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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
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
蒋介石以上的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蒋介石当时的态度，固然反映了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仍然坚持其国民
党必须凌驾于其他党派之上的态度，但毕竟是其态度转变的一个明显标志他终
于同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这一基本纲领了。
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公开发表，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开始。
10月2日，国共两党谈判又达成协议，将原在南方坚持革命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
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政治委员，在大江南
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改编后的工农红军，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指挥部的统帅下，立即开赴抗日前线，
一路北上，迎击日寇。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一五师在晋北平型关伏击日军板垣
师团一部，歼敌1000余人，取得了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胜利，并粉
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此役起到了灭敌凶焰、稳定战局的作用，扩大了中
国抗战在国际上的影响。
日寇扬言“3个月灭亡中国”，可是，在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下，一个上海就打
了近3个月。上海抗战对整个抗日战争是极具军事、经济和政治价值的。对日本而言，
上海抗日战争更挫败了日寇“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
坚守上海的作战计划，是蒋介石亲自制定的。虽然有前敌总指挥，但作战的主
要部署都要由蒋介石亲自决策。按原作战计划，上海抗战如果失利，到10月底，我
军主力应撤退到吴江。福山一线，并以有力的一部占领江阴、无锡、海盐之线。这
两条线是蒋介石于1934年至1936年投入四个师的工兵团，用两年的时间构筑的阵地，
轻重机关枪掩体星罗棋布，全是钢筋水泥做的，还有许多半永久性的工事。如果及
时撤守到这两条线，一方面可以节约兵力，使部队得到补充和整训；另一方面还可
以迟滞日军的前进，以空间换取时间。这样，虽然丧失了上海等部分领土，但我们
是个大国，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可与敌人进行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按照当时的
情况，这是我国抗日战争的上策。
参加上海作战的中国军队，到了1937年10月中旬，每个师大部分伤亡过半，每
师所存人数，多的不过三四千人，少的只有两三千人。这时上海的浏河、阂行、江
湾、闸北、真如等地已被日军占领，中国后方又无兵力增援，敌我战斗力悬殊，我
军疲惫不堪，已很难支持。再苦撑下去，只是徒然消耗兵力而已，对战局不利。但
蒋介石严申命令：擅自撤退，军法从事。前线指挥官都不敢报告真情实况。蒋介石
偶以电话盘询前方战况，部下多诡士气旺盛。倘有直陈实情者，即遭蒋介石训斥。
到了10月末，守卫上海的中国军队已无法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大本营副参谋总长
白崇禧和作战组组长刘斐向蒋介石再三苦谏，说明上海会战应适可而止，即时向吴
福线和锡澄线既设阵地转移，以便更好地打击敌人和保存我军的战斗力。蒋介石这
才同意了这个意见。
但在下达转移命令后的第二天，即11月1 日，蒋介石突然召集一次紧急会议，
说根据外交部的意见，九国公约国家要开会了，只要我们在上海继续顶下去，九国
公约国家就可能会出面制裁日本。因此，蒋介石要收回撤退成命，要各部队仍回到
阵地死守。白崇禧、刘斐表示反对，指出部队已开始转移，在敌人的强大压力下要
部队再回到原阵地，一定会引起混乱，后果将不可收拾。蒋介石坚持不肯，并于当
天夜里带领着白崇禧、顾祝同等人，坐火车到了南翔，在一个小学校里召开了师长
以上将领参加的会议。蒋介石讲了40分钟的话，他首先对前线官兵的英勇作战加以
表扬和鼓励。紧接着他就说：“九国公约会议将于11月3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
会议对国家的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做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
期，至少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利的同情和支援。”同时他又说：“上海
是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地，如果过早放弃，也会使政府的财政和物资受到很
大的影响。”蒋介石反复地阐述这番话，语气很坚定，不容旁人插言，说完他掉头
就走了。
所谓九国公约，即《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是1922
年2月6日美、英、法、日、意、比、荷、葡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
订的。条约规定：“维护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和“中国之门户开
放”的“原则”。这个条约是对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粗暴侵犯。如今，日
本要独吞中国，蒋介石认为其他8国在中国“机会均等”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会出面
制裁日本。
这时，上海战场第一线的各部队已在撤退途中，忽接蒋介石的命令又要返回原
阵地，还有的已经撤退在途而没有接到返回原阵地的命令的部队，仍照旧后撤。加
之战斗激烈，后撤的部队已很难脱离敌人，让后撤的部队返回原阵地自然更难。指
挥错乱，引起整个战场的混乱。由于中国军队没有及时的后撤，来调整战线，给日
寇调集增援部队造成了良机。11月5日，日寇3个师团在80余艘军舰的配合下，在杭
州金山卫登陆。登陆后日寇兵分两路对上海战场进行侧面迂回，企图对我军加以包
围歼灭。这样就迫使我军不得不仓促撤退。由于撤退来不及计划，几十万军队同在
一条公路上行进，极度拥挤。这时，地面有日寇机械化部队的追击，上空复有敌机
投弹轰炸、扫射，后撤的中国军队不能不尽量疏散。这就使已经混乱的部队更不好
掌握。由于仓促撤退，事前布置失当，既没阵地上没有留守部队和向导人员，也没
有给后撤部队工事位置图，因些造成极度混乱，撤下来的部队找不到工事位置，有
的找到了工事，却又没有打开工事的钥匙。这样在日军紧追不舍的情况下，后撤部
队没有占领并利用工事的足够时间，只得继续后撤。于是，蒋介石苦心经营了多年
的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工事就白白放弃了，丝毫没有起到阻击敌人前进的作用。
由于蒋介石朝今夕改，致使中国军队有计划的后撤一下子变成了溃逃。军队建
制混乱，官找不到兵，兵见不着官，各部队各行其是，一溃千里。上海保卫战就这
样结束了。
依靠九国公约会议制裁日本的幻想破灭了，而为了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蒋介
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军队也由此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从卢沟桥事变前的“不抵抗”主义到“8·13”上海抗战中的“坚决抵抗”，蒋
介石在抗战问题上的确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即使在“坚决抵抗”的同时，蒋介石
仍然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的干涉，期待着局部抗战使日本帝国主义停止进一步的人侵。
在这种错误思想的主导下，蒋介石没能按计划实施既定的作战方针，临时收回命令，
将战略转移改为死守，这种盲目的拼死抵抗，终于导致了上海大溃败。可以说，如
果按原计划执行战略转移的命令，中国军队撤至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工事对日寇进
行阻截，那么，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至少不会陷落得那么早。
正是由于上海之战的溃退，导致南京保卫战兵力不足。1937年12月7日，蒋介石
乘飞机离开南京移驻庐山。12月13日，南京陷落，于是南京和平居民遭受了一场人
类历史上罕见的血腥大屠杀。
2．守土有责 中正无情
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蒋介
石的抗日决心是比较坚定和专一的，其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表现也是比较积极的。毛
泽东曾对此作了高度概括，他指出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
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
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
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蒋介石抗日的确是比较努力的。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1
2日，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决定了抗战大计，推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
元帅，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8月27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授
权蒋介石组织大本营，行使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权，以统一指挥各个政党。当时蒋介
石认为中国尚未对日宣战，不必另设名目，遂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
南京失守后，1938年春才正式打出蒋介石为陆海空军最高统帅的旗号，同时任
命何应钦为最高统帅部参谋长。蒋介石将1937年7月至10月这段时间划为抗战第一期，
对这第一期的抗战概貌，陈诚曾有总结：
第一期之作战，为我抗战最困难之时期。敌挟其优势军备，图以“速战速决”
之战略，行连续不断之攻击，以歼灭我野战军，夺取战略要地，迫我屈服，我在持
久战方针指导下，必须阻止敌之攻势，消耗敌力，且保持我之主力。故对敌之大攻
势，仅能作战略上守势，与战术上攻势，以消耗打击敌之战力，而求以空间换时间。
同时以我装备关系，不能在华北平原行决战，因此在华北方面，沿津浦、平汉、平
绥。同蒲各铁道交通要点，行纵深配备，多线设防，以主力毅然使用于淞沪方面。
因上海乃我经济重心，中外观瞻所系，故我不惜任何牺牲，予以强韧作战，双方作
战重心，乃由华北移至华中；相持三月以上，使我长江下游工厂物资，得以内运，
国际观感，就为之一新，所获政略上之成效尤伟。此役强韧之作战，大出敌作战指
导预想之外。以战略观点言，敌拥有便利之海洋交通，易于发挥陆海空联合之威力，
我则后方交通未辟，集中迟缓，本难发挥优势，而欲与敌在上海行阵地战，似非得
计；然就全国地形言，如当时在黄河流域与敌作战，殊不若在长江流域，利用湖沼
山地，较为有利也。由此战役演成之结果，使敌人被我诱引，不得不逐次被动增援，
而形成上海敌我主力三个月之激战，使在华之敌军，不能任意行动，造成华北有利
之形势，尤其使山西之我军，有准备之余裕，结果在山西之敌军，始终不能西越黄
河一步，此实为我战略上最大之成功。
淞沪会战后，敌乘势迫南京，并以一部迁回芜湖，我为改变不利态势，乃以离
心退却，诱敌北上。至三月问，演成徐州会战，敌以南北夹击之姿态，被我由合肥
方面之威胁，阻止南路敌之暴进，乃对北路之敌，造成台儿庄大捷。其后，敌图遮
断陇海路，经力图挽回，掩护大军撤退，旋敌被阻于河汛，乃改变其作战轴线，转
由长江两岸溯攻武汉，复鏖战五月之久，使我争取有利时间，而转入第二期作战。
陈诚的这一概述，基本上说明了抗战初期蒋介石指挥军队“守土抗战”的情况。
无论其军事方略正确与否，总之他是在一心一意地抗日。不仅军事上如此，蒋介石
在抗战初期，其政治上的态度是比较明朗的，是主张积极抗日的。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党务问
题和施政方针等问题。
关于党务问题。决定实行总裁制，大会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
总裁。实际的大权和领导重心在蒋介石1人手中。这标志着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独裁
地位进一步强化，权力高度集中。与此相适应，大会强调党制，规定了调整党政关
系的原则：一，中央采取以党统政的形态；二，省及特别市采取党政联系的形态；
三，县市采取党政融化的形态。大会决定取消预备党员制。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
还决定增设中央调查统计局，以加强特务统治，对内外严密监控。
关于施政方针问题。大会制定了《抗日建国纲领》，通过了《组织国民参政会
案》、《非常时期经济方案》、《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以及推行兵役制度
等重案。这些都体现了国民党的工作重心向战争时期转移。其中最主要的是《抗战
建国纲领》的制定和国民参政会的设立。
《抗战建国纲领》总则规定以三民主义为抗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