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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国民党江河日下，阎锦文也希望能为人民做些好事，以赎前罪，从而作为向共
产党立功晋见的良机，加以有周力行副司令做靠山，阎锦文行动起来自然应心得手。
于是，当杨虎将这一艰巨的营救任务交给阎锦文时，阎立即承诺，并说保证完成。
从此以后，阎锦文每天带领若干警备队员全副武装到虹桥疗养院作例行巡视。一进
大门，这一帮警备队员就横眉竖眼的，“找碴”，声色俱厉指桑骂槐，闹得鸡犬不
宁。可是他们一到张澜、罗隆基的病区，行为就有所收敛。尤其是阎锦文显得彬彬
有礼，并向张、罗二位先生问寒问暖；张澜、罗隆基深感诧异，未敢和他攀谈。又
过了几天，阎进一步向张、罗透露有营救他们二人之意，并将杨虎致张澜、罗隆基
的亲笔信及杨夫人田淑君在上海环龙路住所的电话号码向张、罗出示，张、罗至此
才深信不疑。
在上海解放前夕，阎锦文一日两次向杨虎汇报营救张澜、罗隆基计划的执行情
况，杨虎则向阎锦文面受机宜。杨虎并推荐两名亲信潘云龙、庄儒伶到上海警
备大队充当队员，以协助阎锦文完成营求张、罗的任务，以便使张、罗尽快脱险。
1949年5月中旬，时局越来越紧张，一些官员显得慌恐不安，上海市内一片混乱，
从远处已隐约传来解放军的炮声。而且这炮声日近一日，其声音也越来越大了。就
在这紧张的时刻，5月24日上午，阎锦文突然接到解押转移张、罗的命令。押解地址
就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这显然是一个不祥之兆，一旦到了看守所，不是被杀
害，就是要转移到台湾，而营救的任务就更困难了，甚至很难实现营救任务，到那
时就是插翅也难飞了。于是，阎锦文立即驱车去找杨虎请示该怎么办，但杨虎此时
却不知到那里去了，根本找不到他，没办法，只好想办法和田淑君接通了电话，田
在电话里说：“要将计就计，迅速转移，今晚12时以前必须完成营救任务。”转移
地址仍为环龙路杨宅不变。
人夜，阎锦文全副武装，亲自驾驶一辆军车，带领潘云龙、庄儒价等武装队员
来到虹桥疗养院，声称奉上级命令要移解张、罗，大夫护士那敢抗拒，眼看武装士
兵将张澜、罗隆基押上汽车，迅速离开疗养院，驶向黑夜。第二天，人民解放军攻
进上海，进入市区，张、罗二人来到杨虎住宅，在解放军保护之下安然脱险。
杨虎掩护民主人士脱离蒋介石的虎口，算是为人民做了一点好事，因此，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他被请上观礼台，参加了开国大典。
四十年代后期，杨虎确实做了若干有利于人民革命的事情，不论他的动机如何，
其客观效果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因此，解放以后，共产党将杨虎看成好朋友，像对
待其他起义将领一样对待他，执行既往不咎，宽大为怀的政策。并在北京前门外给
杨虎安排了一座比较宽敞的住所，每月发给他三百元生活费，汽车随要随到，使他
安度晚年，过着无忧无虑优哉游哉的生活。但是，杨虎对这种破格的优待仍不满足，
他还想当全国政协委员。有关方面考虑他民愤太大，劝他不要出头露面。因为如果
当了政协委员，就有可能见报，一旦见报，既给自己找麻烦，也给国家造成不良影
响。
但杨虎不甘寂寞，也不听劝告，终日走街串巷，物色和自己气味相投的人。一
天，他在东单无意中发现曾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过师参谋长的许某，经过一阵寒暄
之后，得悉此人解放后流落江湖，靠测字，算命，看手相为生，可谓穷途潦倒。杨
虎以上峰自居，约其到家中细谈。许某便乘机在杨虎面前极尽献媚取宠，造谣惑众
之能事。杨虎亦在许某面前大发牢骚，埋怨共产党未给他高官厚禄。二人情投意合，
相逢恨晚，反动本性一拍即合。
自此以后，杨虎经常收听美国之音及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并有意在社会上散布
流言蜚语，诽谤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甚至向台湾当局与当时任日本外相的重光葵
写信，要求他们从福建和东北两路出兵，以夹击中国共产党。他认为此信若投寄，
容易败露，不如托人捎带出境面交。于是，他又千方百计在天津物色一名即将返国
的日侨，并托这位日侨将信件带到香港。杨虎万万没有料到这位日侨无意为他冒如
此巨大的风险，一到海关，这位日侨便主动地向中国公安部门交出了信件。于是，
杨虎叛国的阴谋和盘托出了。北京公安局乃将杨虎依法拘留。
1958年春，北京市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杨虎态度十分恶劣，矢口否认有叛国的
罪行。当法官向他出示信件时，杨虎说：“我老眼昏花，看不清字迹，即使是我的
亲笔信，也无非是朋友之间的应酬，无关紧要。”他在法厅上摆出一副无赖的面孔。
北京市法院根据杨虎的犯罪事实及其态度和表现，最后判处杨虎死刑，缓期两
年执行。鉴于杨虎此时已身患重病，法院准予杨虎监外就医，充分体现了人道主义
的精神。不久，杨虎即病死于北京复兴医院。
与蒋介石结拜为兄弟的著名人物还有不少，如李宗仁、戴季陶、黄现邵元冲、
吴忠信、冯玉祥、张学良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蒋介石几乎毫无例
外地要与一些人物结成金兰之好，他的选择结义兄弟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一定要
对自己有利。在利益的驱使下，蒋介石以“情义”为外衣，结交盟友，为我所用，
一旦时过境迁，常常又背信弃义，甚至与“义兄义弟”反目成仇。如他在对待许崇
智、冯玉样、李宗仁、张学良等人的态度上，就十分深刻地反映了他对“情义”二
字的态度。
蒋介石一生当中结拜了几十位义见义弟，也并不是对每个人都前恭后倡，并不
是对每一位盟兄弟都是利用之后即弃如敝履。有些结拜兄弟，蒋介石是始终不忘结
义之情并共事一生的，如早期的义兄陈其美、戴传贤、邵元冲等人。在这一类盟兄
弟中，最具代表性、追随蒋介石时间最长的人便是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
张群。
张群和蒋介石最早相遇，是1907年在保定军校，当时两人一个在步科，一个在
炮科，相遇而并不相识。
张群，字岳军，四川华阳县人。1889年5月9日（清光绪十五年四月初十）出生
于长宁。小时候人家馆课读，后来进了华阳中学。当时反清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潮兴
起，张群在学校里阅读进步报刊也受到影响泅往投笔从戎。这时候清廷陆军部开办
的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在全国招生，张群于1906年在成都报考初试录取，接着到
北京参加会试，受到学堂督办段棋瑞的亲自召见。入学后他习步兵，编入步兵二队。
第二年学堂选送40人去日本深造。张群与蒋介石同列其中。
1908年春，张群和蒋介石等人同船东渡赴日，两人在船上互相照拂，友谊日增，
张群决心，改变自己所学，而与蒋同习炮科。因为蒋介石早一年曾经来东京清华学
校学过日语，有不少同乡熟人，所以在振武学校里显得比较老成，张群也就处处跟
着他转。这年，张群加人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并且经黄
郭介绍参加了留日军人秘密组织“丈夫团”（后称“成成团”），投身到反清革命
活动。
这时，同盟会中部总会正在加紧筹谋在江浙起义，张群到了上海，便在陈其美
领导下参加了上海起义活动。上海光复后，陈其美出任都督，张群任都督府军务处
军械科长。他有意攀缘，与黄郭、蒋介石两位“兄长”换谱结下金兰之盟，这对他
以后的政坛生涯具有深远影响。
1925年，蒋介石在广州经过两次东征和平定刘震表、杨希阂叛乱，又把许崇智
驱往上海，一跃而居于军事首领之高位。接着国民政府筹谋北伐，他又被举为国民
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春风得意”，亟需各种人才，遂就将义弟张群请来广州，
授予总司令部总参议之职，辅助自己。张群在数年间走南闯北，在中央和地方多次
出任官职，虽无多少政绩可言，但他学会了政坛宦海的谋官之道，谦恭待人；贪敛
有度；遇事则察言观色，顺从上司；因此他在哪儿都能混得下去。张群正是带着这
些谋官之道，在大革命的浪潮中甘于在蒋介石麾下谋职的。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张群、黄部等人也联袂下野，与蒋介石同进退。张群还陪
蒋介石住在奉化溪口，静观待变。后又陪同蒋介石东渡访日，朝夕相处形影相随，
更加深了“兄弟”间情谊。他陪同蒋介石遍访日本军政界要人、社会名流，联络感
情，先后与陆军大臣白川仪则、参谋总长金井花三、参谋次长南次郎等举行秘密会
谈，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进行了一次重要会晤。回国后，派张群继续留在日本，代
表蒋介石与田中及日本朝野人士保持联络。
1928年，为了促使张学良改旗易帜，张群奉蒋介石之派，与吴铁城一道去东北
游说，反复劝喻张学良和东北军政要员易帜附南，实现全国统一。这年12月底，东
北三省终于易帜，张群总算为蒋介石立了一大功。
本来与蒋介石是同窗加兄弟的张群，却绝口不以学友或昆仲相称。他对于蒋介
石恭顺有余，不求闻达，深得蒋介石的欢心，因而赢得了蒋介石的信赖和重用。19
28年11月，张群出任参谋总长，1929年3月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
央执行委员，会后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这一要职。
张群深知蒋介石专断骄矜的脾性，最忌属下三心二意私立派系，因此处处曲意
奉迎，唯唯诺诺。他虽有新政学系头目之称，但新政学系成员都是忠诚于蒋氏、为
蒋所重用的党政要员。张群不搞组织，不收党徒，也没有自己的纲领和原则，而是
“各显神通，向蒋攀援”，所言所事，无不揣摩蒋的意愿和好恶，处处唯蒋之马首
是瞻，所以深得蒋的赞许和青睐。张群还为蒋介石拉拢青年党。民社党等其他党派
的领袖及地方军政头目出力甚多。此外，在中原大战中，张群奉命偕同吴铁城前往
沈阳拉拢张学良，张群不辱使命，在张学良面前软磨硬泡，终于说服张学良发出拥
蒋通电，派东北军大举人关，结束了中原大战，这也是张群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所
立的一大奇功。
1931年“九一八”后，蒋介石寄希望于和平交涉和国际调停来解决争端，实行
不抵抗主义，张群积极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各阶层人士的反对和谴责。
当年12月，蒋介石下野，张群也跟着辞职，以示同蒋介石共进退同荣辱。蒋介石重
新上台后，对日本的一再挑衅仍然采取退让容忍政策，鉴于日本占领东北之后又觊
觎华北，蒋介石派张群去担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上是协助张学良策划
北方军政大计，实际上是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去主持对日交涉，直接负责贯彻实施蒋
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后又身居幕后，协助何应钦对日谈判，于1933年5月31日与日
本签订了“何梅协定”。由于张群与日本朝野人士有着广泛的交往和联系，又多次
奉蒋介石之委派，同日本方面办交涉，因此被时人称为“日本通”，国内外人士一
致认为他是个“亲日派”分子。
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后改组了国民政府，并决定
调整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任命张群担任外交部长，在南京
与日方直接开展外交谈判，以求中日关系之全盘调整。
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张群与日方的外交谈判持续了一年，改变
了此前一味屈辱退让、妥协求和的外交立场，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日方的嚣张气焰，
为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和主权独立作出了一定的努力。公正地说，这一段时间是张
群一生中绝无仅有的一段比较光彩的历史。张群本人也因此博得了蒋介石的进一步
信任，在当时的国民党政坛上也赢得了较好的名声。此后的几十年当中，张群历任
国民党党政要职无数，无论在什么位置上，张群的行事原则只有一条，这就是唯蒋
介石之命是从，一言一行均以蒋介石的好恶而为之。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张群作为
蒋介石的重要辅臣，依然一切唯蒋命是从，成为蒋介石统治台湾的高级顾问。直到
1972年，张群已是84岁的老人时，才告退休养。
1990年12月4日，张群因心肾功能衰竭在台湾去世，卒年102岁，是近代军政人
物中少有的长寿者。
蒋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