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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百。听着满院子的鸟声，他似乎又有了一笔订单，拿来锯子、锤子以及卡尺，精心设计，紧张施工，用几块木板打造了一个尖顶鸟舍。里面铺设草须，相当于鸟类的席梦思。圆拱型门窗和门前的阶台，更有五星级宾馆气派，可供童话中王子和公主优雅出入。
我们兴冲冲将它固定在一棵大树上，一心等待粉红色童话的来临，等待一排排的鸟脑袋在窗口出现。可好几个月过去了，这鸟舍一点动静也没有。很多鸟倒是来过的，也把它打量过的。但它们东张西望，心不在焉，很快又拍打着翅膀飞去，对欧式高尚住宅不屑一顾。
我们怏怏地颇为沮丧。
一天，地坪里有一片落叶在飘动和跳动，引来狗和猫的围观和大呼小叫。我们凑上前一看，发现那不是落叶，是一只羽翼未丰的乳鸟，眼睛还不能打开，两只脚也站立不稳，嘴巴倒是奇大，以至整个脑袋就是一张嘴，一支向天空开放着的浅红色肉喇叭，等待着救命的食物。我们查看它的全身，倒没有发现什么伤 ——大概是被鸟它娘不小心遗落了。
妻子把猫和狗赶走以后，往它大张的嘴巴里滴了几滴水，又掰开米饭，喂入几个半粒，算是给它聊解饥渴。做完这一切，再把它装进一个纸盒，放回室外显眼的地方，希望母鸟回来时能够一眼看到它。
一天过去了，院子里的鸟叫特别多，不知在传告和争议着什么。不过鸟妈妈一直没有出现。妻子不免有些失望：“这妈妈怎么当的？胖大嫂回娘家，半路上把娃娃丢了还不知道呵？”
两天过去了，院子里的鸟叫还是特别多，不知在传告和争议着什么。不过还是没有大鸟来认领。妻子更是气愤：“怎么这样狠心呢？这样的蠢婆娘虐待未成年子女，应该受到法律制裁！”
我说：“你是不是要到林子里去给它们读几篇《人民日报》社论？”
我们将它取名“飞飞“，取飞来之义。喂养几日以后，见它脱离了危险期，声音渐宏亮，小翅膀开始扑动，便把它送到树上的鸟舍里。那里有大鸟来往。我们希望它成为一个显著目标，引起大鸟们的注意，尽可能把消息带给它的母亲。我们希望它在同类的亲情之中，至少能少一点孤独和恐惧。
后来的事实是：它的嘤嘤叫声在树上消失了。我们以为它已经飞走，以为它已经回到母亲身边。但我们很快就发现飞飞的尸体飘浮在一个水池里。根据现场的迹象来看，它曾经想飞走，但还不太会飞，可能扑腾了两三下，最终一头裁入了水池。
它是一个日日夜夜想找回母亲的孩子。
是一个日日夜夜想进入天空的飞飞。
我后来从书上知道，动物有时也会遗弃甚至吞食自己的孩子——如果它们觉得这是淘汰弱小的必要，是保证种群强旺生命力的需要。根据这个说法，我不能不设想飞飞的另一种死因：它不是自己落入水池的，恰恰是被它母亲发现以后，被母亲有意投入水中。这个病弱的小家伙，终于死于一次崇高而决绝的谋杀？
一个暗夜里有种种可能。
几天后，夜深人静之时，百鸟归巢息声，但有一只鸟总是在树梢上发出呱呱大叫，每叫必高低两声，声声相续，久久不歇，一心要喊破天似的。以至它何时停止叫喊，是否停止了叫喊，我都印象十分淡薄。我开始以为独鸟孤鸣是为了求偶，后来奇怪其它求偶者为何不鸣。最后，我终于听出了叫喊中的凄切，觉得它更像一种母亲寻找儿女的苦苦呼唤。
一个夜晚因为有了这种呼唤，有了这种凉透心底的忧伤和绝望，才会成为真正的山乡之夜。
山南水北雷击
我在一窗雨雾前胡思乱想，突然有眼前一亮，还有脚心一阵发麻，使我不由自主地跳了起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直到嗅出一股焦烧味以后才突然醒悟：打雷了！我的记忆中确有一点动静，好像是刚才闷闷的一声。
这一闷雷肯定打中我家，否则楼面和墙面不会带电，更不会抽击我两只赤脚。我紧张地想到：应该做点什么。我赶快远离窗口，又赶快检查家里的情况，发现家里虽没着火，但电脑屏幕已经黑了，传真机已经冒烟，电话机里不再有声音，电视机里不再有图象，楼下浴室里的电热水器也无法启动……除了房子最西端的一只冰柜还在工作，家里五件电器全遭摧毁，一个文明世界顷刻间瓦解，一片死寂。
我大声告诉家人：“我们被雷打了！”但他们都冲着我笑，以为我在开玩笑，直到我大声再说一遍，他们脸上才有了紧张，一窝蜂慌慌地去复查灾情。
在城市里呆久了，对雷电已经没有概念。我不知道大自然除了风和日暖与花红草绿以外，有时也会狠狠拍来一大耳光。儒生们反复讴歌的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有时也会以一种残暴的方式进行。
修理各种电器的过程，不消说有多麻烦和多窝囊。我得赶到城里去一家家地去上门送货与取货。在市广播局一个电工朋友的帮助之下，我家的避雷地线也埋下了——这需要挖出一米深的地沟，像挖出长长一圈战壕，再在沟底扎下十几根粗大的三角钢，又是烧焊，又是挖土和打锤……其工程之浩大，施工之费时费力，吓了我一大跳。我后悔自己不知天高地厚，轻率地向朋友开口求助。
其实，宏伟工程也不太管用。朋友临行前偷偷告诉我：好是会好一点，但也不是万全。雷雨天里最好还是拉电闸，自己还要善于躲避。
我有点哭笑不得。早知如此，何必累得个半死？
更要命的是，我该如何躲避？乡下人没有城市楼群的掩体，暴露在茫茫旷野，暴露在雷电的射区之内，成了大自然随时可以轰击的靶标。如果穷得连避雷针都装不起，人们很大程度上只能听天由命。大家明白这一点，于是别出心裁另求一些自存之法，比方说一听到雷声逼近，就得赶紧检点自己的孝行。临时补救措施也是常有的：问老父亲要不要吃肉，问老母亲要不要做棉裤，问爷爷奶奶要不要捶背——其声音一定要宏大，宏大到让老天爷能听到；其动作一定要张扬，比如紧急切肉最好在门外大张旗鼓进行，让老天爷一眼看个明白。“不做坏事就不怕遭雷打！”他们一般都这样认为。
他们还能怎么办？他们不能怎么办。雷电随时可以空袭，一个不能用物质手段来保护自己的人，只能躲进一种给自己宽心的心理想象。
对于很多都市人来说，雷声不再意味着杀伤，充其量只是一种虚张声势的恫吓，甚至只是一种都市剧的舞台效果，比方说是一种娱人的高分贝打击乐 ——既如此，人们当然不再需要问老父亲吃不吃肉，不再需要问老母亲穿不穿棉裤，不再需要问爷爷奶奶是不是背痛……很不幸，孝道也许就是这样衰落的，更广义的的敬畏感和神圣感也可能是这样衰落的。我们其它很多妄佞之心，都可能在科学的掩体之下暗暗滋生。
这就是说，一旦人们能用物质手段来保护自己，精神也许会变得累赘多余？
守灵人
远远近近的鞭炮声不断响起来，想必是发生了什么事。我出门打听了一下，发现既无红喜，也无白喜，不过是农历七月半接鬼祭祖的日子到了。
寂静山谷里，鞭炮声传得很远，顺风而至却不知来自何处。这时候我不免想起了自己的来历。我家从没有燃炮祭祖的习惯。我已故的父母也不在我身边，不在村头或村尾，没法在这个日子听自己骨肉的走近。
都市人大多移居他乡，是一只只断了线的风筝随风飘荡。先辈对于我们来说，常常只是一些描述远方和虚无的词语，不是经常可以听到的（鞭炮）、嗅到的（香火）、摸到的（坟土和青草）的实在。我们在祭日里两目茫茫，无事可做。久而久之，我们在清明节、重阳节、七月半，冬至日、除夕过年这一类日子里，可能吃喝渐多而缅怀渐少。
相比之下，故乡不同于他乡。定居故乡者一直与前辈为邻，一直是广义的守灵人：出门就可能是父母的坟地，爬上坡可能就是祖父母的坟地，转下坳可能就是曾祖父母的坟地，钻过竹林还可能有伯父伯母叔父叔母的坟地……先辈组成了房前屋后的的四面八方，随时闯入视野，幻化出音容体态，不是什么虚无。在这里，一种中国人视之为传统核心的孝道，一种慎终怀远乃至厚古薄今，在成为一种文化态度之前，其实早已是农民实际生活的情境规定，是睹物思情和触景生情的自然。他们祭祀时事死如事生，是因为死者一直逼近眼前，是触目和坚硬的现实。
出于同一原因，有些坟头热闹而有些坟头清冷，如此对比在祭祖者眼里一定特别刺激，不能不让人多一些紧张。兴衰之异，续断之别，直接表现为现实中“香火”的有无。这种坟前的不同待遇，不常被都市人耳闻目睹，却在乡下人的印象中声色并茂，足以使他们一次次坚定传宗接代之志，尤其是生出儿子的决心 ——只因为儿子是防老的衣食之源（都市人可能更依靠自己的退休金），而且更多承担了上坟祭祖的义务（都市人可能已无坟可上或者有祖不祭）。
我曾经一直以为，重男轻女仅仅是愚昧。很多现代的离婚者、独身族、同性恋以及丁克家庭，更不认为生儿育女是什么非此不可的大事。我们的生活因此显得更为文明。但我们得小心：我们是在握有退休金时说这些话的，是远离坟前香火时说这些话的，在乡下人听来一定隔膜——正如乡下人对无后的恐慌，在眼下的鞭炮声中再一次怦然入心，在一次次路过清冷野坟时寒意彻骨，恐怕不易被我们体会。
毫无疑问，乡下也有一些无人祭扫的坟，其主人的后代可能夭折了，可能迁走了，可能把先人忘记了。我家院门外就有这样的一座，坟碑已经倒塌，墓盖被荒草淹没。我曾在这里坐着抽了一支烟，如同一位找错了坟地的守灵人，想象着荒草下可能有过的故事，包括前辈从幼到老的某些容颜姿态——直到夜幕在眼前缓缓降落。
中国式礼拜
进山只有一条小公路。连日暴雨之下，好几个路段山体垮塌，我的汽车卡在半途中，陷在翻滚的泥浆里，后来靠着过路的两个学生帮忙推一把，才泥点狂溅地退出绝境，勉强退回到一个草坡上。我弃车换船，把一些物品卸下车，搬到李有根的船上，先回了家再说。
公路好几天没有通，我的车一直丢在几里路的野外。那里前不巴村后不着店，附近虽有一农舍，但没有人住。有根要我放心，说不会有事的。但我还是惴惴不安，总是想象汽车被偷了或者被撬了的惨状。虽说是一辆不起眼的国产捷达，但毕竟是一笔不小的财产，怎么能一块肥肉搁在狼来虎往之地？经常在那里路过的人们，在我的想象中目无定珠，神色诡秘，就不会起一点贼心？
我坐船去查过一次现场，还算好，没发现什么异常。直到半个月以后雨停云散，公路重新开通，我才把汽车开回家来。谢天谢地，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我现在相信有根的话了：八溪峒还真是平安之乡。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这里一切太平。仅就我的记忆，几年来这里也有不少事骇人听闻：学校里有两辆摩托车被窃；坡上有好几片杉树被盗；一辆挖土机的师傅忘了锁油箱盖，只一顿饭的功夫，就发现箱里的柴油被吸了个精光……但凭心而论，这些罪行不算特别严重。
乡下人也自私，有的人甚至也作恶，但兔子不吃窝边草，胡作非为大多发生在别处，比如去城里溜门撬锁乃至杀人越货。只要一回到家乡，他们大多回归了往日的角色，成了安分守己之人，忠厚传家之士。莫说是对一辆不知该如何摆弄的汽车，就是对路边一堆木头，几袋饲料，也不大有邪念。我经常看见这些东西随意丢在路边，好多天里无人理会，颇有路不失遗之风。
罪犯为什么常常把家乡排除在作案区之外？也许，一种匿名的身份和陌生的环境，最容易造成道德监控的缺位，造成人们的心理约束荡然无存。相反，回到家乡的人们，彼此之间熟门熟路，知根知底，抬头不见低头见，亲友关系盘根错节，无形的做人底线不难约定俗成。与城市稍异的是，乡村的道德监控还来自人世彼岸：家中的牌位，路口的坟墓，不时传阅和续写的族谱，大大扩充了一个多元化的监控联盟。
先人在一系列祭祀仪式中虽死犹生，是一些需要吃喝（摆供品）、需要开销（烧纸钱）、需要敬重（三叩九拜）、需要文化娱乐（比如舞刀弄枪或玩狮耍龙的傩戏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