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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此次细菌战的战前准备完成，９月浙赣细菌战正式开始。
１９４０年９月，宁波被列为首批攻击目标之一，为了观察细菌武器攻击的结果，日军加强了对宁波的空中侦察。１０月２７日晨约７时，天色阴霾，空袭警报突然嘶鸣，一架日机窜入宁波市区上空，散下大量传单后西逃，传单上写：“重庆正在闹饥荒，民不聊生，日本人民则丰衣足食，尚有余粮来接济你们……”下午２时许，日机再次入侵，投下大量麦粒和面粉，散落在市中心开明街一带，该地区上空顿呈一片淡黄色云雾，瓦砾上发出沙沙的响声。
日机过后，当地跳蚤骤增，呈红色。后经证实，它们均是吸饱了鼠疫试验者血液的疫蚤。
３１日晚，开明街口滋泉豆浆店店主赖福生夫妇最早疫死，接着附近许多人暴死。鼠疫在当地农村流行期达３４天，居民死亡惨重。据查证，这场人为鼠疫中有名有姓的死亡人数就达１０９人。有一位曾担任前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美国记者约翰·威廉·鲍威尔，他曾经目睹了这次日军在宁波的细菌战。他说：“我碰巧这时在宁彼。日本军队在当地进行细菌战，使得许多中国农民像不起眼的小虫子一样被杀掉。”战后才知道，日军在宁波的细菌战，是日本医学博士、细菌专家、７３１部队长石井四郎亲自指挥进行的。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４日，日军对衢县（又称衢州）进行细菌战。衢州在当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不仅浙赣线横穿其境内，水陆、公路发达，而且城东建有当时中国东南各省最大的军用机场。因此，通过细菌战攻击衢州，是侵华日军早已定好的重要军事计划。凌晨５时，一架日机侵入衢州上空，旋转一周后迅速俯冲至２００～３００米高空，沿城西的西安门、上营街、水亭街、下营街、县西街、美俗坊等居民区散下大批麦粒、粟米、麦麸、碎布、棉花、跳蚤、小纸包（每包约有１０只跳蚤）及宣传单等物品，日机往返散播两次后，于上午９时３０分左右，从原方向飞离衢州。１１月１２日，柴家巷３号居民吴士英首先发病，１５日死亡，随后又有多人发病。１７日后衢城发现大量死鼠，１１月上旬，在日军散布鼠疫跳蚤的地区爆发鼠疫，并呈流行之势，衢县防疫委员会在防疫期间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措施，但由于防疫工作开始较晚，疫病已经在鼠类中流行，加之带疫外逃者为数不少，造成疫情迅速扩散。１９４１年衢县鼠疫疫情十分严重，根据衢县各乡镇上报统计，一年中全县城乡鼠疫死亡人数达２０００余人（不包括城区患鼠疫逃避农村死亡后不报或瞒报的人数）。此次鼠疫波及义乌、江山、上饶等县市。
１９４１年１１月，日军对湖南常德地区实施细菌战。常德是当时的交通枢纽，同时是华中一带中国军队军粮及四川大后方用粮的基地，其得失对中国军队至为关键。为了断绝中国军队和后方用粮，在大范围内传播鼠疫，１１月４日上午，日军向常德城内空投了大量鼠疫细菌携带物。据目击者邓一韪老人回忆，那天天刚破晓，浓雾弥漫，常德市区便发出了空袭警报。随即有巨型日军飞机一架由东向西低飞，在常德市上空盘旋三周后，又从西门外折转市空。当其折转低飞时，没有投掷炸弹，而是在市内鸡鹅巷、关庙街、法院街、高山巷以及东门外五铺街、水府庙一带，投下大量的谷、麦、豆子、高粱和烂棉絮块、破布条、稻草屑等物。尤以关庙街一带，投下的数量最多。敌机投下谷、麦等物后的五六天中，在常德市的大街上常有死老鼠发现，有的病鼠在大街上爬行迟缓，致被行人践踏而死，街谈巷议，以为怪事，但没有人把死老鼠送医院检验，也没有引起注意。１１日，发现首例鼠疫患者，之后感染鼠疫者不断，并且患者都很快死去。直到第二年春疫情才缓解，前后共染病死亡１０６人。
１９４２年８月，浙赣战役期间，由于日军的侵略遭到了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２０日，日军细菌战部队的一支远征队（由７３１细菌部队１２０人和南京“荣”１６４４细菌部队３６人，共１５６人组成。）投入战斗，再次对衢州军民实施细菌战。２５日，日军细菌战的首犯石井四郎亲自到衢州部署细菌战具体作战计划。２６日至３１日，石井一方面派飞机观察空投鼠疫的结果，另一方面派细菌战部队随同地面部队边撤退边散播细菌，
在沿线各城乡居民区的井水、水塘、食品中投放了霍乱、伤寒、副伤寒等病菌。同时还在衢州各地居民生活环境中散播炭疽菌、疫鼠和带鼠疫菌的跳蚤。
８月３１日后日军全部撤离衢州。其后，衢州沿浙赣线的各县城乡居民区相继发生了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痢疾、疟疾、疥疮、脓疮疹、炭疽等传染病爆发流行，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据１９４２年衢县防疫委员会调查，９月至１２月全县患疫总人数达２万余人，死亡３０００人。１９４３年５月，衢州各县鼠疫等多种传染病大流行，据衢州各县防疫委员会调查统计，上述各病感染者计４５０００余人，死亡７６００余人，平均病死率１６．８９％。之后一些年份，经常有传染病流行，染病和死亡人数不断增加。据１９４８年衢州５县防疫委员会调查统计，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８年间衢州地区患日军细菌战所致的各种恶性传染病者达３０万以上，病死者在５００００人以上。
除了在浙江、江西、湖南地区实施细菌战外，日军还在广东、河北等一些地区进行细菌战，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穷祸害。据调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许多地方曾经发生瘟疫蔓延的惨祸。不仅正面战场浙江的宁波、衢州、金华、温州以及湖南的常德一带，发生过鼠疫、伤寒，而且在敌后战场，包括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等许多抗日根据地，曾流行鼠疫、伤寒、炭疽热等多种瘟疫，染病身亡者不计其数。
世界上最早揭露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是中国各地的抗日报刊。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９日，《晋察冀日报》报道：“敌人在盂县（山西省）普遍撒放病菌，故所有灾区患病现象极为严重，如八区之榆林、南北河、四区之上下石塘，病在炕者竟达人口总数的９５％以上。”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５日，《晋察冀日报》刊载特派记者戴烨《人间地狱》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在盂县城，敌人收集老鼠、蝗虫，在上社，敌人收集蝇子，在椿树底，敌人收集蚊子，并规定１毛钱找２０个，起初人们还惶惑不知作何用处，一直到疾病到处流行，人们才从汉奸嘴里晓得，敌人收集了蚊子、蝇子、老鼠、蝗虫，是用以传染疟疾病、伤寒、霍乱、鼠疫等疾病的，因此在‘治安区’疾病流行的非常厉害，几乎每村病人均在９０％以上，而在盂口村里，竟没有一个健康的人。在５台（县）东峪口一天即死去１０余人，一月死掉五六十人，孟口同样亦死掉五六十人，毒菌使人们成群的死亡。这样残忍的杀戮方法是旷古绝今的，日本法西斯刽子手的残忍，已经超过了任何最野蛮的野兽！”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８日，《晋察冀日报》报道：
“最近敌寇‘扫荡’定县时，曾大批放出老鼠。当敌被我痛击溃败后，各村的道旁沟渠中，即发现有许多大老鼠满地乱爬，尾巴拖地，似有病状。死鼠则身上有红色斑点，此系敌寇所放毒鼠，企图造成鼠疫，毒害我军民无疑。……敌寇遂在其占领区按户要鼠，或出钱收买，但民众多予拒绝。”
１９４２年３月７日，《晋察冀日报》刊载冀中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告全世界人士书》称：“敌寇于１９４２年２月１４日配合军事‘扫荡’沿平汉路定县一带散发经过注射鼠疫细菌的病鼠，企图造成鼠疫流行的大惨祸。”
１９４２年６月１６日《晋察冀日报》刊载亦容同志《粉碎鬼子的“毒菌战”》一文揭露：敌人“散放病菌多是在‘扫荡’当中，派出汉奸间谍带着制成病菌的毒药，丢到咱们吃水的井里；赤痢菌多是放到人家住的房子里；鼠疫或是鼠伤寒的病菌，是把注射过这种病菌的老鼠，丢到村子里”。
这些报道是真实可靠的，因为在河北省的一些村庄的确在日军“扫荡“过后，曾突然爆发大规模瘟疫，致使很多人染病身亡。日本细菌部队在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细菌战的真实情况，在战后，有一位曾在哈尔滨平房镇原７３１细菌部队工作过的队员向日本记者说，使用细菌炸弹的爆炸实验，曾在“北京和华北地区的战斗中进行实地试验”。
至于日本细菌武器研究的最大基地东北地区，包括哈尔滨的平房地区和吉林农安、孟家屯等地，鼠疫、伤寒等疫病灾祸更是连年不断，甚至抗战胜利以后，还有鼠疫蔓延。１９４０年夏，吉林省农安县突然蔓延起奇怪的鼠疫，鼠疫本来主要在冬季流行，但这次夏季就流行起来，从县城蔓延到农村，似有燎原之势。死亡人数达３００多人。日本战败投降以后，哈尔滨的平房附近，也发生了“全境鼠疫大流行”。平房附近二道沟的靖福和在控诉７３１细菌部队罪行时说：“我们后二道沟住着５０户人家，感染上鼠疫死了的，就有３９家。我家有１９口人，不到２０天，就死了１２人。我们村最早死的人是张颜廷，在中国，谁家里出了不幸的事大家都去帮忙。我二十四五岁的叔叔去张家帮忙办丧事。叔叔身体非常健壮，但办完丧事回来以后，身体就不舒服，两天以后，大腿根就长出了疙瘩，疼得走不了路，又过两天就死了。后来，祖父、叔祖、姐姐、父亲、弟弟、婶婶、小叔，全部死了。一天里头，有时就死两个亲人，真是太惨了！”
日军屠杀中国人就像踩死蚂蚁一样，在其战败投降后，还把杀人的细菌撒在中国土地上。７３１部队留给老百姓的是鼠疫，１００部队留下的是霍乱。从１９４６年开始，连续７年，吉林省的榆树、水吉等县，都发生了爆发性的流行霍乱。１９４７年，齐齐哈尔、肇东、肇源、洮安、大赉、安广、镇赉、泰来、开通、瞻榆、洮南等地，霍乱患者达９０００余人，死亡７５００众人。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４６年，洮南、洮安、开通等县鼠疫患者达４３００余人，死亡１４００余人。
第二部分 秘密武器：罪恶的细菌战第6节 杀人魔窟
以活人为实验品进行细菌战研究是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的重要特点。以７３１部队为例，在这座拥有众多博士和教授的细菌工厂里，奇特地管理着一座巨大的特殊监狱。
监狱里经常关押着２００至３００人的“囚犯”，有时高达４００人，有中国、苏联、朝鲜、蒙古人，据说还有美英澳等国的战俘，有男有女，甚至连儿童、婴儿也不放过。
大部分“囚犯”是中国人，不仅有被俘中国军人，还有教师、学生、工人、农民、市民。所谓“特殊监狱”，这里的“囚犯”与普通监狱的“囚犯”待遇不同，对有的“囚犯”而言可以说是“丰衣足食”，一日三餐营养丰富，还可以经常到澡堂洗澡，被养的很健康。然而奇怪的是，只见“囚犯”进监狱后，从不见活着出来。
这个奇特监狱之谜终于被揭开了。原来石井等人把活人视同动物，用作进行细菌武器活体实验，其残酷之情令人发指。受试验的“囚犯”一旦不能再用，或被杀、被活埋、被火化。给“囚犯”好的伙食，只不过是因为细菌研究需要健康的活人，仅此而已。日军从不把这里的“囚犯”称做俘虏，而是称为“木头”、“原木”、“特殊材料”和“马鲁他”。在他们的记录中，对“囚犯”从来不记名字，只有编号，从１０１开始，到１５００号为止。据７３１队员证实，编号已进行两轮，每两天消耗三人，有时七八人。这种“材料”从不会缺乏，因为他们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
据苏联军事法庭和７３１队员证实，这个部队直接用于细菌实验被害的人达３０００多人，所有“囚犯”无一生还。
石井等人在活人身上进行细菌试验的方法很多，最普通的方法是，
把最危险的传染病，如鼠疫、炭疽热、鼻疽、各种伤寒及其他各种烈性病菌，注射到受实验者身上，察看细菌在健康人身上的反映、征候、传染效果等，以及什么时候死亡，按编号记录在案，待不能再试验时，就活活杀掉火化。
这种试验一直进行了七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