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无“免费午餐”可言——即使那种广告方式与促销手段尚属正当的商业竞争。
不过，在人际交往中，有时却也真会被邀进免费的饭局。父亲在世时，曾向我讲述过他年轻时所获得过的一次免费午餐。那是20年代初，父亲才十七八岁，因为祖父远行；而后祖母对他极为苛啬，所以他离开了家庭，一个人在社会上闯荡，那时他的维生手段之一，是代人投考名牌大学，他也实在是有应考的才能与气数，竟每回都能高中。但是他从那些私雇他冒考的少爷手里，每回也得不到几个钱，用不上多久便又一筹莫展。父亲本人何尝不想进入名牌大学，但纵使他让自己考取了头一名，也没钱缴纳学费；就算学校爱才如渴，准许他减免学费，他也无法应付食宿等方面的开支；而勤工俭学，路子也不是那么好找。惟一的办法，便是设法贷到一笔款，毕业后尽早归还。谁能贷给他款呢？想来想去，有这种实力并可能情愿的，应在祖父所交往的伯叔辈中。父亲在那一年的夏天为自己去应考，以优异成绩被协和医学院放榜录取，这令他万分兴奋，当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既是祖父对他的期望也是他自己的宿愿，于是筹措入学读书的费用便成了当务之急。他经过一番盘算，决定向一位祖父的老友求助，该人当时在社会上已享有很大的名气，经济状况极佳，并且从小看着父亲长大。
父亲找到了那位名人，是住在一所很堂皇的四合院里。该人见了父亲，不待父亲发话，便感慨万端地说，我祖父这人性格真够特别，竟可抛下家小一个人远走高飞！又说我后祖母实在不像话，祖父寄回的钱居然一个子儿也不给我父亲，书香门第的后裔沦落成了流浪青年！父亲听了非常感动，原来这位伯伯很了解情况，并关爱着自己，于是便倾诉起自己的具体窘境和企盼来。名人没听完便有电话打来，一连接听打出了几个电话后，名人便蔼然可亲地对父亲说，中午有个饭局，无妨一同去，席间可以继续聊。
父亲跟着那位名人，乘坐当时仍颇时髦的弹簧马车到了前门外的“撷英番菜馆”，这是当时显贵名流们才有财力与雅兴去消费的一家最著名的西餐馆。
很多年以后，父亲仍能描述出那一顿午餐的种种情景，从餐馆的外观到内部，从厅堂到餐桌以及闪闪发光的杯盘刀叉，从与宴男女的衣着到各个人的作派，从头道汤到色拉、主菜到最后的甜点……祖父在北京时不曾带父亲吃过这么高档的西餐，想到这一点父亲便更加感激那位伯伯的厚待。而这一切都还并不是主要的，更令父亲念念不忘的，是那天在席间出现的几乎都是后来进入历史的人物，有的是社会活动家，有的是艺术家，有的是学者、教授。刚进入餐厅时父亲惶恐不安，非常自卑，但那位名人牵着他的手引他入席，并向大家介绍说
他是祖父的公子，显然祖父在这些人心目中也是有相当分量的，父亲发现席间的名流们对他都很友善，于是也就慢慢放松下来……
那是父亲青年时代所享用到的一次高档、丰美、雅致的免费午餐，令我听来也不禁神往。父亲没有详细地向我讲述这顿免费午餐的结局，但有一点那是交待得很清楚的：他没能从那位名流伯伯那里得到另外的帮助。
我问父亲：“您饭都吃了，为什么不能要求他借给您钱呢？”
父亲说：“他们一直聊得很欢，我简直没有办法插进话去。”
我再问：“吃完饭，您可以单独向他提呀！”
父亲说：“饭局一散，我发现他们都忙极了，各人都有自己的‘下一站’，我实际上也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单独的机会——人们都纷纷礼貌地甚至可以说是带有爱怜之情地跟我握手告别……”
我还问：“那么，您可以再到他家里找他呀！”
父亲说：“也曾有过那样的念头，不过，没有去……”
我说：“是因为觉得他太虚伪了吧？”
父亲正色道：“不！怎么能怪人家虚伪呢？那顿午餐人家让我一起去，是出于真心真意的！”
我说：“可是，他到头来没有借您钱呀！”
父亲说：“这就是我讲这件事给你听，要你悟出来的：别人不该你、不欠你！在你一生中，你应该尽量去帮助别人，可是却一定不要有依赖别人的想法！别人可能会向你提供一顿免费午餐，但你自己一生的餐饭事业，还是需要你自己去挣出来！”
我正琢磨这话，父亲又说：“其实，后来我成家立业以后，也曾无意中这样对待过别人——我可以请他一餐饭，听他诉苦，给他些安慰，可是，要我付出相当的代价帮助他，往往还是下不了决心——也许，除了是你那时不帮他他马上就活不下去，人际之间，还是这样为好——可以给一顿免费午餐，却还是希望每个人自己想办法，去安身立命！”
父亲作古快20年了。我的年龄已超过父亲讲述那次午餐时的年龄。我的人生途程中，已积累了不少“免费午餐”的经验。有时是别人邀赐我，确实并无直接的功利动机，不是为了约稿、题辞什么的，真的只是为了聚聚；但席间往往会有我原来并不认识，并且以后也不会联络的人。我悟出，这种“免费午餐”的意义，在令邀请者快意；这种人生际会不可全拒，亦不可全应。在这种场合，我常常深刻地意识到，“我”是一个独特的生命，将就他人实在是桩辛苦的事。有时却又是我邀人赴餐馆或在家中留饭，这里说的我为别人提供的“免费的午餐”；当然排除了至爱亲朋间的来往，而专指半生不熟的或求上门来的生人，我会在招待他们的一餐中，获得某种心理满足，而正如我父亲所总结的，我往往并不能更多地帮助他们。在这种场合里，我常常又铭心刻骨地意识到，“我”、“你”、“他”到头来都是社会性动物，每一个人要真正解决他所面临的生存问题，除了他自己的努力，真正靠得牢把得稳的，还不是个别他人的帮助，而是一个好的社会机制、一些好的（尤其是把公平原则放在第一位的）“游戏规则”、一套好的社会保障体系、一种好的道德文化氛围，等等。
商业上的“免费午餐”式促销手段，或许有一时的轰动效应，却到头来不如“一分钱一分货”的以质取胜的老实态度，更能扎扎实实地获取“阳光下的利润”。人际间的和谐，一对一地进行具体帮助，“陌路相逢，肥马轻裘敝之而无憾”，固然是美德，我父母、我与我爱人，也不都仅是给人一次“免费午餐”，也都曾有过以不小份额的钱财助人的作为，但到头来是不可能一对一地赞助所有遇到的人的，我想绝大多数人亦然。因此，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比如说把个人根据税则向组织社会生活的政府按时按数纳税，看得比一对一地赞助救援
更加重要，并把监督政府廉洁地将税款用于建立健全社会性保障、救助机制，看得比个人捐善款留芳名更重要，那么，我们自己，他人，乃至整个民族，是不是便能生存得更合理、更惬意呢？
那天，你丢失了什么？
没有呀，你说，那天参加完派对回家，什么也没丢失呀！钱包、手机、项链、手表……一样也没少，就连以往最容易忘记带走的太阳镜，这回也没落下啊！
可是，你确实丢东西了。
就在那个派对上，你对阿莽说：“包在我身上！我叔叔就是个大公司的总经理，他们那
儿正招聘你这样的人才，我去跟他一说，准行！”你并没有那样一位当总经理的亲叔叔，你家住的那栋楼里有一位邻居，倒是个总经理，但你平日只是在楼门前，见他从小轿车里出来，跟他打个招呼，叫他一声叔叔，他也就对你笑一笑，那么点交往罢了，你怎么可能介入他公司的人事，他又怎么可能轻易接受你对阿莽的推荐？
你对阿莽说大话。你丢失了诚恳。
阿莽把你的大话当真了。第二天他就把自己的简历用“伊妹儿”发给了你，从附言里看得出，阿莽对你的承诺充满期盼，他焦急地等候你或那公司给他佳音。
面对阿莽的“伊妹儿”，你有些尴尬。
你给阿莽回“伊妹儿”。从实招认，那是酒后大话，这个念头在你胸臆里转悠来转悠去，却最终被你抛弃。你在“伊妹儿”里对阿莽说，嘿，急什么，我叔叔出国了，下个月才回来，下个月包给你喜讯！
你从贸然吹牛，发展到公然撒谎。你彻底丢失了诚信。
这类的丢失，如果自觉、及时地把它捡拾回来，不仅可以使他人脱离迷雾，更可获得自己内心的慰藉与平静。
你不是一个故意要误人的坏蛋。但从那天起，你的丢失接二连三。阿莽给你来电话，告诉你一个消息，他发给一家小公司的简历，有了回复，让他去面试，他问你，你叔叔接收他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如果是百分之九十以上，那么，他就不去那家小公司面试了。“嗨，你去试试有什么坏处？骑着马找马，岂不更好？”这话已经到了嘴边，你却又咽下去了。事后你也曾后悔，倘若阿莽面试成功，去了那家公司，你前面的丢失虽然不能算做找回，但也总算告一段落，不至于越丢越多。但你在电话里回答阿莽的话却是：“去那小公司干什么？多寒酸啊！我叔叔那边的可能性？我让我爸也跟他说啊……我爸是大股东哩……百分之九十？九十九都不止！……”关闭手机以后你有点心慌意乱，但喝了一杯星巴克的卡布基诺咖啡，你竟又把此事忘在脑后。
你的丢失越来越惨重。其中最珍贵的一样，是善良。
绝不能再丢失下去。离那天的派对，渐渐快一个月了。阿莽这些天一定会来问你：你叔叔回来了没有？什么时候，你能带我去见他？如果正式地面试，该再准备些什么？注意些什么……
你要设法把所有丢失的，都尽力找补回来。
是的，这已经很难。但不能再犹豫，这是生命的必须。
气盛出文
我的文章第一回变成铅字，是1958年，也就是现在“示众”于此的评论《谈〈第四十一〉》。全文大约1700多字，发表在《读书》杂志该年第16期，《读书》当时是半月刊，16开本，该文约占一个页码，颇引人注目。那一年我才16岁，是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在那以前，我给若干报刊投过稿，都被退稿，这篇却被堂而皇之地刊登了出来。现在的读者来读此文，一定会感受到那时中国的文化语境。我的这篇文章的基本论点是阶级敌人之间不可能有共同的人性，这是那个时代的主流话语，在今天，这样的观点似乎已经边缘化了，但仍不失为
一种严肃的观点。那时《读书》杂志的编辑接到这篇自发投稿，很快就将它编发了出来，记得封面的提要目录上还用粗黑字体标出，算是那一期的重头文章之一。寄来样刊时，编辑附信，看样子以为我是个成年人，甚至是个学者，希望我“继续不吝赐稿”，我当然“不吝”，我写得勤着呢，马上又寄了稿子去，但不得不说明我的真实身分，结果那稿子被客气地退了回来。我后来在经历了“文革”劫难终得复刊的《读书》上发表文章，是过了21年，37岁时，那时我已经正式进入文坛。
以一个16岁的少年，能写出这篇《谈〈第四十一〉》，起码是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广泛阅读，涉猎多，视野自然宽；二、掌握了理论以后，能够拿来实践，那时候文艺理论上的主流工具，是马恩列毛文论，恩格斯在给哈克纳斯的信件里所提出的“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是使用得最多的评论圭臬，这样的理论是大学课堂里才加以讲授的，高中语文课还涉及不到这样高深的内容，我是自己课外去读的，读了就结合具体作品思考，思考成熟了就写成文章；三、16岁少年，写出这样的文章，敢投《读书》杂志，当然是“少年气盛”的表现，但也正因为气盛，所以文章自我圆满，一气呵成，编辑没作什么修改，是全文照发。这三点里，气盛尤为重要。写文章最怕畏首畏尾，没有自信，哆哆嗦嗦，下笔如贼。16岁的我，并不认为自己只能写些“习作”投给报刊上的“少年园地”。记得17岁时读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哥拉·布勒尼翁》和他的两部《文钞》还有《革命戏剧集》，就居然写了篇一万多字的《罗曼·罗兰论》，也曾投寄过，被退稿，但毫不气馁，作家文豪，宁有种乎？想到那时最了不起的大文人，势必每天也要如厕，就不信文章只能是由他们来写，书也总只能印他们的。后来把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