不开现场台词提示器的帮助。可以说，在美国并不存在定义严格的“主持人”这一职业，几乎所有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都来自电视以外的职业背景。
国内电视主持人的称呼当从赵忠祥先生在八十年代初主持中学生智力竞赛开始，沈力女士又成为第一个拥有固定栏目——《为您服务》的主持人。现在，除新闻播音员外，几乎所有在电视节目中露脸的，以节目主人身分出现的面孔，都被冠以主持人的称号。
大概是因为我们的电视承担着推广标准普通话的职责，或许也因为我们首先想到在“圈内”寻找有经验的人选，反正一大批电视节目主持人是播音员出身。但是国内电视主持人的评奖往往把新闻播音员排除在外，因为他们虽然字正腔圆，音亮质纯，且传达准确，但只是念稿而已。为此，不少播音员并不服气：“大多数所谓‘主持人’不也是背稿吗？难道因为他们多加了些‘那么’、‘嗯呀’之类的小零碎儿，或故意把标准普通话说得像南方化国语，就高人一等了？”
我认为播音员们的抱怨是有道理的。仅仅把严谨的书面语言“翻译”成大白话，或把严肃的面孔换成一副笑脸，并不代表什么水平的差别；在主持过程中即兴来两句俏皮话，鼓励观众拍拍手之类，也与“艺术”大有差距。
近五六年来，电视主持人的另一大来源是大学生。他们年轻活泼，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且青春亮丽，口齿伶俐，屏幕形象招人喜欢。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规律，从国家级到省市级，到乡镇厂矿的电视台，女性主持人普遍比男性多，而其中又以三十岁以下的年轻女主持人最为活跃。而那些年过三十的女主持人，几乎都希望把自己往年轻时髦里打扮，她们最大的苦恼就是面临那些脸上没有皱纹的年轻同行的挑战。这些是不是告诉我们：从电视台到观众，都把“形象”当作评价主持人的首要标准。甚至有人说：“女演员年纪大了还可以演老太太，女主持人过了四十，还有什么好看？”据我所知，一旦入了这行，找到了镜头感，不少主持人花在化妆上的时间远比花在节目上的时间多。
再来看看国内常见的一些评价主持人的惯用词汇吧：“高雅大方”、“端庄秀丽”、“亲切温柔”、“朴实无华”等等，几乎全是形容外貌和气质的。更难怪各种对主持人的采访中常有这样的问题出现：“您认为主持人与演员有什么不同？”提这个问题本身就说明在一般人心中主持人与演员区别不大，反正都是靠形象吃饭的。
我个人认为即使主持人与演员之间的模糊界线得以澄清，单就电视主持本身而言，仍无法被冠以“艺术”之美誉。这是由其工作内容所决定的。大多数电视主持人的工作就是在节目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没有多少节目以主持人为中心，而大多数现任主持人的资历与业务素质也还不足以承担节目主导的任务。所以主持人的主要工作就是在编导提供的脚本的基础上，把台词化为自己的语言，以观众比较喜爱的方式说出来而已。随着电视节奏的不断加快，主持人在镜头前的每段话从十五秒到一分半不等。时间之短，容量之小，间隔之大，使语言不可能在深度和广度上展开。这一切都似乎注定了主持人语言不太可能成为一门精深的艺术。
时下，有不少所谓“主持人训练班”，所教授的内容包括播音化妆、即兴讲演、采访等等。对此，我并不以为然。在我看来，“电视节目”是依靠一种播出的媒介——电视来划定范围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这个概念又因为不同的电视节目而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既然没有简单划一的“电视艺术”，也就谈不上所谓“主持人艺术”。就像你不能把一位电视剧导演与一位新闻专题节目导演横向比较一样，一位综艺节目主持人几乎完全不能与一位新闻主播相提并论。电视只是一种载体，与内容毫不相干。其作用更接近于报纸、杂志，而不是电影。谁听过有人说“报纸艺术”或“杂志记者艺术”吗？
“主持艺术”的概念含糊在于它可以被分解成一些没有多少联系的门类。比如新闻主持人的艺术往往可以被归纳成采访的艺术；综艺类节目或游戏节目的主持人也许更需要一些表演的训练，特别是喜剧表演的训练，因为活跃气氛往往要求主持人语言、表情的戏剧化，要求幽默诙谐的气质；体育节目主持人的专业知识是其“艺术”的主要内容；儿童节目主持人则必须具备教育学、儿童心理学的基本修养等等。
如果说，不同节目的成功与主持人之间尚有规律可寻的话，我想，那就是人格的魅力了。赵忠祥老师如果只是掌握了关于旅游和动、植物的大量知识，而没有一颗热爱大自然，善于感悟生命的心灵，那么他主持的《正大综艺》、《人与自然》等栏目，充其量只能成为世界知识或生物课的讲堂而已，谈什么魅力呢？克朗凯特如果没有勇气冒枪林弹雨的危险，不敢承担说真话的责任，又怎么会在越战的关键时刻，不推诿、不避让，鲜明地表白自己的反战立场呢？不过，话说回来，这样的素质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修行，当属“功夫在主持外”了。所以，追求其实并不存在的大一统式的”主持艺术”，只能导致电视主持的工匠化；追求一种万金油式的技巧性的熟练，只能把本来具备成功素质的年轻人引向歧途。
况且，电视屏幕带来的虚假的“成功”和“权威”是多么容易让人沾沾自喜呀！这往往使主持人产生盲目的自大。
随着中国电视的日臻成熟，对主持人的要求也必然越来越专业化。那种凭借少量训练便可获得的“镜头感”不再神秘，对主持人的评价标准会更多地放在主持人本身的涵养素质与节目的相配性，大量的新闻专题类节目会直接起用记者作主持人（现在不少电视台已经开始这样做了），社会类的节目会把一些擅长表达的专家请进演播室，主持人队伍本身的年龄会趋于成熟化，性别分配将更为均衡。我们将很难再信任一个过于年轻的面孔分析中东局势，也很难再容忍一个空虚的头脑煞有介事地教训观众，无论他们多么上镜。
我认为，一位电视主持人，只有认识到主持无艺术，才能放得下一些虚张声势的骄傲，也才能在与节目的真正融合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形成自己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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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纽约
小。。说。。t。xt。。天。堂
我承认，我喜欢纽约，第一眼就喜欢。
那是一九九四年一月，在录制了《正大综艺》二百期特别节目的第二天，我登上了赴美的飞机。飞机误点，到达纽约已是午夜时分。我的身下出现了一座绵延不绝的灯火的城市，繁忙的高速公路上满是紧紧相连的移动的光点，穿梭纵横，那快活的节奏让我想起一首老歌《纽约，纽约》，其中有一句歌词是：“如果能在这里成功，你就可以走遍天下，因为这里是纽约。”我的嘴里有些发干，年轻好胜的心怦怦地跳着。过去的一切荣辱胜败都在这片灯火前变得毫不相干，我将重新开始，在这个地球上最繁华的都市，找到一席之地。至于这个位置究竟是什么，我还相当模糊，但这并不要紧，要紧的是：纽约，我来了。
一向被形容得面目可憎的移民官翻看了我的证件，态度竟和善可亲，使介于临战状态的我一下放松了警惕。他指着我的入学通知书说：“纽约大学可是个好学校（我来美国时就读于私立纽约大学，半年后转入‘常青藤’名校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我儿子想上这个学校，但学费太贵了，我供不起。所以他去了州立大学，他在那儿学得不错。”说着啪啪啪一串钢印，“祝你好运气！欢迎到美国来！”一时间，我想起了长安街上“北京欢迎您”之类的广告牌。感觉良好。
记得临行前不久，国内刚刚播了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那有关纽约既是天堂，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