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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服务总队”、“青年联谊会”等嫡系亲信组成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抵达上海，
坐镇中央银行。他手持父亲蒋介石所赐的“尚方宝剑”，雷厉风行地掀起了中国现
代史上的一次经济大风暴。
蒋经国到上海带了两样东西，一是对平民百姓的深切关怀，二是强烈的劫富政
治哲学。他对上海社会的贫富悬殊现象表示震惊。他大声疾呼：“广大的老百姓还
居住在破烂不堪的工棚和小茅房里，更有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流浪于街头巷尾，
沦落在芒野沟恤之中。一点不假，他们是一支乞丐大军，甚至连穿一双草鞋都不敢
奢望。”在改革的日子里，经国常常在日记中流露出对老百姓简朴纯真、吃苦耐劳
的优秀品质的赞许。例如，8月31日，他记下了这样一段话：“下午，会见了四十多
位群众代表，他们所说的都非常平凡。我发现这些小民百姓是极其可爱可敬的。”
9月10日，他又写道：“中国的老百姓真是太善良了，如果有朝一日我有能力的话，
一定要为他们多做些事情。”
蒋经国的眼里，平民百姓不仅是值得同情的，而且也是政治权威的力量源泉。
他声称，“不管一个人做些什么，只要他和民众打成一片，他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他还说道：“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会比人民的力量更强大的，也没有任何
言辞能比人民的言辞更真切动人。”
相反，蒋经国则把上海的有钱人视为尔虞我诈的恶棍，是民众受苦受难的根源。
他说，“他们的财富，他们的洋房建筑在老百姓的尸骨之上。他们的行为举止和持
枪的土匪有何两样。”“有钱阶级的汽车、冰箱、香水、尼龙丝袜就像有毒的病菌，
是靠寄生在骨瘦如柴的国家之上繁延滋长的。因为使用外汇满足了上层社会的穷奢
极欲，但对国家无疑是一项自杀的政策。
基于对社会的这样一种看法，蒋经国并不想把币制改革和控制物价的重任以三
番五次的政府公文法令去托付给腐朽糜烂的官僚衙门。他强调指出，过去的这种做
法是错误的，结果使以前所有解决经济危机的尝试不可能不碰壁。因此，他把在上
海的这次使命看作是用“革命的手段”发动“一场社会革命运动”。他说：“今天，
限制物价不过是一项技术任务，其真正目的是要打倒社会中所有经济上不平等的现
象。”
这场社会革命的矛头所指是财大气粗的，“不法商人”。蒋经国在到上海的第
三天就宣布，“这些能够扰乱经济市场的人，不是一般的小商小贩，而是大资本家
和大商人。因此，我们要给予严厉的制裁。要从一些为首的坏头头开刀。”可是，
当他和这些财神们举行会谈之后，所得印象。和老百姓交谈所得到的完全不一样。
他说，从个人来说，资本家对他友好和善。“当然，人的背脊上总会有一些不清不
白的。”
在上海执行紧急处分命令的日子里，蒋经国不得不亲自督导所有的政府和警察
部门。但是，他和这些机构中的达官贵人的关系却十分紧张，因为他感到这些人对
他的“革命”手段和目标并不是满腔热忱地给予支持。结果，他只好依重于两个和
他保持着密切私人关系的组织，其中之一就是准军事化的勘乱建国大队。勘建大队
最早成立于1947年初，原来是为了协助国民党在靠近战场的地方或新占领的解放区
维持统治的。当时在这些地区，共产党的地下活动非常活跃，而国民党的保甲制已
经溃烂瘫痪，中央军和老百姓的关系一直很坏。为了弥补这些弊病，国民党曾经为
勤建大队抽调了许多干部到中央训练团受训。而中央训练团是由中央训练委员会领
导的，其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会分别是张厉生和蒋经国。因此，勘乱建国大队的
大队长，毕业于黄埔一期的胡轨将军也就成了蒋经国的“心腹”之一。
但是在上海，俄乱建国大队的显赫人物是王升，他是经国久经患难的忠实朋友。
而且，众所周知，这种友情是在抗战期间建立的，当时他们都在三青团工作。王升
是第六大队的大队长，这是城建大队调到上海的第一支部队。到10月，第六大队的
4个中队已经开进了上海，还有两个中队也做好了脱离前线。加人蒋经国麾下的准备
工作。这样，蒋经国在上海的部队就将达到了万人之多。
勘建大队的工作是协助上海地区现有的警察和警备部队执行紧急处分命令。例
如，他们要参加对囤积货物的各类仓库进行调查。他们还在每一个区设立“匿名信
箱”，以方便市民告发违反当局经济紧急处分命令的不法分子。但是，勤建大队的
队员无权自行拘捕人犯，这种权力属于正式的执法机构。
对蒋经国的抱负给予支持的第二个组织是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这是一个群众
性政治团体，很多方面与三青团很相似。实际上，它也是勘建大队的外围组织，归
王升指挥，接受勘建大队的训练。青年服务总队正式成立于1948年9月9日，它呼吁
“上海的青年组织中那些为真理而热血沸腾，为平等而奋勇前进，有志向有理想的
青年人踊跃参加到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中来，让我们紧密团结拧成一股劲，我们就
可以彻底清除时代潮流中的残渣，努力建成一个三民主义的新中国。”9月25日，在
宣告成立的纪念大会上，参加的人数越过了12000人。
蒋经国对这个新组织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把它看作是他在上海也是在全国完成
最后的经济和政治目标的工具。按照王升的说法，青年服务总队的宗旨是：“（1）
打倒违背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恶势力；（2）不存特权的念头，而做别人不愿做的事，
忍受别人不愿忍受的艰苦，对立法院委员和国民大会的代表不图非分之想；（3）援
助贫病交迫的同胞兄弟；（4）为克尽我们对国家的千斤重任，要甘当无名英雄。总
而言之，我们志在消灭两种组织，一是黑帮恶势，一是共产党。前者就是那些堕落
分子、贪官腐吏和不法奸商。”
这样的一个计划，旗帜是非常鲜明的，而且又雄心勃勃，表现了蒋经国踌躇满
志。必欲有所作为的决心。蒋经国初到上海，立即给上海的商人们发出了“哀的美
敦书”。上海的所有传媒工具不件其烦的宣传蒋经国的“新经济政策”，宣传蒋经
国的那篇名噪一时的演说词《上海何处去》。当时，蒋经国麾下的“戡乱建国大队”
喊出了一个十分响亮又颇得民心的口号：“只打老虎，不拍苍蝇”，而被上海人称
为“打虎队”的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则喊出了“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做艰
巨的工作；尽最大的义务”的口号。这些口号与蒋经国高喊的“一路哭不如一家哭”
的口号相呼应，成为当时上海广为传诵的格言。种种迹象表明，蒋经国虽然只是俞
鸿钧的副手，但实际上，这场经济改革的主角却是蒋经国，俞鸿钧“不过是摆摆样
子的”。
在上海，蒋经国干得最热闹的一场是用武力或用武力相威胁，把物价限制在8月
19日的水平线上。因为这一点，他受到了褒贬不同的评价，赞扬的理由是，上海的
物价比其它地方稳定的时间更长；咒骂的原因是，用政治手段来控制经济趋势的任
何企图最终肯定要失败。
在紧急处分命令公布后的70天里，上海有几百人遭到了逮捕，还有一人因经济
犯罪而予以处死。这些人大都被指控为哄抬物价，倒买倒卖或囤积居奇。例如8月2
5日，也就是命令实行有效后的3天，经济警察抓获了2名推销蔬菜和肉类的小摊贩，
控告他们的超过了8月19日的物价。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更有数十人沦人囹圄。
其中罪大恶极的都被送到了特别刑事法庭。但是，大多数在那只是关上几天，就很
快被放了出来。
当然，蒋经国不只是把两眼死死地盯住在一斤猪肉，一包香烟上多收几分钱的
小店主们。在他看来，大囤积商、大投机商以及市场的幕后操纵者造成了商品的短
缺和通货膨胀的加剧，用上海话来说，这些人是“大老虎”。在他的日记中，从9月
1日开始，就记下了他准备一露锋芒的决心。1日，“下午，我决定开列一个大囤积
者的名单，以便采取行动。”2日，他记道，“昨天晚上，我接到了从南京打来的电
话，希望尽快查处有关违反经济法令的案件，并要求严厉处置大投机商。……今天，
我决定采取果断行动，打击不法商人。”3日，7只“大老虎”被抓了起来，其中包
括上海最有声望的名流如：杜月笙的大公子杜维屏被指控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明令查
封之后，居然还从事黑市股票买卖；荣家的头号人物荣鸿元犯有非法套汇外币的罪
行，荣家的资产横跨棉纺、面粉业，而且还是南京“国大”代表的一员；其他一些
人，象烟草公司的经理黄以聪，纸业公会理事长詹沛霖也都被科以囤积居奇、拒不
按政府牌价销售货物的罪名。同一天，因大量倒卖外汇而在两个月前被逮捕的王春
哲也宣判了死刑。对此，蒋经国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样的事情对改变上海人民
的心理是有深远影响的。”
在8月底和整个9月，上海的物价基本上保持了平稳。但是，黑市也由此得到了
繁殖。粮食贩子在私下卖出了他们精心挑选过的货物，当然价钱也远远超过政府的
最高限阶；而按官方牌价卖出的东西，则质量低劣，以致顾客抱怨说现在的肉全是
骨头，母鸡一看便知道再也不会下蛋。但是尽管如此，驻中国的印度大使还是下了
这样一段评语，他说：“四个多星期来，上海已经从狰狞可怕的模样变得和蔼可亲
了。”
为了确保官方所谓的“八·一九防线”，即8月19日的限价，也为了如期收兑金、
银、外币，蒋经国一到上海，就决心首先向上海的投机商人发难。
第一个被蒋经国的铁腕扼杀的是财政部秘书陶启明。这位身居要职的公务人员
利用职权之便泄露经济机密，串通不法商人抛售永纱股票，进行投机经营，从中牟
取巨额利润。这只“老虎”被蒋经国抓住，在人赃俱获的情况下，陶启明被枪毙。
紧接其后被“打虎队”逮捕的有上海警备司令部经济科科长张亚民、稽察处第
六大队队长戚再玉，此外还有行政院长孙科的经纪人、富商王春哲等。这一时期内，
被捕入狱的有上海工业、金融业的“巨头”共计64人，其中有“泄漏币制改革机密、
大量抛售股票”的李国芝，还有上海名流、蒋介石的老朋友杜月笙的三公子杜维屏。
在蒋经国的铁腕政策下，搞囤积居奇的大户、玩股票的行家们纷纷失手跌足，
市面上的物资供应受到严厉的检查登记。通过采取高压政策，蒋经国的“铁腕”总
算起了作用，把上海市场上的物价控制在8月19日的水平线上，勉强守住了“八·一
九”阵脚。这在当时的上海是殊为不易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蒋经国也因此
得到公众舆论的一致喝采，被誉为“蒋青天”、“打虎将”。“打虎英雄”等等。
甚至还有人把蒋经国比喻为“雍正皇帝”，说蒋经国是“包公再世”。在沪的外国
记者们形容他是“中国的经济沙皇”。在整顿市场，维持经济秩序的同时，“币制
改革”也收效显著，仅上海中央银行就收兑黄金、白银、外币等总共价值3．73亿美
元。可惜的是，这些黄金美钞都来自上海的普通市民，而真正手持大量黄金、美钞
的富商巨贾都几乎未受触动。
蒋经国把杜月笙的三公子投入大牢，在这位“太岁”头上动了土，杜月笙却没
有公开表示什么，他不动声色，只在背地里悄悄吩咐手下人向蒋经国的“戡乱救国
大队”透露了一个信息，说是扬子公司囤积居奇，非法藏金储银，密请“打虎队”
对扬子公司进行查处。
杜月笙这一招的确老辣，因为扬子公司的后台老板是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时
任杨子发展公司总经理）。杜月笙抛出孔令侃，就是要给蒋经国一个难堪你敢
抓我杜家三公子，这回看你敢不敢打真正的“老虎”，敢不敢抓你蒋经国的姨表兄
弟！
蒋经国倒也并不含糊，接到密报，当即布置行动，带领他的“打虎队”直奔扬
子公司，当场查抄了大量非法囤积的物资。这一来，还真让杜月笙吃了一惊，看来
这位太子是动真格的了。
事实上，蒋经国虽然凭了一时的血气之勇，查封了扬子公司，但他也确实尝到
了“骑虎难下”的滋味。对蒋经国来说，他倒不怕孔令侃，而真正担忧的是宋美龄
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