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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相信你对我之爱吗？而现在呢，竟连这种事都会发生！你怎可期待我再相信你
的任何话！”
母亲是一位了不起的妇人。她坐着倾听，很明白我的处境，认为我应对得宜。
她也了解介石的困境。她转身向他，一语道破地问道：
“你说5年，是真心话呢？还是说来骗我女儿的？”
“我当然讲的真心话！”他恳切地说。
“不要口是心非，”我以严肃的声调说，“我们不习惯你那套搞政治的敷衍说
词。”
“我发誓！”他急急地说，“我说5年，就是5年！”
“你知不知道，发誓就是祈求神明见证你的誓词？但是，如果你故意说谎，那
就当心天打雷劈！”母亲说。
“当然，我心口如一，我可以为此发誓！你还不相信我吗？”他争辩似地问。
“好，那么我们听你在佛前立誓！”母亲说，同时走向佛坛，她拿起三炫香、
一对蜡烛，点燃它们，插在香炉中。香炉发出闪亮的光。介石毫不犹豫，走往佛坛，
在佛像前立正站着，起誓说：
“我发誓：自今日起，5年之内，必定恢复与洁如的婚姻关系。如果违反誓言，
没有将她接回，祈求我佛将我毙，将我的南京政府打成粉碎。如果10年20年之内，
我不对她履行我的责任，祈求我佛推翻我的政府，将我放逐于中国之外，永不许回
来。”誓毕，他看着母亲问道：
“您现在相信我了吗？”
“好”，母亲凄怆地叹一声气，“我相信你”。
然后，他从桌上拿起那三张船票，交给母亲，又说道：
“洁如不会感觉孤独的。她的一切费用都将由政府给付。她有两位同伴，会照
料她。您必须切记；她此行出国，是为了增广她的知识，使她更趋成熟，而不是如
她所说的去流亡。所以，请不要为此事如此伤感。”
介石离开我家之后，我那股悲楚之感仍然绵延下去，一股椎心刺痛袭上的心头。
我哭泣起来，说道：
“哦！母亲，我再也不相信他。我知道这就是我的婚姻终点！”我靠近她坐着，
她双臂抱住我，安慰我说：
“他起了一个重誓。如果他不守誓言，就让他终生承受咒诅吧！”
我无助地倒在她身上，就像一个被遗弃的孩子。我们这样坐了很久，望着哪香
柱上烧过的香灰和那投影在拂像面上的曳曳烛光。
1927年8月19日，陈洁如在张静江的两个女儿的陪同下，乘坐美国“杰克逊总统
号”豪华客轮启程赴美，同行的还有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陈舜耕。
陈洁如赴美的消息立即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各国通讯社纷纷予以报道。
但是，蒋介石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口否认曾与陈洁如正式结婚并共同生活多年的
事实，“宣称本月稍早自中国搭乘杰克逊总统号前往旧金山之妇人并非其妻。蒋对
指迷此妇为其妻之讯息，认之为‘政敌之虚构’，旨在以任何手段，使其难堪。蒋
并称，他不认识该电讯中所述及之‘蒋介石夫人’”。
这种公然“不认帐”的行径，是蒋介石的一大专利，也只有他才做得出这种睁
着眼睛说瞎话的事情来。
陈清如人还在客轮上，就听到了蒋介石公开背信弃义的所谓《蒋中正家事启事》，
在残酷的事实面前，陈洁如气愤不已，痛不欲生，曾数度打算投海自杀，均被职陪
伴他赴美的张家二位小姐所劝止。
1927年12月，蒋介石与宋美龄正式结婚。次年春天，经上海帮会头目虞洽卿从
中劝解，陈浩如被迫同意与蒋介石离婚。五年誓约，几个月就又被践踏了。
陈洁如与蒋介石正式离婚时，才只有22岁，但她从此未再嫁人，将全部精力集
中在学业上。其间，她也曾因为梦幻破灭、万念俱灰而试图自杀，但都被劝阻了。
1937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当时已回到上海居住的陈洁如深居简出，
深恐因为自己历史上的特殊身份而招灾惹祸。1940年3月，汪精卫在日本人的支持下
建立了南京汪伪政权，陈清如想到当年在广州时曾与汪精卫夫妇极为熟络，为避免
汪伪政权的纠缠，遂只身一人秘密离开上海，到达陪都重庆。
陈洁如到了重庆之后，被蒋介石秘密安置在离自己的官邱不远的吴忠信公馆里。
一别十余年，蒋介石又见到了当年“血书盟誓”苦苦追求的陈洁如，物是人非、旧
情犹在，时年已是55岁的蒋介石鸳梦重温，经常轻车简从悄悄去与陈洁如幽会。这
件事原以为十分隐秘，却不料早已被宋美龄的耳目知悉。宋美龄醋劲大发，与蒋介
石吵了个天翻地覆，盛怒之下，顺手拿起花瓶就朝蒋介石脸上扔了过去，一瓶击中，
致使蒋介石颜面受损，只得称病不出，中外客人一律免见。
1949年，国民党败逃到台湾岛上，陈洁如情知宋美龄容不得自己，在陆久之的
劝说下，执意留在了上海。她的这一明智选择，受到人民的欢迎和尊重，曾被选为
上海市沪湾区政协委员。1961年12月，陈洁如被请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
志亲切接见了她，并设宴款待。
1962年，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自批准，陈浩如移居香港。蒋介石闻讯后，
立即命蒋经国出面，为陈洁如买了一套房子。不过，陈洁如始终没到蒋家为她购置
的新楼中去居住过，而是将其出租，自己仍住在香港铜锣湾百德新街的房子里，改
名陈潞，闭门隐居，并开始着手撰写《陈浩如回忆录》。
台湾方面得知陈洁如在写《回忆录》，十分惶惧。因为蒋介石自从与宋美龄结
婚后，从来否认与陈浩如的婚姻事实，所有记载蒋介石行藏的传记文章中，均对此
事讳莫如深，一字不提。因此，当得知陈洁如撰写《回忆录》的消息后，国民党元
老陈立夫曾写信劝止：“我恳求你不要出版你的回忆录……它将只会伤害最高统帅
及国民党”。但陈洁如一意坚持出版《回忆录》，国民党方面无奈，就扬言要起诉
为陈出版《回忆录》的美国经纪人，并采取卑劣的特务手段，殴打、恐吓经纪人，
致使《回忆录》一书在美国无人敢出。
《回忆录》不可以出版，但当年的旧情还是要续上。晚年的蒋介石与陈洁如书
来信往，蒋介石说：囊昔日风雨同舟的日子里，所受照拂，未尝须臾去怀。”陈洁
如则称“三十多年来，我的委屈唯君知之。然而，为保持君等家国名誉，我一直忍
受着最大的自我牺牲，至死不肯为人利用。”
陈洁如22岁即被蒋介石抛弃，此后一直过着孤独的半隐居式的生活。虽然她有
一个养女相伴，但晚景仍是十分凄凉的。她为了蒋家王朝，为了蒋介石个人，的确
忍受了一般女性所难以忍受的委屈、痛苦和孤寂。而且，在重大历史关头时，陈浩
如表现了一个中国妇女所应有的气节和操守，在蒋介石公然背信弃义与之绝情的情
况下，阵洁如不计个人恩怨，断然拒绝了汪精卫伪政权要她出任伪职的要求，这一
点，绝不是普通的“弃妇”所能够做得到的。
所以，我们说，陈清如女士是一位值得人们尊敬的女士。
1971年2月11日，陈洁如孤零零地死在了她在香港的寓所内，享年65岁。
远在海峡彼岸孤岛上的蒋介石闻知此讯，不禁黯然神伤。公允地说，在没有政
治因素的前提下，蒋介石还算不上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从他事母至孝、舔犊情深、
发迹后对家乡亲友均有照拂、对曾经资助过他的人均有所回报的事实上看，都可以
证明他也有“人性”的一面。
陈洁如的悲剧，是蒋介石造成的，也是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造成的。是为公允
之评。
第六章 狰狞初露
1．反共思想其来有渐
在经历了陈炯明的叛变之乱后，孙中山先生已经觉察到新旧军阀都不可信任，
于是逐步改变了原来的方针，开始倾向于联俄联共的政策，决定依靠苏联，重整旗
鼓。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联合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双方一
致认为，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实现共产主义或按照苏联模式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条
件，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主权。
孙中山同意苏联共产党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并决定立即派遣党内干部赴苏联
进行实地考察。其实，孙中山早在1919年就曾计划派人赴苏考察，他选中了廖仲倍
和朱执信等人，后来因为廖仲倍于国内事务而无法脱身，朱执信又于1920年9月遇害，
所以，孙中山先生的这次计划未能实现。
到了1923年，由于苏联的积极参与，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势已经明朗，孙中山遂
决定派蒋介石以“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的身份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
进行考察。这个考察团的目的是考察苏俄的政治情况与党的组织，毛思诚所编《民
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中曾对这次考察有如下记述：
蒋介石“实承总理意旨约会苏俄代表马林及张继、汪兆铭、林业明等筹组孙逸
仙博士代表团赴俄报聘，并考察政治及党务。”“八月十六日率同沈定一、张太雷、
王登云等由上海趁“神九”启程赴俄。”九月二日，到达俄京莫斯科。九月十一日，
往访教练总监彼得禄夫斯克，知俄国军队组织之内容。每团部由党部派一政治委员
常住，参与主要任务，命令经其署名，方能生效。党员之为将领及士兵者，皆组有
团体，在其团部活动为主干，凡遇有困难勤务必由其党首负责躬先之。”九月十七
日视察步兵第一四四团，公称其优点在全团上下亲爱、团长专任军事指挥，政治及
知识上事务，与精神讲话，则由党代表任之，权责甚明。晚，与马林商议提案。”
九月“十九日上午，马林与胡定康过谈。下午，参观步兵第二学校。”九月“二十
日，参观军用化学学校，研究毒气之施用及防御法，并往应中国共产党青年团欢迎
会。”九月“二十二日，往高级射击学校参观。自十五世纪以来各式枪械约数百种，
皆储藏于此。最新式之福德来夫骑兵用机关手枪，每次可发三十五响，且轻便异常。
俄国武器之研究及进步，可与欧美各国相竞，非若我国之成败也。为之感啼不置。”
九月二十七日，参观海军大学及海军学校、海军机器学校。”十一月十六日往见苏
维埃议长加利宁。”十一月“二十八日，公审阅第三国际对国民党决议文，佛然日：
吁，观其论调，不认识友党如此，应愧自居为世界革命之中心，前日晤其领袖徐维
诺夫，殊无振奋气象，外强中干，其成功盖可知已。下午诣第三国际勉为辞行……
谈次馨所欲言者，六时送邵元冲登车游学德国，晚与赵世贤述此次来俄经过情形，
戒其毋为外人支配。”十一月“二十九日趣装辞别越飞夫人，下午二时启程归国。”
十二月十五日上午七时船入吴漱口，九时抵沪。
这次考察历时三个多月，蒋介石在注重考察苏联军事的同时，也考察了无产阶
级专政下的苏联社会概况。因为当时列宁已病势垂危，无法接见来客，蒋介石就拜
会了托洛茨基和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及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胡定斯基。返回国内后，
蒋介石在12月16日《致俄外长齐采林书》中写道：
“星期天的晤谈，虽然没有讨论到什么具体的问题，我们很感激你抽象的给我
们的教益。昨日孙先生来电说：“谁是我们的良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胸中，
都有十二分明了。”
孙先生未电又称谢‘友邦政府及政党派代表鲍罗廷到粤援助之热心与诚意’，
又嘱‘吾等与诸同志从长计议等晤。……
“我在莫斯科期间，与托洛茨基相谈最多，而且我认为托洛茨基的言行亦最为
爽直。我在离开莫斯科以前，最后与托氏告别的一次谈话时，他与我讨论亚洲各国
革命问题，提到了日本、越南、印度及土耳其。他又特别提起在德国与波兰革命失
败的经过情形，加以分析；最后再谈到援助我们中国国民革命的问题。托洛茨基托
我回国要口头报告我们国父的一点，就是：他们苏俄自一九二0年对波战争结束以
后，列宁对于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就是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资本帝国
主义的革命战争，应在道义与物质上予以尽量援助，但不复使用正式军队直接参战，
以避免其在各国革命期间，再对苏俄引起民族有关的问题。所以他又郑重的说：
‘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