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驴唇不对马嘴，石达开不可能自称为“大盗”，何况他曾“应省试，举孝廉，邃于孙吴之学”，显然是深悟学问精髓之人。关键还在于，托名之作诗格太糙，比起石达开的诗心，有云泥立判之别。比如他的《述怀联》：“忍令上国衣冠，沦于戎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气势沉雄，被《饮冰室诗话》收录，梁启超赞不绝口，认为即使是陈琳的《讨曹操檄》、骆宾王的《讨武氏檄》都不如此联。
走到正科甲巷南口的第一人民医院门诊部，抽完饿血，就去x光室照胸片。我脱掉皮夹克，在黑暗中举起双臂，正面、反面，呼吸、憋气。那盏低功率的红灯突然大亮，红光普照，把那个暗中操作的医生拉出了皮影戏一般的黑影。从x光室出来，我坐在走廊等结果，心中一惊：在我所在的门诊部大楼原位置，应该就是清代按察使司署臬台衙门的尾部（它的正大门接东大街，今已不存），它的后门就是监狱所在位置。臬台衙门因要关押犯人，纵切极深，与正科甲巷南口相交，深达半条街。
记得李劼人先生在《暴风雨前》中就明确指出，石达开的凌迟地点就在科甲巷口的监门。
从一医院出来，我在伊藤洋华堂斜对门的快餐店吃了点东西，望着医院门口巨幅的阿迪达斯广告牌，nba球星那大汗淋漓的双王文濡：《太平天国野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版，第299页。
腿，那肌肉隆起的手臂，刚毅血性的表情，我决定回家。在自己收集的资料照片里，找到1995年在四川省档案馆举办的一次展览中，拍摄的那份处决石达开的档案原件，即清政府处决翼王石达开的公文。札文清楚地记载了处死石达开等人的具体详情：“将发逆石达开、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验明正身，绑赴市曹凌迟处死。将石逆首级用石灰腌罨、木笼盛装，以备解现京师，传示各省余贼。首级即枭示四门，以昭炯戒。其石逆幼子石定忠著牢固监……”（标点为笔者所加）周询在《芙蓉话旧录》里说，至光绪末年，成都一般都是在农历霜降后“秋决”行刑。最初刑场在东较场，后因附近居民渐密，到清中叶后，改在北较场。光绪末年编练新军，在北较场修建武备学堂，将刑场改在北门外砖棚子前一空坝内。“凌迟”人犯，成都俗称“剐刑”，则历来都在北门外的荷花池。
我推测，“绑赴市曹”不过是公文词语，因为必须这样说，才符合官场要求，以免留下“拖延”的把柄。其实，为防止突生事变，对石达开这样的巨魁，权柄者往往渴望一刀两断，越快越好。我征询过成都文化学者蒋维明、郑光路的意见，他们或撰文或对我指出，审讯后，即在臬台监狱进行凌迟。
有论者认为行刑地点是位于成都城内上莲花街的督标箭道，说“三人自就绑至刑场，均神气湛然，无一毫畏缩态”，周询在另一本著作《蜀海丛谈》中就作此说周询也承认非自己亲眼所见，是得自父亲口述，是“先太守甫截取来川，充省城保甲总局提调，所目睹也。”在此聊备一说。
至于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记石达开被擒就死事》则云：“六月二十二日，奉清廷谕，凌迟，行刑于北校场。”却不知以何为据。
经过对资料的反复甄别和田野考察，督院街一侧一个叫“院门口”地点，进入了我的视野。
周询：《蜀海丝谈》，成都：巴蜀书社，1986年版，第182页。
自明代以来，督院街历朝均系川省最高权力机关所在。明代之巡抚都察院，清代之四川总督衙门，民国时之督军署、省长公署及省政府等，均设于此。它西接走马街，东连南打金街。后人取部督之“督”字，和都察院之“院”字，连接起来，则命名为督院街。
1863年6月13日，石达开于大渡河兵败被执后，解送成都位于科甲巷的总督衙门关押。6月25日，川督骆秉章会同成都将军崇实在相距不过两里地、位于督院街的总督衙门提审了石达开和他的手下曾仕（宰辅）和黄再忠（中丞）。王廷焕指出：王家坝街向西与丝棉街接壤，在督院街与龙王庙相交处的一个街口称“院门口”，是指督院街口，这里也曾像北京城的菜市口是一个刑场。清朝时，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从臬台衙门的监狱，从那里提出后被杀害于“院门口”。现在，此地约在已成为红星路下穿隧道南端出入口南行50米的宽阔公路上。www。。c o mt。xt。小‘说‘天。堂
第51章 灵光消逝的祖地（4）
这就让我们发现，有关石达开的殉难地点，有了四种说法：科甲巷的臬台监狱、上莲花街的督标箭道、北较场、督院街口的“院门口”。2009年3月2日夜，我向四川省文史馆学者李殿元、张绍诚分别发去求教电邮，他们翌日回电指出，最大的可能地点，还是在科甲巷的臬台监狱。
如果再准确一点，凌迟地点，是在臬台监狱旁边的三合土院坝上。
凌迟在秦汉就已经出现，但不为国家法典允许，属于私刑。作为刑法，凌迟最早出现在五代时期，正式定为刑名是在辽，此后，金、元、明、清都规定为法定刑。但后来为了镇压农民反抗，对于不交纳赋税的也要处以凌迟刑，这在明太祖时期尤为突出。朱元璋亲颁《大诰》全面推行凌迟。朱棣靖难之变以后用此刑杀害的朝臣100多人，铁铉受刑，居然是在朝堂之上。每割一块肉还把肉放进铁铉口中，问他香不香。铁铉说：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发展到清王迋焕：《王家坝官邸与“枕江楼”娱乐场》，《华西都市报》2007年3月24日。
乾隆时期，如果打骂父母或公婆、儿子杀父亲、妻子杀丈夫，也是触犯伦理道德的重罪，要处凌迟刑。
凌迟在历代操作中是不同的，一般是切8刀。先切头面，后是手足，再是胸腹，最后枭首。但实际上比8刀要多，清朝就有24刀、36刀、72刀和120刀四类。据记载，实际执行时，对恶贯满盈者，则可以增加刀数。最多的是明朝作恶多端的太监刘瑾。被割了3天，共4700刀。但是否如此，不得而知。我觉得比较真实的是对付袁崇焕的“鱼鳞剐”，剐13700刀，分3天完成，英雄的肉还被广大百姓分而食之……周实先生在《刀俎》中，为汉语读者详细描摹了袁崇焕遭受“鱼鳞剐”的细节，可以参看。
在对凌迟工艺进一步细化的谱系中，曾国藩的贡献不亚于他为后世提供的“为官心得”和处事箴言。这个温文尔雅、吃透了传统文化的大儒，对凌迟来了个芝麻开花节节高，就是在割去受刑者的肉以后，还要撒上几把盐！而骆秉璋在这条血肉之路上再出奇谋——用烙铁再细细烫一遍创口！这个改良主义的设计，首批试验者就是石达开一行。如果说，曾国藩的改革是为了加剧疼痛以泄心中大愤，那么，骆秉璋的改良就是为了延续受刑者的痛苦——防止因失血过快而死亡，使得受刑过程变得过于单调，缺乏高潮和结尾！
周询在《芙蓉话旧录》当中倒是记录了一个颇有深意的事件：“当同治及光绪时，有范某者，为城守营之领旗马兵，夙称刽子手中之巨擘，自弱冠以至七十余岁，手刃及剐之人，不可数计。每斩一人，给钱一千文，剐则三千文。后之行刑者，亦无一不是范之弟子。在省城言杀人事，亦无不知有范某者。”爱新觉罗·载淳在1862年登基，开启“同治中兴”的新时代，石达开等人的剐刑，在成都自然不会从“刽子手中之巨擘”范某的麾下逸出。
而根据民俗学者蒋维明《科甲巷与石达开之死》的考证，行刑的刽子手计有三人，其中一人叫余宝，他的师爷叫段一刀，60年前鄂华：《石达开死亡真相考》，《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
在成都东校场对白莲教首领冉天元实施凌迟，刀法精湛，四川总督特奖励银牌。深得师傅真传的余宝，要牛刀小试了。我推测，范某与段一刀，极可能是师兄弟。
我的老家盐都自贡，有一道名菜叫“火边子牛肉”，是用极锋利的小刀剥下推卤牛的腿部肌肉，成巴掌大小，再予上味、熏烤。山西作家李锐在长篇《银城故事》里，借用了这个脍炙人口的刀法，移之于清廷酷吏威胁革命党，刀光清幽，自然获得了成功。这个刀法是否启发了骆秉璋以及魔头范某、段一刀，不得而知。
他的名字就是反抗的代名词
1863年6月12日，石达开及其5岁的儿子石定忠，部下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一行，经汉源、荥经、雅安、邛崃、新津，被押解到成都，骆秉璋会同川省文武官员，提审石达开等5次。6月25日，见榨不出什么油水，更怕突生变故，决定用刑。清末文人周询的《蜀海丛谈》记载的行刑背景是——“当时天色昏暗，密云不雨”。
周询的父亲周甫，时任省城保甲总局提调，参加了审讯全过程，经他口述，周询的描绘相当金贵：
就死之日，成都将军为崇实与骆文忠同坐督署大堂，司道以次合城文武咸在。石及两王跻堂，为设三拜垫于堂下。三人者皆跏趺坐垫上。其头巾及靴褂皆黄缎为之。惟石之头巾上，加绣五色花。两王则否。盖即章制之等威也。清制，将军位在总督之右，骆故让崇先问。崇语音低，不辨作何语。只见石昂头怒目视，崇顿气沮语塞。骆始言曰，石某今日就戮，为汝想，亦殊值得。计起事以来，蹂躏数省，我方封疆大吏，死汝手者蒋维明，《科甲巷与石达开之死》，《锦江文史资料》，2004年第八辑，第60～63页。
三人。今以一死完结，抑何所恨。石笑曰，是俗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今生你杀我，安知来世我不杀汝耶。遂就绑。石下阶，步略缓，两王仍左右侍立，且曰：“仍主帅先行。”石始放步先行。是时先太守甫戳取来川，充成都保甲总局提调，所目睹也。
这里再引一段现代著名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的《记石达开被擒就死记》就够了：“石王与曾仕和对缚于十字桩上。行刑人分持利刃，先剜额头皮，上掩双目，次剜双腕。曾文弱，不胜其楚，惨呼。石徐止之曰：‘何遂不能忍此须臾？当念我辈得彼，亦已如此，可耳。’曾遂切唇无声。凡百余刀，剜全体殆遍。初流血，嗣仅淡血，最后仅滴黄水。刑终，气早绝矣。”“何遂不能忍此须臾？当念我辈得彼，亦已如此，可耳。”这是石达开生前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大实话。对于凌迟，太平军是十分熟悉的。天国发生内讧的1856年，洪秀全利用韦昌辉杀害杨秀清及亲信6000余人，“醢而烹之，夷其族”。据说天朝还请高级将领分食杨秀清的肉羹。富有戏剧性的是，杨秀清被杀的那一天，后来洪秀全于天历九年颁行历书、诏旨中，钦定“七月二十七日”为“东王升天节”，不知道这是对杨秀清的追忆还是对韦昌辉的嘲讽。这两个月总共杀了文武官员两万人。当石达开指责韦昌辉兄弟相残后，韦昌辉说：“我虽不欲仇石氏，石氏亦必仇我。怨不可解矣。”他索性派兵围剿翼王府，杀石达开母妻子女等数十人。后来，洪秀全又利用石达开来天京靖难，凌迟处死韦昌辉，将其尸体寸磔，割成许多块，每块皆二寸，挂在各处醒目的栅栏处，上书“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对异己者标的为“叛徒、内奸”，从来就是“拨乱反正”的不二法门，而最具罪与罚中国意义的凌迟，自然会被权力发挥到极致。
任乃强：《记石达开被就死记》，《康导月刑》，1943年第5卷第7~8期（见西康省《康导月刊》1943年第五卷，第七、八期）。
王文濡：《太平天国野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版，第326页。
以血偿血，以肉偿肉，自然是符合那个黑暗语境中的血性法则。但曾国藩说，“查贼渠以石为最悍，其诳煽莠民，张大声势，亦以石为最谲”；极度自负的左宗棠也承认：“石逆狡悍著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出诸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所畏忌也。”显然，石达开不但是社会制度的心头大患，而且让朝廷大员们一再蒙受耻辱，一旦置之于权力的绞肉机下，也顺理成章地把一己的耻辱记忆细腻地铺排出来。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惩罚逻辑，得到了畅行无阻的配合与落实。
《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一辑）记载了1862年5月13日印度《泰晤士报》发表的一封英国军人的信，信中说：“我跟一大群人去看清军屠杀俘虏的太平军，这批俘虏是英、法两国军事当局交给满清方面处死的。……这批俘虏，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从刚出世的婴孩，到80岁蹒跚而�